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7 《竹书纪年》写舜囚尧，而《史记》写阐让，哪个更真实？

秋天的红叶882

《竹书纪年》写于春秋战国时期，《史记》成书于西汉时期，虽然两书都出自史官之笔，但两个年代距离尧舜时期都十分久远，且那时没有像后来这样的信史、档案可查，恐怕能够收集到的信息有限，都难还原历史真相。至于究竟是禅让还是武力夺位，目前考古方面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撑，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笔者认为，禅让与夺位两位情形都是有可能的，不能仅凭想像轻易否定其中任何一种情形。

帝尧像

（一）关于禅让的可能性。有观点认为，五帝时期是部落联盟制，由若干个大的部落推选共主治理天下。如果尧舜时期确实是这种部落联盟制，共主实行禅让就完全有可能。因为天下不是打出来的，而是联合出来的，各个部落都有权参与到天下治理中去，各大部落首领也都有机会出任天下共主。否则，这种联盟制就无法存在，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实际上，完全以武力统一天下直到几千年后才由秦首次实现。当然，登上共主之位可能不一定像后世所说的有德者居之，而应该具备多个条件：一是部落有实力。如果所领导的部落没有足够的实力，恐怕难以坐上共主的宝座，就是坐上了也会举步维艰。因为虽然共主可以号令天下，但嫡系还是自己所领导的部落。二是本人有能力。担任部落首领能够把自己的部落治理好、搞兴旺，或者能够解决某个当时人们生存、生产、生活面临的难题，这样才能有说服力。三是遵守游戏规则。因为各部落之间能够相互制约，所以共主推选、天下治理各个方面都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一点在舜和禹的关系上明显能够感受得到，舜以治水不力杀了禹的父亲，但对禹并没有像后世帝王一样去斩草除根，而是继续委以治水重任；禹在父亲被杀后，也没有马上跳起来报私仇，而是兢兢业业地完成治水任务。

帝舜像

（二）关于夺位的可能性。实际上，许多朋友更倾向于相信《竹书纪年》的说法，因为信史上记载了太多的围绕帝位（王位）父子反目、骨肉相残的故事，似乎已经在帝位上的人宁死也不愿退位，觊觎帝位的人为了上位都会不择手段，甚至不惜弑父杀兄。在信息、交通各方面都不便捷的五帝时期，舜瞒住天下囚尧、杀尧完全可以做到，问题是他有没有必要这么做。从舜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有两个方面需要考虑：一是除掉尧是否就可以得到王位。如果除掉尧就可以得到王位，那当然没有必要犹豫；如果除掉尧之后，依然还需要走各部落推荐的路子才能取得王位，那样除掉尧就有得不偿失的可能。二是尧继续执政是否于舜不利。如果尧在打压舜的部落和势力发展，那么舜就有除掉尧的动机；或者舜对继位人选倾向于舜以外的第三者，那么舜也有可能提前下手除掉尧；但如果尧没有打压舜，除掉尧也不能自然而然地得到王位，那么舜除掉尧就没有足够的动机。

司马迁剧照

战汉古玉

先从个真实的例子开始谈起：

我三爷跟着我太爷读了十二年私塾，一手毛笔字村里一绝，过去村里对联、婚丧嫁娶等文仪，无不出自其手，子曰、仁义、礼信脱口而出，且为人谦恭，童叟皆爱。而且极为能干，十六岁分家立户，带着四个长工种三十亩地，种地种菜园是把好手；秋冬跑川、陕马帮，生意无路人有路，带着出产之物一路交换，有什么换什么，回家都驮着银钱、必用之物。58、59年村里开始饿死人，他硬是带几牛车棉油渣饼出去，在汉中换回了几船南瓜，救了几村人的命。

而我二伯更能，能说会道，但成分不好初二就被下学回家了。脑子灵光，自学木工，两年后盖房做梁架，四邻八乡老师傅无不听他使唤。但在家里，与我三爷极不对付，终于有天爷儿俩干起来了，好像因为二伯要盖房、三爷说没钱更不想欠钱，我当时拖着鼻涕在场：先是三爷拿鞋提抽我二伯，我二伯不敢还手，淌鼻血后才火了，一下把三爷按翻在地，拿板凳给了三爷光头一家伙，鲜血顿时直冒，三爷立马蔫了，躺在地上哭得惊天动地，在房里睡了三天都没出门。我二伯呢，第二天就叫了几十个小伙子，把院墙柴房扒了，五天后硬是在老屋西起了三间大瓦房。此后，三爷三奶奶住太爷传下的老房，二伯住新房，但凡家里家外大小事儿，连三爷都说，去找二娃子商量吧，他当家，我老了不作用了。

