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平縣流曲鎮北門外，曾有一座氣勢宏偉的古陵墓。墓主人就是明代三朝（嘉靖、隆慶、萬曆年間）元老孫丕揚。
孫丕揚（1531—1614），字叔孝，號立山，富平縣流曲鎮南街孫家堡人。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丙辰進士，歷任應天府尹、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大理寺卿、戶部右侍郎；詔拜刑部尚書、吏部尚書，太子太保等職。史有“無私、廉政”，“發奸如神”之譽。
萬曆元年（1573），孫丕揚以右僉都御史身份巡撫保定諸府時，就“以嚴為治，屬吏皆惴惴”，為防北方蒙古入侵，加強邊防，“增置敵樓三百所，築邊牆萬餘丈”，受到皇帝表彰。對權傾朝野的司禮秉筆太監馮保，內閣首輔張居正等的一些越軌行為，他不畏權勢，不懼報復，也敢於抵制說“不”；曾有“內豎殺人，逃匿禁中，丕楊奏捕”，使其受到應有的懲罰。
萬曆十九年（1591）在刑部尚書任上，因“三法司”機構多牽制，致“獄多滯囚”且“冤獄無所訴”，孫丕揚採取措施，以刑部、大理寺各置籍，獄上刑部，要求大理寺次日審結，再次日還刑部，如此，理案迅捷，量刑得當，史贊“孫丕揚不轉堂”。並上奏章，明確各衙門的權限、職責，辦案程序及罰則；對於“民瘼”、“吏治”、“撫按監司風化”等，也規定了郡邑、撫按監司、部院各級應負的責任，提出約束，並頒佈天下，以“獎廉抑貪，共勵官箴”，這些都得到神宗帝的讚許和支持。
明萬曆二十二年（1594）丕揚詔拜吏部尚書。史評“挺勁不撓，百僚無以敢私幹者”。為杜絕在“大計外吏”或是選拔官吏中的“中貴請謁”，而改革銓(qúan,量才授官，選拔官吏)政，創“掣(chè，抽)籤法”，遇“大選急選，悉聽其人自掣，請寄無所容”，“一時選人盛稱無私”。
明代中後期，政治腐敗，宦官專權，朋黨之爭在歷史上已演繹到了極致。官場上相互傾軋（yà,排擠）、勾心鬥角混亂不堪。身為六部之首的吏部第一長官時時處在風口浪尖之上。在紛繁的人事爭鬥中，孫丕揚無私無畏，以正祛邪、選賢任能，因此也受到了來自各方面的誹謗和攻擊，甚至也引起神宗帝的猜疑。他多次上疏求退，然“帝終念丕楊廉直”，多次挽留，直到“七十有八”仍“白首趨朝”，以效忠朝廷。史評“三十八年大計外吏，黜陟(zhì,晉升，進用)鹹當”。“丕揚齒雖邁，帝重其老成清德，眷遇益隆”，然自知年事已高，執意辭官還鄉。“家居二年卒，年八十三。”一代賢臣終落葉歸根。後贈太保，天啟初年，追諡“恭介”。
孫丕揚身為朝廷重臣，政務繁忙，但他仍心繫故鄉辦了不少好事。其有據可查並可圈可點的主要有這麼兩件事：其一，領銜編纂了富平縣首部縣誌。萬曆十一年（1583）仲秋，孫丕揚應時任富平知縣劉兌相請，擔綱主纂《富平縣誌》，於萬曆十二年（1584）正月完稿。全志統列“圖考、地理志、建制志、祠祀志、官守傳、鄉彥傳、選舉志、田賦志、習俗志、溝洫志”共十卷，約三萬四千餘字。該志通篇結構嚴謹獨特，行文精煉流暢，主旨厚德重孝揚善，論評中肯樸實恰當，用詞精準言簡意賅，頗具《史記》風範，史稱《孫志》，是為明代“陝西八大名志”之一；其二，在大飢之年奏請皇帝減免了民租田賦。據《明史·孫丕揚傳》記載：“萬曆十五年七月，黃河以北大飢，丕揚鄉邑及鄰縣蒲城、同官至採石為食。丕揚傷之，進石數升於帝，因言：‘今海內困加派，其窮非止啖（dàn，吃或給人吃）石之民也。宜寬賦節用，罷額外徵派有諸不急務，損上益下，以培蒼生大命’。帝感其言，頗有所減罷。”
孫丕揚墓位於富平縣流曲鎮北門外的埝上頭（今流曲至小惠公路東），北依高埝，南面錦川，東瀕無名河，西臨蔡陽河，就像一把太師椅，風水極好。孫丕揚墓座落在高崗地正中偏北，墓園佔地數十畝，裡面松古柏蒼翠，墓冢前有一座雄偉的石牌樓，神道兩旁分列著很多石人、石馬、石獸、石柱和精雕細刻的石桌、石凳，墓區圍牆高聳，莊嚴肅穆。
該墓毀於“文革”期間，當時石牌樓被砸毀，墓冢被掘開，僅兩孔石拱券而已，裡面填滿了黃土，別無它物。在講究厚葬的明朝，三朝元老的陪葬品卻如此“吝嗇”，或許印證了孫丕揚清正廉潔的一生。惜現在墓冢已蕩然無跡可尋了。
富平先賢孫丕揚，名垂青史。他不僅是富平人的驕傲，更是富平人的楷模！
(張小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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