01.26 芻議沙孟海先生對碑版刻手優劣的評判——以東晉墓誌、《爨寶子》、《廣武將軍》等為例

沙孟海 （1900——1992），名文若，浙江鄞縣人，現當代著名金石學家、文史學者、書法篆刻家、教育家。其在書學史料上有許多理論高屋建瓴，值得後輩借鑑和學習。關於碑版刻手優劣這一問題，他分別在《碑與帖》（1979年）、《書法史上的上的若干問題》（1980年）、《略論兩晉南北朝隋代的書法》（1983年）、《兩晉南北朝書跡的寫體與刻體——爭論的關鍵問題》（1987年）和《漫談碑帖刻手問題》（1988年）、《清代書法該說》（1988年）等多篇文章都論述到。但是沙孟海文章中所例舉的若干碑刻，其中涉及碑版的刻工優劣評判問題值得進一步商榷。

一、關於沙孟海所說的“方”即劣的觀念

沙孟海在《兩晉南北朝書跡的寫體與刻體——爭論的關鍵問題》中將兩晉南北朝各種石刻磚刻文字及木簡紙張上的墨跡排列起來，分類分體，做了比較，指出刻、寫不同，同時指出刻件之有優劣的問題，但其評判的標準尚有值得商榷之處，現原文抄錄如下：

石刻一 東晉《王興之夫婦墓誌》永和四年（公元348年）（圖一）刻手粗劣，起筆收筆皆用刀切齊，不照毛筆寫樣。

石刻二 北魏《鄭長猷造像》景明二年（公元501年）刻手粗劣，與《王興之夫婦墓誌》同一類型。

石刻三 東魏《高歸彥造像》武定元年（公元543年）刻手優美，圓筆自然，望似趙孟頫書。

石刻四 《蘭亭貼》定武石本 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原本，唐摹，傳是唐刻。刻手優美。

石刻五 《蘭亭貼》啟功所見舊本 刻手粗劣，起筆收筆多有方角。

磚刻一 東晉《王閩之墓誌》昇平二年（公元358年） （圖二）刻在硬磚上，刻手粗劣，與《王興之夫婦墓誌》同

碑刻二 西晉《呂氏磚》咸寧四年（公元278年）泥坯上劃寫章草，劃後燒硬，故無方角。

磚書一 高昌《徐寧周妻張氏墓誌》延昌四年（公元564年） 古人方筆如此寫法，並非筆筆如刀切。

磚書二 高昌《畫承夫婦墓誌》（前五行加刻） 章和十六年（公元546年）刻筆方飭，不全照寫樣。

陶刻 西晉《楊紹買冢地莂》太康五年（公元284年）泥坯上劃寫行書，劃後燒硬，擬折圓熟，亦無方角。

瓷刻 晉《郭水思瓷刻）泥坯上劃字，劃後燒硬。

木簡一 西晉《秦始五年木簡》秦始五年（公元269年）字畫圓潤，起筆收筆並無方角。

木簡二 晉《鎧曹木簡》字畫圓潤，起筆收筆並無方角。

木牘 北齊《高僑妻王江妃衣物券》武平四年（公元573年）多行寫件，字畫轉折輕便，起筆收筆並無方角。

紙本一 西晉陸機《平復貼》（章草）陸機（公元261-303年）早期寫本，多用尖圓之筆。

紙本二 晉《三國志寫本殘卷》（楷書）捺筆重滯，是晉人一般書風。要注意重滯處仍取圓勢，不成方角。

紙本三 前涼《李柏文書殘片》（行書）建興三十四年（公元346年）從楷書演變出來，筆畫圓潤，起筆收筆亦無方角。

紙本四 西晉《永嘉四年文書殘片》永嘉四年（公元310年）體勢在章草今草之間，起筆收筆亦無方角。

上列各件，皆註明寫與刻的情況。由於刻手有優劣，呈現出筆畫輕重剛柔，導致整篇書體有質樸與妍美的差異，關係實在非淺。[1]