这场家长权力的父子交接，是通过血腥的暴力革命实现的。你可以说我三爷是选贤与能，听族老规劝，把家长之位“禅让”给了我二伯；也可以说我二伯凭武力打败了我三爷，夺取了政权。一个历史事件，有很多纬度，看你强调哪个纬度。只有各纬综合，才更接近历史真相。

具体到尧舜禹的交班接权，我是这样看的：儒家《史记》强调了尧舜禹的德性和能干，因而出现了“禅让”的说辞；而古本《竹书纪年》强调了舜、禹、启的权力斗争，因而出现了暴力夺权的记载。

我认为两者只是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纬度，都有夸饰成分。《史记》要突出圣人之道，为后世立典范，肯定过于美化。而《竹书纪年》实出自魏襄王的汲冢竹简，为魏国史书，三家分晋，魏本得国不正，没必要讳饰，因而更接近历史真相。

大家觉得呢？但否定尧舜禹启之贤，肯定也有失偏颇。如果再有几种原始记录，恐怕更有利于我们还原真相。但那是种奢望！

嘉会天下

当然是竹书纪年更真实！根据当代的黄帝研究权威大家，黄帝或者是10代，或者是18代，玉壶九千王大有都说黄帝是15代，齐老师说黄帝是11代，连黄帝时期都已经是父子相传的王朝模式啦，哪里有可能尧舜禹时期又是禅让模式？黄帝世系全是孔夫子编造的，他让颛顼做了黄帝孙子，大禹做了黄帝玄孙。可是根据科学院对黄帝元年的推策论文，颛顼帝生于元前2840年，黄帝生于元前4428年，差了一千多年，孔夫子居然让颛顼帝做了黄帝的孙子。孔子根本不是一个严谨的史学家，他编造黄帝世系完全是要把万世集于黄帝一身，为他的政治理念服务的，他捏造了禅让的假象，大禹在元前2070年执政夏朝，科学院推策得出的黄帝元年是元前4414年，差了两千多年，孔夫子居然让大禹做了黄帝的玄孙。还怎么相信他呢？司马迁是孔子的信徒，为了儒家理想，司马迁照抄孔子的黄帝世系，按照儒家理念塑造尧舜禹理想社会的圣人形象，岂不知这样直接阉割掉了中国远古历史达几千年之久。黄帝是六千四百年前的人，可是按照孔子司马迁的黄帝世系，只能算到元前2717年至元前2599年，孔夫子篡改历史的余毒太深。孔子及其信徒司马迁对远古历史的篡改甚至造成我们今天还原远古历史的巨大困难。幸好我们还有竹书纪年，尚书这样的古文献可以参考，可以把孔子搞混乱的远古历史一点一点修正过来。

老杨141007668

随着早期人类的不断繁衍和发展，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出现了很多氏族部落，其中以居住在我国西北方姬水附近的黄帝部落和居住在姜水附近的炎帝部落最为强大，黄帝和炎帝是远房亲戚，所以二人一直和平共处。

后来炎帝逐渐衰败，蚩尤领导的九黎族逐渐崛起，炎帝被蚩尤欺负，跑到黄帝那里求援，黄帝身为老大哥，一拍胸脯，接下了这差事，于是黄帝和炎帝打了起来。

黄帝把自己训练的熊、豹子、老虎、狮子都派到了战场上，把蚩尤族人咬的大败而逃。

在逃跑的路上，蚩尤请来了风伯雨师助阵，黄帝一看，立即做法请来了天女驱赶乌云。蚩尤又请来了巫师制造了大雾，皇帝使用指南车指引族人作战。

最终，黄帝抓住了蚩尤，把他砍了脑袋。至此，黄帝就是华夏最大的部落首领。

黄帝做了几十年首领之后，把位子传给了孙子颛顼，颛顼又传给了儿子帝喾。帝喾有四个儿子，他把首领的位子传给了大儿子，最小的儿子尧则被册封到了河北唐县，所以尧又称为唐尧。

