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7 现在有人提出新的观点说如果安禄山不起兵反叛也会有别的人,您觉得呢?

无悔人生1113


唐玄宗统治后期,朝政腐败不堪,尤其是重用胡人,并且给了胡人相当大的权力,即节度使制度,如此以来,随着节度使权力的不断增强,如果说安禄山不反也会有别人造反,这个说法是可以完全成立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唐朝表面光鲜,实际上底层百姓生活困顿不堪。


因为唐玄宗时期,唐朝经济已经发展到了空前强大的地步,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导致大唐表面上看起来富庶无比,但实际上唐朝底层老百姓生活相当困苦。今年热播的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从中就可窥见一二。

二、奸相李林甫为达到长期把持朝政,大力打压汉族士子。

除了底层百姓没有活路外,大唐士子也过得很艰难。因为唐玄宗长期宠信奸相李林甫,李林甫尝到了权力的味道后欲罢不能。为了能长期把持朝政,故大力打压汉族士子,以免他们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另一方面,因为胡人很少学习文化知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文盲,不像读书人那样花花肠子比较多,便于控制,最重要的是他们不会威胁到自己的宰相地位。所以李林甫大力向唐玄宗推荐胡人,并建议唐玄宗重用胡人,并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进节度使制度的施行。安禄山便是这个时期进入唐朝国政,并被唐玄宗委以重任的。

三、节度使权力太大,容易形成割据政权。

节度使的官职权力颇大,比如安禄山为范阳节度使,那么,范阳所有的军政事物其实都是由安禄山一人掌控。



长期如此,可想而知节度使权力多大,他们俨然就成了大唐帝国的国中之国。因此,当他们的实力达到一定程度后,要与唐朝中央统治者争权就成了一种必然。

由以上三点可以看出,唐玄宗统治后期其实唐朝早已危机重重。农民吃不上饭,士子没有出头之日,割据政权又尾大不掉。因此,造反就成了必然,现在很多人以为安史之乱是胡人造反,实际上,安史之乱除了领头的是胡人,从士兵到将领,那都是清一色的汉人。



所以说,即使此时安禄山不反,也必定会有其他的权臣造反,这是一种历史必然。


史海钩沉


这个观点算不上“新”,安禄山造反绝不是偶然因素,而是当时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也就是说,大唐江山就像一个暗流涌动的火山群,喷发是早晚的事,安禄山只是第一眼火山,没有他,别的地方也会发生叛乱。

我们所看到的安禄山个人的野心,他与杨国忠的矛盾,甚至他与杨贵妃的绯闻等等,有的属于诱因,有的纯属杜撰。

自开元晚期,唐玄宗个人的堕落,带来大唐朝廷集体性腐败,进而引发均田制的崩溃,和国家经济的迅速衰退。同时,唐玄宗重用李林甫、杨国忠,导致朝廷政治斗争加剧,上层矛盾尖锐,朝政行政效率下降。节度使制度又为大唐培养了一批“藩王”,他们的实力远远超过了中央,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这些背景,才是培育安史之乱的温床,安禄山只是那个环境下的代表人物而已。

政治腐败,导致大唐国力迅速滑坡

早年英明神武的唐玄宗,到了晚年变得不思进取,贪图享乐,他首先堕落成为一个大蠹虫。尤其是杨贵妃入宫后,唐玄宗从专职皇帝,变成了专制梨园大师,除了歌舞宴饮,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当然权力还是要抓在手里的。

“甲第洞开,僭拟官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千万计。”

据说,杨家三姐妹,每年的脂粉钱超百万,专门给杨贵妃织锦刺绣的工匠,宫里就养了七百人。皇帝如此,大臣们有样学样,集体腐败堕落。唐玄宗即位初年,朝气勃勃的气象没了,他躺在盛唐的梦幻里,逐渐老去。

列朝列代的末期,都逃不过土地兼并问题,它就像一个毒瘤,侵蚀了农业文明体系下的帝国。唐朝开国以来,一直沿用国家控制土地的均田制,随着开元盛世的到来,土地兼并浪潮也伴随而来。此后,国家所掌控的土地,逐步私有化,失去了对土地的调控能力。