圖一 《王興之夫婦墓誌》（左 ） 圖二 《王閩之墓誌》（右）

筆者就沙孟海以上所例舉的資料分析理出多種信息：

1）書法風格與其承載的載體關係緊密，涉及“碑學”“帖學”的審視角度，如石刻、磚刻上的刻字與紙本、竹木簡的毛筆書跡，效果是不同的，如果以墨跡去參照碑版，受刀鑿工具的制約，很容易形成方直形，再者由於二者材質不同，墨跡是不能百分百反映到碑版上的。

2）工序上前後影響字的效果，磚、陶、瓷泥坯劃字與燒硬後刻字，效果亦不同。泥坯上劃字圓融，燒硬後再刻字容易形成方角。

3）“刻”與“寫”是兩個概念，我們容易理解，如果“寫”（書丹）在前，依“寫”而刻，把二者並置比較，評判的標準多大程度地反映了墨跡本的“形”。這個是比較顯而易見的，這樣的品評也是較容易的，也是初級的。如果再深入一點，刻手是否所能惟妙惟肖地展現圓融纖細的點畫，如刀法的嫻熟、線條的勁挺等，這就是比較高的評判要求，因為不僅僅是涉及到“摹形”的問題。

4）對於現存的不同種類的碑刻我們用何種標準去評判是值得特別

5）然而沙孟海有多處提到“方”字（文中有劃線標註），映射了“方”作為評判刻工好壞的重要參數，得出的結論為是“方”即刻工劣。如果以此來判斷，歷史上許多具有方形筆畫的銘石書就很可能劃歸為刻工不佳。實際上沙孟海也確實是這樣判斷的，如東晉時時期以王謝為主的北遷而來的士族家庭的墓誌書風、以“二爨”為代表的具有“折刀頭”類筆畫的書體風格，在沙孟海眼裡刻工都不佳，但筆者認為其忽視了一個重要因素——時代背景下所形成的書風。

二、以東晉墓誌為例

自曹魏禁碑以來，西晉、東晉都延續此禁令，因此由碑轉向墓誌發展，由於官方不提倡致使刻工技術退化，東晉南下以後，士族群體期望日後北歸，對墓誌更趨簡化，功能僅以“標識”用。王氏家族的墓誌大體亦是如此情況。（著名的“蘭亭論辨”即是從東晉王、謝墓誌的出土而引發）。華人德在《論東晉墓誌兼及蘭亭論辨》一文中曾對東晉墓誌的形制和書法特徵做了詳細的闡述，認為東晉墓誌的墓主主要是來自祖籍山東、河南等地喬遷來的世家大族，墓葬主要集中在當時政治中心建康（今南京）周圍一帶，墓誌的作用主要是“標識”作用，期待收復中原後，魂歸故里，死後希望子孫將骸骨遷回先人舊塋，只是作為以後子孫遷葬祖塋是辨認棺木骸骨的記識，當時設置的墓誌是臨時的，多僅刻姓名、身份、籍裡、卒葬年月等，且形制簡單、多刻於磚面，石質亦有。可以看出東晉墓誌是政治迭變、世俗轉型等多因素制約下的表現。