老大贪图享乐，不理朝政，受到非华夏联盟——东夷族的进攻，老大不管不问，只管享乐。尧自己招兵买马，打败了东夷族的进攻。因为战功卓著，品德高尚，被推举为部落首领。

等到尧七十岁的时候，感觉自己快要不行了，就拉起了手下各位头领，商量继承人的问题。

大家商量来商量去，觉得还是舜合适。舜这小子为人处世很有智慧，舜的亲妈死得早，后母是一个坏女人，对自己的儿子象很好，但是对舜十分敌视。但是舜一点也不计较，还是对后妈很好。

尧知道后，就把自己的女儿娥皇、女英都嫁给了舜。他后母一看分外眼红，就一心想办法弄死他。

两人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当舜在屋子里的时候，两人点着了火，想把舜烧死在屋里，结果，舜安然无恙的走了出来。

两人让舜跳到井里去挖井，当舜跳下去的时候，两人拼命往里边锄土，结果，舜往上爬的速度胜过他们埋土的速度，舜毫发无损。

他们又让舜去修屋顶，趁机把梯子抽走，想把舜饿死或者是摔死。没想到舜像有降落伞一样，飘了下来。

想了这么多损招，这母子俩折腾得够呛，而舜越活越有精神，看来就是当领导的命啊。

在尧死后，舜想把领导的位子让给朱丹，觉得这都是人家的事情，自己只是一个外姓女婿，姐夫总不能抢小舅子的位置。结果，大家都不同意，没有办法，领导的位子还要做下去。

尧在位的时候，黄河爆发大洪水。经过商量决定派鲧去治水，鲧这个人太死板，遇到洪水就知道修造堤坝。那时候修的拦水坝不牢固，经常被冲垮，这样修了冲，冲了修，一直闹腾了九年，水没治好。

等到舜继位后，他实在不想再等下去，就把鲧革职杀头，另派他的儿子禹去治水。禹没有像他爹那样死脑筋，经过仔细查看地形之后，率领众人疏通河道，开渠引水，把水引到了大海里。经过十三年奋斗，治水成功，威望得到很大提升。

舜是禹的杀父仇人。在舜年迈体衰的时候，禹把舜流放到了长江流域，舜因此病死途中，娥皇和女英在舜死的地方日夜哭泣，眼泪哭干了，鲜血流了出来，滴到了江边的竹子上，主子浸染血斑，成为潇湘竹。

在禹年来的时候，再也没有开会搞选举，直接把皇位传给了儿子启。启称王之后，把氏族公社时期的部落联盟选举制度变成了王位世袭制度，他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中国社会从此进入了“家天下”的王朝时代。

从这里可以看出，三黄五帝那时没有搞禅让制，尧是禅让得到皇位，尧禅让给了女婿舜，禹架空了舜，夺得皇位。

人都是自私的，没有人愿意把权利和利益传承给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现在如此，古人亦如此。