“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兼并,莫惧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夺,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爰及口分永业,违法买卖;或改籍书,或云典贴,令百姓无处安置。”

农民大量失田的结果就是,流民遍地,国家税收的基础被摧毁。而与此同时,统治阶级奢华的生活成本,必然数倍转嫁到少量拥有田产的老百姓头上,又造成新的失田,恶性循环。

历史早已证明,无论多强盛的政权,也经不起上层政治的集体腐败,大唐的经济滑坡,从到达顶点的那一刻,就以过山车的速度坠落。

政治斗争的复杂化,加剧“烂心”速度

国家治理的核心就是安民,百姓安居乐业,则百业兴旺,百业兴则国家富强,盛世王朝无不如此。天宝年间的大唐,朝政的核心似乎只为一个——权力斗争!

年轻时候就是政治斗争高手的唐玄宗,晚年对政治斗争的心得很自信,也许他认为,只要有高超的政治手腕,通过驭臣术,让他们相互掣肘,他就可以稳操皇权。皇帝与相权,相权与东宫,藩镇与中央,还有勋贵势力,搅成一锅粥。

这位外表仁爱的皇帝,其实是个唯权利独尊的家伙,为了权力,一日杀三子。因为猜忌,贬死义子王忠嗣,让安禄山造反失去了障碍。

讽刺的是,把大唐推向万劫不复的罪魁祸首,李林甫和杨国忠,竟是被政治高手唐玄宗奉为至忠之臣,一手掀翻大唐盛世的安禄山,也是唐玄宗认为最忠心的人。就这份昏庸劲,真该抠瞎他的眼睛!

我们再看看一看开元初年,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个个都是明相,都是治国能手,都是名垂青史的贤相。再看看李林甫和杨国忠,一个是自私的权相,一个是贪墨的奸相。用人用成这样,只能说唐玄宗该受天谴。

政治斗争,让中央政权严重“烂心”,是促使动乱爆发的内驱力。

藩镇势力的崛起,让中央政府失去安全基础

土地兼并是经济问题,政治斗争是政治问题,藩镇势力则是军事问题,是直接威胁大唐生存的安全问题。唐朝的藩镇割据,就起始于唐玄宗,虽然那时候还叫节度使。

唐初,国家实行的是府兵制,全国设置634个折冲府,其中关中261个。随着土地兼并,府兵制破产,改成了募兵制。虽然募兵制的军人职业化,增强了战斗力,但是由于募兵的重点,向边境的藩镇偏移,导致了中央军力的大幅下降。

安史之乱爆发前,大唐总兵力分布是,中央军不足8万,十个藩镇总兵力近50万,是中央军的6倍!藩镇兵力中,尤以河西、朔方、河东、范阳和陇右五镇兵力最强,其中安禄山控制的河东、平卢、范阳三镇,兵力接近20万。

本来募兵制就有军队忠诚度打折扣的问题,兵力部署的头重脚轻,还形成了地方尾大不掉的局面,大唐危机四伏。

更要命的是,各节度使的权力大得惊人,他们“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关起门来就是独立王国,比西汉初年的诸侯王权力还要大,实力还要强。

历史早就证明,地方权力过大的结果,就是天下分裂,兵祸四起!不知道唐玄宗哪来的自信,敢于把藩镇兵力的近一半交给了安禄山,还不加防备。

藩镇势力的崛起,既有客观上边患的影响,也有唐玄宗好大喜功的主观因素,更有李林甫个人自私的目的,和复杂的政治斗争因素所导致。藩镇势力,不光终结了大唐的繁盛,也让大唐死在了它的刀下。

安禄山虽是引爆危局的偶然因素,爆炸却是必然

读史书,稍不留意就会误入歧途,误以为安史之乱是可以避免的,所以总有人说,假如唐玄宗不那么宠信安禄山,假如杨国忠不使劲搓火,假如李林甫还在,假如杨贵妃......其实都是看热闹,再多一万个假如,以上三点,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藩镇问题不解决,安史之乱就跑不掉!

其中的“假如”如果出现,造反的虽然不是安禄山,还有史思明,没有史思明,还有牛禄山、王禄山,你又要为他们消弭掉多少个“假如”,才能避免他们的造反呢?