我們把沙孟海所提到的認為刻工不好的《王興之夫婦墓誌》（公元348年）、《王閩之墓誌》（公元358年）兩通墓誌以年代前後擴展再做些列舉：

《謝鯤墓誌》景寧元年（公元323年）化崗石 （圖三）

《張鎮夫婦墓誌》太寧三年（公元325年）青石

《顏謙婦劉氏墓誌》永和元年（公元345年）石質 （圖四）

《劉剋墓誌》昇平元年（公元357年）磚質 （圖五）

《王丹虎墓誌》生平三年（公元359年）磚質 （圖六）

《卞氏王夫人墓誌》太和元年（公元366年）磚質

《孟府君墓誌》態元元年（公元376年）磚質

《夏金虎墓誌》太元十七年（公元392年）磚質

以上墓誌除《謝鯤墓誌》《張鎮夫婦墓誌》屬於有明顯的隸味，其他如《王興之夫婦墓誌》《王閩之墓誌》《顏謙夫婦劉氏墓誌》《劉剋墓誌》《王丹虎墓誌》《孟府君墓誌》《夏金虎墓誌》筆畫方厚平直、體勢趨方，風格極相近。這說明這種非隸非楷的體勢是當時的主流形態，是一種特定時代的書風，劉濤把它稱之為“方筆隸書”。[2]形成這樣的局面前文已經敘述到，此時南方楷書逐漸成熟，對於銘石書墓誌而言，工匠為了表達形式的莊重性，加上技術上的疏忽蛻化，故形成這種特殊的字體形式，即起筆有方頭方腦的寫法，後逐漸成為一種時尚。是銘石書發展從“隸”到“楷”的一個過渡時期，形成了代表這個時期的銘石書的時尚表達——“方筆隸書”，他不是某一個刻工所為個體現象，是在多種因素互相作用下發展而來的普遍範式。因此，沙孟海所說《王興之夫婦墓誌》《王閩之墓誌》二通墓誌由於用筆“方”而判定為劣刻，就有失公允。筆者就此問題再展開如下說明：

1）沙孟海所說“刻手粗劣，起筆收筆皆用刀切齊，不照毛筆寫樣”，認為是刻工破壞了書丹，那麼毛筆寫的“書丹”是否能寫成方筆刀切狀的可能？我們可以從新疆出土的高昌國大量墨跡磚志（如《任法悅磚志》）（圖七）現存的清人金農漆書方筆（圖八）、趙之謙方筆（圖九）以及當代書家孫伯翔（圖十）方筆圖例來看，技術上是沒有任何問題的。歷史上這樣的方筆墨跡還有很多，因此“刻手粗劣，起筆收筆皆用刀切齊，不照毛筆寫樣”，這句話說的比較籠統，因為存在書丹筆跡即是方筆的樣子。

圖七 任法悅磚志

從左到右：圖八 金農漆書 圖九 趙之謙書聯 圖十 孫伯翔書法

2）不管是先書丹或直接刻，工匠所能表達最終逃脫不了時代的書風，也就是說，東晉時期的士族墓誌表現為筆畫率意、方厚平直的時尚面貌，這些都必須是建立在銘石書體系中由“隸”向“楷”的轉變的特殊階段上考量；甚至可以放在魏晉時期以來“新妍”書風發展的大背景下考量。也就是說這是歷史的發展的必然結果——此時體勢趨“方”是銘石書的時代書風。

3）若以沙孟海的評判，“方”筆即“劣”筆，就沒有考量到“時代書風”這個不可迴避的因素。單純以“技術視角”為主來考量刻工優劣是不夠全面的。如果我們把東漢《曹全碑》（公元185年）（圖十一）、《張遷碑》（公元186年）（圖十二）作比較，時間兩者只差一年，能說《曹全碑》刻的精細圓潤即是刻工好，而《張遷碑》刻的粗獷方直即是刻工劣？

故以東晉《王興之夫婦墓誌》《王閩之墓誌》為例子，來說明“方” 筆即“劣”筆，是不妥當的。同樣的問題還有《爨寶子》碑。

三、判定《爨寶子》刻工的優劣

在《兩晉南北朝書跡的寫體與刻體——爭論的關鍵問題》一文中沙孟海指出：

刻手好，東魏時代會出現趙孟頫，刻手不好，《蘭亭》也幾乎變成《爨寶子》。[3]

在《清代書法概說》中，指出：

南碑如《爨寶子碑》之類，字畫粗拙，實緣刻手卑劣。[4]