品读春秋001

禅让，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禅让是真的存在吗？答案是：真的存在。

中国的王朝，其实大部分都是通过名义上的禅让建立的，不是暴力消灭前朝。

下图里蓝色箭头的王朝更替都是通过名义上的禅让实现的。

所以，三国的时候曹魏不是消灭了汉朝，而是汉献帝认为自己“能力不够”，禅让给曹丕的；

隋朝不是灭了北周，而是从人家那里禅让得到的；唐也不是灭隋，而是隋末帝禅让给李渊的。

此外，还有一种内部禅让，比如李渊禅让给李世民，武则天禅让给李显，乾隆禅让给嘉庆等。

第二层，禅让是真的选贤举能的交权，还是背后用暴力夺权？

显然，从王莽开始，到宋朝赵匡胤，有十几次王朝禅让，可以说本质上都是暴力夺权，只不过明面上是假惺惺的禅让而已。

那么，尧舜禹的禅让是哪一种性质？

真实的历史我们今天可以说无从知晓，我们只探讨，那个时代的禅让有没有可能是真正的禅让？

答案是肯定的。

①尧舜禹生活的时代，是几千年以前的时代，那个时代，根本没有什么国家的概念，那就是原始的部落世代。

②一个一个的部落，联合推举一个能力强的做首领，这个首领的权力远远不像后世的皇帝那么大，而作为原始部落，有能力者做头领，这才是正常的。

③那个时代，还是原始公社时代，人们的私有制观念和后世不可同日而语，说“天下为公”虽然有些夸张，但是也是相当程度的现实。

④那个时代，甚至是母权占据强大统治地位的时期，人们对父权（父传子，子传孙）的权力传承远没有那么强烈的观念。

⑤所谓家天下，父传子，那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很高的程度，私有制高度集中，出现国家集权，父权占据绝对权力的产物。

因此，尧舜禹的时代，是母权观念依然强大的，没有高度集中私有制观念的，没有国家概念的，父权观念不强烈的时代，是原始部落时代，所以禅让制是真正的选贤举能的禅让，这是完全可能的，在那个环境下，也完全是正常的。

今天我们动不动就以现代人的思维去想那个时代，认为怎么可能有人这么大公无私，传给别人，不传给自己儿子，怎么可能和平过渡首领，而不是阴谋暴力，然而在母系原始部落时代，推举能力更强的，能保护部落的首领，而不是让首领的儿子，孙子代代传下去，这才是正常的现实选择。（这里不探讨尧舜禹的禅让实质，只探讨在那个时代禅让是否是真正的禅让）

最能证明这个观点的是可以参考一些对当今世界上残存的原始部落的研究，可以发现这些部落的首领，不是老子传儿子，而是推举能打仗，能保护本部落的能力强的担任，这些首领的权力也完全不是像皇帝一样的绝对权力，氏族成员之间的地位也没有太大分化，甚至重大问题还会平等协商交流。

换个说法，尧舜禹那个时代的禅让，其实就是选一个族长/酋长出来，这就很容易被就接受了。后人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后人理解这个选族长/酋长，把它看成是选皇帝，才感觉皇帝那么好，谁不想做啊，皇帝那么好，谁不想传给自己儿子啊，才会觉得禅让是阴谋之类的。实际上，一个原始部落的酋长/族长，和一个封建国家的皇帝，那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概念。

师明礼

《史记》上记载，尧舜当时都是禅让的。尧年老了的时候，就把部落首领之位禅让给了舜；舜年老的时候，也把部落首领，禅让给了禹。尧舜之所以采用禅让的办法交接，是因为舜“有德”，禹“有功”。也就是说，《史记》认为当时部落首领交接的标准是因为某个人具有美好的品德和卓越的战功。

但是《竹书纪年》不是这样记载的。《竹书纪年》认为，尧舜都是被接班者逼宫的。尧年老的时候，被舜囚禁起来。舜年老的时候，也被禹扔到野外，让他自生自灭。在这里，《竹书纪年》认为古代部落首领传位的方式，凭借的是暴力。

（尧舜禅让）

两部历史史料中，采用了截然不同的说法。那么，哪一部历史史料里，讲的才是真实的历史呢？

现在我们已经无法根据《史记》和《竹书纪年》出现的时代，来判断孰是孰非了。虽说《竹书纪年》出现得比《史记》早，同时中间还有个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事件。但是，也并不能说，《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就没有看见过《竹书纪年》。或许他看过这本书，又或许他还看过其它书，他通过这些书的阅读比对，认为别的书说的才是真实的，而《竹书纪年》说的是假的，把它扬弃了，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

再说了，即便司马迁没有见过《竹书纪年》，也不能因此就认为《竹书纪年》所记载的是真实的历史。因为无论是《竹书纪年》还是《史记》，离尧舜禹时期，也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都不是亲眼所见。因此，并不能确定谁真谁假。

不能判断，我们便试着来分析一下。

（ 原始部落日常）

认为尧舜是采用禅让的方法传位，这种说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为什么说有一定道理呢？

因为在原始社会时期，物质生活极为不丰富，一个部落很难做到丰衣足食。这个部落必须要更强大，才能获取更多的食物。才能战胜其它部落，立于不败之林。

既然要非常强大，作为部落的首领，就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部落的首领承担着带领整个部落发愤图强的艰巨任务。而什么样的首领才能带着大家获得丰衣足食的成就呢？他必须有两点。