所以,安禄山造反或许是偶然的,大唐在藩镇作乱中衰败却是必然的!


寻根拜祖


虽说历史没有假如,但对于安史之乱以及唐朝走向末期这两件事上来看,假设当年安禄山没有出兵造反,的的确确也是会有别人来覆灭唐朝。而且唐朝在安史之乱后还存在了150多年,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安禄山这个没什么头脑的人,给了唐皇室敲响了警钟,最后一系列变法,才得以苟延残喘!

▪️纷乱的临界点被触动便是“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只是一个乱政标志的结算。唐玄宗后期的自大、失控,杨贵妃的任性、争利。当时采用奸臣乱党,地方制度松散,中央失去掌控力,唐王朝在开元盛世后的政治阴霾本来就极重。当时有几个权利比较大的节度使,已经是土皇帝了,可奈何安禄山先比他们起兵造反,导致他们被打乱了长期的谋划,开元纪元的结算者,就因此变成了安禄山!

所以安禄山的大燕是唐朝疏于管理的一个幸运产物,他也把别人造反的机会给夺走了。安史之乱后唐玄宗被群臣所猜忌无奈下位,杨贵妃被迫赐死,唐肃宗上台,这个时候就要开始用心清剿大燕伪朝了,而安禄山的儿子和史思明的的确确没坚持多久,六年后被正式踢出历史舞台!(在其中,史思明还曾归降唐肃宗,而后又造反,其实史思明在历史上比安禄山要无常得多!)

唐玄宗在开元年间励精图治,改造社会、发展经济,采用贤臣,功绩追逐先祖。而之后昏庸所造成的“天宝之乱”(安史之乱),就是在天宝元年后产生的一系列不良事件导致的!因此,在天宝年间开始,祸乱的根源已经存在,追溯源头,还是当时朝廷政治的乱象所致!

天宝乱象 一

李隆基重用奸臣,心术失控。朝纲与地方中央关系被扰乱,世间有了造反的基础。

世人都知道安史之乱,却大多忽略了孕育安史之乱的重要人物:李林甫。



▪️罪魁祸首李林甫

口蜜腹剑者,李林甫也。

可观唐朝盛世,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左新”(敢于进言,开辟新象)的官员所辅助起来的。在李渊时代有李世民,李世民时代有魏征,武则天有上官婉儿和狄仁杰。也正是经过这些先帝们的浇灌,唐朝经历“贞观之治”、“贞观遗风”等盛世,直到了唐玄宗这一代,积累深厚,而且开元年间,也正是唐玄宗前期勤政的时候,还重用宋璟、姚崇等人,这样一来,就把百余年的积累推到鼎峰:开元盛世。

但奈何在武惠妃去世后,唐玄宗开始沉寂下来,不仅废除贤臣,还把李林甫这个小人扶持上位,最夸张的是,唐玄宗知道李林甫是什么人,只是他觉得自己能控制得住李林甫,才把李林甫册封中书令(开元二十四年,李林甫上位中书令,而李林甫上位也代表着张九龄的下课,此时,天宝乱象的祸根已经埋下)

“罢张九龄,相林甫,则治乱固已分。”——《新唐书·崔群传》

李林甫成为中书令,就干了三件令朝纲凌乱,倒行逆施的事情。

一、扼杀天下人才:野无遗贤。

首先是人才制度。唐玄宗在任用李林甫后,需要李林甫去招募天下贤士,唐玄宗好继续打造政治永动机。

“帝曰:‘俞,允若兹。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 ”——《尚书.虞书.大禹谟》

那么李林甫呢,他不但没有用心招募,还下绊子,把那些通过考核的人才全部用手段阻挠,废除掉了。这也是为了他的地位不受制衡才如此倒行逆施,而后还向李隆基说:“这民间已经没有贤良可用的人才了”。最可笑的是,李隆基信了!那么这件事导致的隐患就是,朝野的政治血液淤积,腐败成风,皇朝根基腐而不筑,中央开始出现问题!