從以上兩則可知，沙孟海認為《爨寶子碑》（圖十三）的刻工是不好的。不好的原因大抵能從字句間讀出，由於以趙孟頫書風來做參照，自然也是批貶《爨寶子碑》筆畫起方稜圭角的樣子。

《爨寶子碑》立於東晉義熙元年（公元405年），遠在雲南曲靖，其字結構內斂，字形最大的特點就是橫畫兩頭上翹，後人稱其“折刀頭”。這種寫法是沿用西晉洛陽銘石書風，而在用筆上作了簡化而成，即起筆露鋒下頓至左下，然後向上回鋒，徐徐右行，至右以相似的筆法下頓至右下後收筆。這樣的寫法是在結構和用筆中含用了楷書的成分，是楷法不自覺地羼入造成的。這種書風的形成不是孤立的，較為典型的是出現在4世紀

圖十四 《沮渠安周造佛寺碑》（左）圖十五 《沮渠封戴木表》（右）

以《廣武將軍》類的單刀刻法應該持一種什麼樣的態度去評判

碑刻的從技法上而言有多種：有單刀、雙刀、復刀等。《廣武將軍》（圖十六）即是單刀衝刻成的一例，筆畫不加修飾。沙孟海在《略論兩晉南北朝隋代的書法》雲：

《鄭長猷》《廣武將軍》《賀屯植》寫刻都不好。[6]

在《清代書法概說》中雲：

若干著名的北碑，如《鄭長猷造像》、《廣武將軍碑》、《賀屯植墓誌》，......實緣刻手卑劣。[7]

......一部分亂鑿亂刻，大失真面，又一部分連寫手也不佳（如《廣武將軍碑》、《鄭長猷造像》），我們不能以為“凡古皆寶”[8]

圖十六 《廣武將軍碑》

《廣武將軍碑》（前秦368）為北方十六國時期所立，於一九二〇年才被發現，康有為有此碑拓本題跋：“北碑新近出土以此石為古雅第一。《關中金石志》名為《廣武將軍》，則非也，乃廣武將軍曾孫產耳。惟碑為苻秦建元四年，去右軍《蘭亭》僅十二年。於字多隸體，實開《靈廟碑》之先，淵茂且過之，用與《好大王碑》並馳先。”[9]康有為對此碑其評價很高，這是他的看法，認為其古雅第一，開《靈廟碑》之先聲，此碑碑陽有界格，字形錯落有致；筆畫圓渾樸拙，用單刀直接刻，並沒有先書丹。沙孟海認為此碑寫刻都不好。應該是歸為亂寫亂鑿一類，認為其字跡拙劣，當然他也承認這些字跡在一定程度上說多有天趣，可以取法，但不是刻手優劣問題討論的範疇。[10]筆者認為這正是問題的關鍵，即如何看待刻工的“以刀帶筆”直接開刻的問題。用單刀直刻，如何去評判，若僅用工整作為標準去評判，自然拙劣，但是單以“技術”標準去簡單考量書法藝術，顯然片面，會導致書法審美的單一化，也會導致書法藝術審美的豐富內涵大打折扣。我們可以以篆刻來做比較：是悉心鑿來的細圓清麗的朱文印好，還是粗獷渾穆的衝刀所刻的白文佳，恐怕是各有各的好，審美標準不可簡單劃一。因此刻工是否優劣還應在審美標準多樣化的基礎上去考量。

關於沙孟海於刻手的優劣問題的肯定

筆者認為刻手的優劣問題，有些是比較容易客觀判定的，如：沙孟海在文章中列舉了許多實例，擇取三點予以討論：

1）沙孟海在《略論兩晉南北朝隋代的書法》指出：“新疆出土高昌國《畫承夫婦磚志》（當西魏大統十二年，公元550年）。前五行記畫承本人，書丹後已加刻，後三行記妻張氏，只書丹，未加刻。時間相隔三年，是否一個人書寫不可知。但後三行書丹運筆與我們今天所寫相同、前五行經過刀刻，便成筆筆方飭，失去運筆跡象。以書丹對照刻字是判斷刻手優劣很好的例子。”[11]本來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可惜王玉池在1994年《書法》第5期上提出並已證實前面已刻五行與後三行書丹是兩段時間所為，且非一人寫出。這樣就失去了可比性。由於篇幅原因，此不展開說明。