第一点，部落必须要能把整个部落团结起来。如果不能把整个部落团结起来，大家就不会拥戴他。而要能把众人团结起来，“德”就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舜当初被尧确立为继承人，而舜也获得了大家的拥戴，也是说得过去了。

第二点，部落首领必须要有能力。有能力才能获得更多的食物，有能力才能战胜其它部落。同时，有能力才能因此建立“功”。在舜禹的时代，洪水肆虐，谁也想不到治理洪水的办法。而禹想到了，带领大家疏导了洪水，让庄稼能够生长，能够获得足够的粮食。因此，禹被舜确立为首领，而且受到大家的拥戴。

（大禹治水）

不过，《竹书纪年》中所讲到的，对年迈首领的放逐和囚禁，其实也是说得过去的。

其一，这是一种丛林法则。人是从丛林中来的，在人类的早期，采用这种方式，是合情合理的。

其二，尧舜禹时代之后，立刻就进入了夏朝。在夏朝的初期，发生了一系列的夺位事件。从夏启到太康、中康、少康，全都有暴力渗透在其中。之前的人类是丛林法则，之后的人类是丛林法则，却说尧舜禹时代是禅让，这怎么说得过去呢？

其三，和尧舜禹差不多时代的蜀地，流传得很广的“杜鹃啼血”的故事，就是一种丛林法则逼迫的结果。怎么能说偏偏在中原地区，会出现禅让这样一种形式呢？

既然两种说法都有道理，那么，究竟哪一种说法，才是真实的呢？

我认为，或许两种说法都不是真实的，而是写作者自己的一种想象而已。

《竹书纪年》成书于春秋时期，当时天下纷争不断，信奉的就是丛林法则。谁最强大，谁就能够称霸。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把尧舜禹想象成丛林争斗的样子，也是说得过去的。

《史记》成书于汉朝。当时天下已经实现了大统一，绝对不能在民间张扬武力，而是要维护好天下秩序，要讲究谦让和团结。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尧舜禹时代，又被想象成“禅让”的样子。

如此而已。

张生全精彩历史

我认为《竹书纪年》的说法比较符合历史真相。

先秦著名思想家韩非子有这么一句话：“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

儒家所津津乐道的上古“禅让”，在韩非子这里却成了“舜逼尧，禹逼舜”。若是属实，那么这种禅让的本质，与后来曹氏、司马氏篡权模式如出一辙。这个说法只是韩非子杜撰出来的么？或者他有秘密的资料来源，而这个资料是其他人所没看到的？

一本神奇的史书破茧而出后，让问题水落石出了。这本书就是对中国史学界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其实就是战国时代魏国的史书，后来秦始皇一统中国后，把六国史书都给烧了，魏国史书也就消失了。所幸的是，在数百年后，公元281年一起盗墓事件竟然让这本史书得以重见天日。

据《晋书》所记，这是魏襄王或魏安釐王的墓，墓穴中藏有数十车的竹简，其中便包括这本非常珍贵的魏国史书。由于这本书是刻在竹简上，故而称为《竹书纪年》，也称为《汲冢纪年》，因为是在汲郡的墓穴中发现的。

《竹书纪年》的珍贵之处在哪里呢？在于它与正史的记载有许多不同之处。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古代史书不是写给小民们看的，而是给君主看的，这是属于内参，绝密。给普通百姓看的，实际上是另一个版本，是出于统治的需要而曲改了的历史。现代的考古发现，有力地证实了《竹书纪年》的可靠性。

《竹书纪年》是如何记载舜取代尧的事情呢？共有几个记载，我们来看一下：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放尧于平阳。”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注：后稷就是弃，他是帝尧的同父异母兄弟，被舜任命为后稷，后稷是主管农事的官名。）

这些记载，完全颠覆了儒学史学传统的“禅让”美德。原来舜是发动政变，囚禁了帝尧，又斩断了帝尧与儿子丹朱的联系，以此逼迫帝尧让位！

原来这竟然是“禅让”的真相。舜的手段，与后世的王莽并没有多大不同，但是舜侥幸得到善名，而王莽却得到恶名。

由此可见，《竹书纪年》里的说法，与韩非子的说法并无二致。那么，为什么在学术发达的春秋战国时代，只有韩非子提到帝尧是被舜逼迫让位的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其他人看不到内部史料。韩非子是韩国公子，而韩国与魏国都是从晋国分裂而来的，因此魏国史料中从五帝时代到晋国时代的记录，在韩国也应该保留一份。韩非子以王室贵族的身份，自然有可能接触到这些史料，因此他才能写出“舜逼尧”的观点。

当舜大权在握时，便开始清洗异己势力，把刀口对准反对派，以武力手段镇压自己的对手。铲除“四凶”一直被儒家学派认为是舜的功绩，由于汉代之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一枝独秀，所以很少有人去置疑所谓“四凶”的说法。现在我们摆脱了传统儒家史观的束缚，可以好好探讨一下“除四凶”的真相了。

“四凶”指的是共工、欢兜、三苗、鲧，其中共工、欢兜、鲧都是人名，三苗则是九黎分离出来的一个部落。在传统儒家看来，四凶都是罪行滔天，十恶不赦，可是他们到底犯什么罪，没有人说得清楚。

先来看看《吕氏春秋》的说法：“尧以天下禅舜，鲧为诸侯，怒于尧说：‘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欲得三公，怒甚猛兽，召之不来。帝舜于是磔杀之于羽山。”

再看看韩非子《外储说》的说法：“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之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之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杀共工于幽州之都。”

因此，共工与鲧被杀的原因只有一个：反对舜称帝。

鲧与共工是因为反对舜而被杀死，这已经有明确的证据。那么欢兜呢？欢兜之所以在劫难逃，是因为他与共工关系密切，他曾经在帝尧面前称赞共工的业绩。共工被流放乃至被诛，欢兜自然被牵连，流放到崇山，据说后来投南海自杀。

至于三苗，同样是因为政治原因而遭到舜的镇压。晋人郭璞注《山海经》有这么一句：“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

从上面可以看出来，所谓的“四凶”、“四罪”，其实根本不是因为这些人有什么十恶不赦的罪行，而仅仅是因为他们反对舜，他们不过是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这恰恰印证了“成王败寇”的说法，成功的人就是圣人，失败的人就是恶人，所以舜成为圣人，而鲧、共工、欢兜等则成为千年流传的恶人。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舜取代尧，并非禅让那么平和、那么一帆风顺，实际上充满了血腥的政治斗争。

君山话史

《竹书纪年》写舜囚尧，而《史记》写禅让，哪个更真实？

　　其实，《史记》记载的禅让，与《竹书纪年》记载的舜帝囚禁尧帝，武力夺权，其实是一件事情的两个面。

　　哪个更真实？横看成岭侧成峰，综合起来，才可能是真实。

　　我们都知道，司马迁的写《史记》的态度很认真，不过，在有些地方，司马迁的记载也很可疑。比如许多英雄人物私下的言论，甚至是心里话，司马迁是怎么知道得？

　　说一千，道一万，“想当然耳我！”

　　比如说，对于汉武帝、卫青、霍去病三人，明明是本朝人士，偏偏司马迁写起来极为含混，尤其是对于卫青、霍去病的功绩，几乎都是一笔带过，或者用他人奏章表述。而对于像李广这样的人物，司马迁则毫不吝惜笔墨，大写特写李广如何屡败屡战，身先士卒。

　　实际上，因为司马迁的个人原因，司马迁在描写到刘家皇帝以及外戚时，多少都带着鄙视与仇恨。当写到一些失败的英雄时，比如项羽、李广，司马迁就好感大发，有时候甚至要跳出来大发感慨。

　　当然，司马迁在多数时候还是非常客观的。这个客观中，包括“为尊者讳！”就是只要是地位崇高的人，即便犯了邪错误，我们也要尽量包容，尽量往好的地方讲。

　在《史记·五帝本纪》中，也记载了尧舜之间一段往事：

　　这段故事是说，尧帝因为自己的儿子丹朱不贤，不想将帝位传给他。于是他四处考察贤德之人，终于发现了舜帝。为了考察舜帝，尧帝特意将两个女儿下嫁，然后让舜帝执政一方。结果，舜帝果然很有才华，治理能力超群。经过数年考核，最终尧帝认定舜帝就是最合适的继承人，于是公开将帝位相让。