2）在《漫談碑帖刻手問題》中曾提到啟功曾告知他北魏《齊郡王妃常季繁墓誌》是出於兩位刻手所刻，文中說到“我過去對《常季繁》刻手印象很好，認為與《高歸彥》是一個類型，經啟老一提，回杭後細讀，始發現後面刻手差，特別如第十五行“撫惸”二字（圖十七），第十七行“實”字（圖十八），更其明顯，不是良工手跡。”[12]前後二者所刻同一碑，高下水平可直觀立判，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圖十七 圖十八《常季繁》

3）另外在《漫談碑帖刻手問題》所例舉的錯刻、漏刻也是判定刻工好優劣的例證：舉兩品為例，一，北魏《鄭長猷造像》（圖十九）、二，北周《賀屯植墓誌》（圖二十）。

圖十九 《鄭長猷造像》（左） 圖二十《賀屯植墓誌》（右）

北魏《鄭長猷造像》（公元501年）全文八行，行十二字、第一行第一字應是“前”字，未刻完，有漏筆。第二第三兩字官銜空格未填。第二行第一字應是“鄭”字，不知何故未寫，或者寫而漏刻。第二行末第三行首有兩個“一”字。北周《賀屯植墓誌》（公元564年），全文二十五行，行二十二字，有不少錯筆，更多漏筆，漏的不成字。如題目第一個“周”字，像什麼字？“開”字末筆豈可縮而不展？“儀 ”字缺刻“扌”。正文二十四行，隨便舉幾個字：千載的“載 ”字缺刻車字中直，跨馬的“馬”字缺刻中直。“恆農”二字有漏筆，功戰的“戰”字單旁缺刻中直。難得的“難”字右旁刻成“目”。以此可判定刻工水平，亦是讓人信服的。[13]以上所舉的例子是很好的判斷刻手優劣的實例。

當然，如何客觀科學判定刻手的優劣還有牽涉多種因素需要我們去思考。

對刻手優劣的歷史問題的反思

沙孟海在《清代書法概說》提到舊時代學者對碑版刻手優劣一層

1）漢代書論多以文賦寄於書法中，漢代以降，所論者多以書體特徵、個體書家為主，故鮮有涉及碑刻文字，唐代至清初多以帖學為主導，碑學概念是在乾嘉金石學興起的基礎上產生，古代對碑版關注並不多，這是事實，雖然在北宋以歐陽修為代表的文人對碑學有涉獵，但也多以考據為主，並未對碑版上刻字的技術方面給予足夠的關注。即使到了清代以翁方綱為代表的碑學人物，也是此類。

2）清代在對碑學一片稱譽聲。正如康有為所言“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於是山岩屋壁、荒野窮郊，或拾從耕夫之耡，或搜自官廚之石，洗濯而發其光采，模特以廣其流傳。”[14]，在這樣的狂熱背景下，自然鮮有對刻手優劣問題的探討，對刻手粗劣之品更是不會質疑。

3）最重要的是，古人對碑版銘石書與縑楮墨跡有之差別有清醒的認識，如米芾曾言：“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已非己書也，故必須真跡觀之，乃得趣。”[15]，說明古人早已明瞭，碑版文字無論如何精心鑿刻與墨跡文字仍然是有區別的，所以對碑版刻手優劣問題

圖二十一《郗璿墓誌》

結語

對於碑版刻工優劣的問題，沙孟海很早就給予關注，早在1932年《與吳公阜書》其就曾指出：“竊意碑版文字，先書後刻，刻手佳惡，所關非細。綜覽墨本，有書刻俱佳者，有書刻不佳者，亦有書刻俱劣者，未可一概而論也。”[16]這樣的總體綱領式的評斷是完全正確的，只是在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期間，沙孟海著述了許多涉及碑版刻工優劣的文章，本文所例舉即是僅限於針對個別碑誌上的問題，並未完全推翻沙孟海關於這一問題的主旨。筆者認為沙孟海在判斷碑版刻工優劣的問題，深受帖學的影響（雖然沙老的書風一直以碑學面貌呈現），往往以帖學先入為主的觀念去審視碑版的優劣，其深層次的原因或許是深受六十年代以來那場聲勢浩大的《蘭亭》論辨有關，這場論辨在一定層面促使了帖學地位不斷高漲。因為從沙孟海的相關文字中即能讀出其中的“隱意”，當然更主要的原因，筆者認為沙孟海在碑版刻工優劣的判斷上，忽略了兩個重要參考因素——“時代書風”和“審美多元化”。東晉墓誌和《爨寶子碑》是書法史發展在銘石書體的一個階段性的表現，近年來在文史和書法界掀起較大影響的王羲之之妻《郗璿墓誌》（圖二十一）也是符合這個方筆隸書的時代書風，又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很遺憾我們目前沒能找到諸如東晉墓誌字形的書丹予以佐證，但是從東晉墓誌普遍存在的這種方筆隸書，足以證明這就是當時“時代書風”的一種表現。另外以墨跡本《沮渠封戴木表》為代表的“北涼體”很好地證明了《爨寶子碑》碑的方筆，並非是刻工臆刻所致。所以絕不能忽略“時代背景”這個重要前提，而簡單認為鋒稜是刻工所致，而做出“方”即劣的評判。關於《廣武將軍碑》的單刀刻法，也沒有考慮到書法內涵審美的多元化問題。這些都是本文提出值得商榷的地方，也是本文的核心觀點。筆者管見，不揣淺陋，提出問題，供大家討論、請專家指正！

（本文原載《中國書法報》，今作者有所增刪）

【註釋】

[1][3]沙孟海原著，朱關田選編《兩晉南北朝書跡的寫體與刻體——爭論的關鍵問題》，載《沙孟海論藝》，上海書畫出版社，2010年，第131-133，134頁。

[2]劉濤《中國書法史·魏晉南北朝卷》，江蘇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53頁。

[4][7][8]沙孟海原著，朱關田選編《清代書法概說》，載《沙孟海論藝》，上海書畫出版社，2010年，第121頁。

[5]施安昌《“北涼體”析——探討書法的地方體》 載《書法叢刊》 1999年第4期，內中首提“北涼體”這一名稱。

[6][11]沙孟海原著，朱關田選編《略論兩晉南北朝隋代的書法》，載《沙孟海論藝》，上海書畫出版社，2010年，第114頁。

[9]見陝西三秦出版社一九八

[10]詳見沙孟海原著，朱關田選編《略論兩晉南北朝隋代的書法》，載《沙孟海論藝》，上海書畫出版社，2010年，第112頁。

[12]沙孟海原著，朱關田選編《漫談碑帖刻手問題》，載《沙孟海論藝》，上海書畫出版社，2010年，第137頁。

[13]參考沙孟海原著，朱關田選編《漫談碑帖刻手問題》，載《沙孟海論藝》，上海書畫出版社，2010年，第138頁。在原文基礎上有刪減。

[14]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尊碑第二》（外一種），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1——12頁。

[15]（宋）米芾《海岳名言》，見《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年，第361頁。

[16]沙孟海《於吳公阜書》，見《沙孟海全集·書學卷》，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第271頁。

許建一 男，號聽雪，衢州開化人。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沙孟海書學院研究員，且社社員， 1970年出生，現居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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