　　《竹书纪年》中，一共有四处地方讲到了尧帝与舜帝的关系：

　　按照这本书记载，尧帝并非主观上禅让帝位，而是因为舜帝逼迫，掌握了大权，于是被迫退位。舜帝对于尧帝非常警惕，将其囚禁在平阳，并且将尧帝之子丹朱也囚禁，还让两父子终身不得相见。　

　　两段记载中其实除了主观意愿上有所不同，其实没有本质的冲突。至少在《竹书纪年》中并没有否定尧帝将女儿并且是俩女儿嫁给舜帝的事情。

　　我们综合来看，真相极有可能是，尧帝年老，舜帝崛起。为了安抚这个年轻的部落首领——我们知道，当时的社会还处于部落联盟时期。最强部落并不是固定的，因此，部落联盟盟主也就是天子，也不是固定的——尧帝先后将两个女儿嫁给舜帝，可见，尧帝为了得到舜帝拥护作出了多大努力。

　　可是，尧帝没有想到，舜帝并没有安于现状，反倒趁势崛起，最终逼迫尧帝退位，自行接掌天子大权。就连大舅子丹朱也被他镇压。

　　事实上，这类桥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比如曹丕之于汉献帝。比如隋文帝杨坚对付北周小皇帝，比如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收拾后周小皇帝……

　　难怪曹丕之接受汉献帝禅让时慨叹：舜禹禅事，我今知矣！

叶之秋

尧、舜、禹三代禅让的盛世，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一直到启的出现，“家天下”取代了“公天下”。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那种以贤明而择君主的“禅让制”，成为了主流的史学观念，包括《史记》记载也是如此。但西晋时期，盗墓贼发现一古墓，其中出土的先秦古籍《竹书纪年》中，却有着：尧舜禹之间，通过囚禁流放夺取权势的记载，那么事实究竟怎样呢？

其实，尧舜禹禅让的佳话，是有一定的人为因素的。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下为公”，这种美好的构想也吸引着历代的仁人志士。可什么是“天下为公”，总需要一个标准，几乎没有文字记载的上古时代，就成了塑造这种构想的最佳选择。

《史记》成书于汉武帝年间，儒家早已成为有数的正统思想，对司马迁本人有着深刻的影响。其次，对于缺乏史料的上古时代，司马迁采用民间传说作为借鉴依据之一。尧舜禹的“禅让”，更多是人们口口相传的结果。但对于司马迁来讲，秦代焚书形成的史料断层，采用如此方式补全缺失，是无奈之举也是最佳选择。

可《竹书纪年》作为先秦时代的史书，对此记载截然不同：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也就是说尧晚年有荒唐的举措，舜通过一些手段囚禁了尧，然后登上了权力顶峰。

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为何会出于史书之中呢？秦这个时代节点是关键，《竹书纪年》出自先秦战国时代，而《史记》成书于汉武帝年间。前者代表的是分封制下的割据时代，后者代表的是郡县制下的大一统时代。

有些标新立异的说法凭借《竹书纪年》，攻击《史记》正统地位，其实大可不必。因为他们的立脚点在于：越早的史料，越接近上古时代，真实性也越有保障。

乍一听很有道理，可仔细一琢磨，这种论断漏洞百出。甲骨文的出土使商朝，有了切实研究的文物基础，而夏朝至今都缺乏丰富的文物佐证，更何况是飘渺的上古时代呢？其中间隔夏、商、周三代，对于尧舜禹时期的了解程度，不会有很大的偏差。司马迁和《竹书纪年》编撰者，间隔尧舜禹时代的年限，都超出了可以实际考证的周期。

就像伽利略的比萨斜塔实验也是有前提的：投掷物必须达到能够自主下落的质量，不受空气浮力影响。史料准确性验证也是大同小异，如果《竹书纪年》编撰于夏商时代，可以准确接触尧舜禹时代，那么这种论断可信度就很高。但战国时代对于上古时代，不存在直接附属关系，换句话说：《竹书纪年》编撰者也不能准确考证那段尘封的往事。

因此，以两者有限的年代差，来区别两者的准确性，其实就是利用人们的“惯性思维”，“五十步笑百步”式的偷换概念。既然过远的年代都无法准确考证，那历史研究的价值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许多人都会疑惑，其一，无法确定不代表不能证实，其中需要一个必要的过程，就像甲骨文出土之前，商朝的记载也如“镜中月，水中花”。而夏朝在内的更久远的年代，需要一步步考察，必要文物出土之后才能证实，如此才符合史学研究的严谨性。

其二，考察一个时期和考证一个时期，存在根本性的区别。前者是根据文字、文物等资料，逐步探索的过程；后者则是文字、文物资源充足，足以拍板定案的阶段。

因此尧舜禹阶段的还原过程中，不能偏听偏信。《竹书纪年》出自战国年间，那个时代：礼乐崩坏，就是周王室的分封制即将崩溃，处于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其撰写者作为魏国人士，眼见连年争端，生灵涂炭，心中愤懑可想而知，尧舜禹依靠手段夺取权力也就解释的通了。春秋无义战，战国尤甚之，对于一段难以考证的历史，撰书人会将当前社会主流观念带入其中。

《史记》成书于西汉年间，儒家自此兴盛，之前道家、法家盛行之时，儒家也是主流思想之一。因此司马迁会受到儒家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他的笔下，无法考证的尧舜禹时期，依靠才能、互相推举，也就成了上古时代的盛举。

所以“禅让”真相，要一分为二的看问题，其一，它不会像《竹书纪年》撰写的那样赤裸裸的残忍；其二，它也不会像《史记》描绘，如此平和惬意。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争端，上古时代绝不会脱离人的范畴，必要的争端一定会有。但文字记载能够有效保存之前，人们依靠口口相传的方式传承文化，有两个突出特点：其一，不会空穴来风，一种言论不会凭空产生；其二，不能全盘接受，同一件事物，传播到第二个人时，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偏差。

《竹书纪年》、《史记》对于尧舜禹时期的记载，传承于民间传说，夹杂有时代背景。因此，前者尧舜禹互有龌龊属实，后者描绘“禅让”以贤任能，也有一定的基础。

尧舜禹“禅让”是在以贤任能的大时代基调下，存在一定龌龊举动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尧舜禹也不例外。一个人是脱离不了大时代基调的，三人之间或许会有龌龊，但上古时代以贤任能的时代基调不能否认。

以贤任能在上古时代扎根，在于人们落后的生产力，难以单独生存在残酷的大自然。部落需要英明的首领，带领大家争取生存的空间，人们都发自内心的拥护贤明的人。这就是“禅让”制度存在的现实依据，一代代贤明首领带领下，一个个部落才能繁衍生息。而试图打破“公天下”的人，都会受到部众的反噬。

启能够结束“禅让”，建立夏王朝，开启“家天下”的时代。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一个个家庭或氏族，有了独立生存的能力。尧舜禹三代之前，何止三代？“禅让”整体上是一种举贤任能的求存行为，扎根于群体部落的生活方式。

《史记.五帝本纪》、《竹书纪年》

汉史钩沉

所谓“禅让”，其实就是一场权谋的宫廷政变，史官按照执政者的意志曲笔晦直，未能言实，用漂亮的文字歌功颂德，伪饰了权力继承的残酷。

司马迁写《史记》时，正是资料缺乏的时代，他不可能得到更多的信息资料来证实前代所发生的是非曲折之事，故只能按照前代史官记录的一面之词秉笔直书，一方面既尊重了历史，同时又反映了对政治理想的美好向往，后世学者本来就渴望国家政治清明，和谐太平，依此心态，也就乐意接受了司马迁的记载。

《竹书纪年》的作者要么是民间人士，要么是朝廷内的失意者，对当时发生的事件内幕十分了解，写下后不敢“公开发表”，恐惧祸及自身，故托后人藏于地下，听天由命处置，最终被发掘出来，历史突然之间就真相大白于天下了，近代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权力交接也没有逃出这种相似的结局。千年的中华政治，千年的文化传统，连绵上演着数不胜数的秘密之戏，喜也好，悲也罢，其实都大同小异而已，对寻常百姓而言，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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