二、废“出将入相”,“立仗马”恫吓群臣。

在唐朝,出将入相是一个不成文惯例,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便是,你作为朝廷高官,你在朝廷中能抗政治大梁,给你兵马,你还要大杀四方。总而言之,就是文武双全的人,就能够被器重。但无奈,李林甫不是这样的人。于是呢,就要向唐玄宗进言,废除这种观念:

“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

唐玄宗自然是听了,没办法,唐玄宗自认为“可控”,没有考虑所谓的蝴蝶效应,在唐玄宗的认知中,只要李林甫不把刀卡在他的脖子上,他就是成功的。说回出将入相被废除后,这就导致了,地方官员的固化,已经朝廷内部官员的固化,这其实已经形成一种分离隔阂。

而除了废出将入相,李林甫还在朝廷中“立仗马”,言外之意便是让官员们老老实实地按照他的心意干活,有点类似于赵高当年的“指鹿为马”。

三、上议废“府兵”变“募兵”。(安史之乱直接根源)

所谓府兵,便是中央招募,在唐玄宗早期,便是中央禁军。到了开元末期,唐玄宗突发奇想,要把禁军安排到边疆地区,拓展疆土。于是又被李林甫知道了,在天宝二十六年,唐玄宗正式确定由“中央府兵制”变成“地方节度使募兵制”,而且节度使不再轮换,“官至归西”(到死为止)。那么此举一来,加上之前李林甫种种封锁唐朝“政治经脉”的举动,就引起了连锁效应:地方制度权利过大,脱离中央掌控,藩镇割据的优势形成!

其实府兵变募兵也并非是坏事。但到了唐玄宗身上就是坏事了。在安史之乱前,他的乖乖“干儿子”安禄山是三镇节度使,这三个区域的百姓和军官,只认识安禄山是他们的老大,压根不认识唐玄宗。而这种现象不是安禄山独有的,当时另外七个节度使也同样有着这样脱离中央的地方权威性,只是安禄山个头较大。因此,该制度一出,唐朝的反叛只是迟早的事情!


▪️政治朝纲已乱,安禄山趁机上位!

当时的朝廷除了李林甫这个“搅屎棍”在毁坏先帝根基之外。唐玄宗也没闲着,除了找到了新欢杨贵妃,还好大喜功,想着要开拓边疆,凡事有战功的将领,他都要亲自见一见。如此一来,安禄山便找到了机会,上朝拜见唐玄宗。

公元744年,安禄山认干亲,杨贵妃成为安禄山干娘,那么和唐玄宗的关系,不明说,但也确实亲近很多!(在之前,安禄山认了幽州刺史张守珪为义父,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安禄山占了唐玄宗便宜)


安禄山与李林甫:

当时朝廷上其实还有一个人可以压制安禄山,也正是在他死后,安禄山才敢造反。那个人就是李林甫。安禄山无论后来多勇、多凶,他在当御史大夫的时候,很怕李林甫。因此可见,和安史之乱比起来,李林甫这个祸根份量更重!

在李林甫死后,杨贵妃把自己的“人渣哥哥”杨钊,也即是杨国忠推到中书令的位置上。这个时候朝政已经被玩坏了,中央官员对于地方的乱象都是敢怒不敢言,唐玄宗对造反的根基形成是一无所知。众臣以为李林甫死了,可以改变朝廷乱象了,谁知道,皇帝的大舅哥又来了,那么杨国忠呢,自然也不是个好人,上位继续搞白色恐怖,乱象加深。

这个时候的安禄山失去了李林甫的制衡,犹如脱缰的骏马(此时已任三镇节度使(平卢、范阳、河东),手下兵马将近19万),大量招募少数民族如突厥、契丹人士兵,开始计划谋反。

“自燕以下十七州,皆东北蕃降胡散诸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旧唐书·地理志》

于是一番商讨,朝廷方面毫无管控,公元755年末(十二月十六日),安禄山发起暴动,意图脱离唐朝,自立为帝,唐玄宗被迫逃离出宫!

天宝乱象 二

唐玄宗后期所形成的中央与地方脱轨,发生叛乱是必然的事件!

虽说历史没有假如。如今设想除了安禄山和史思明之外还有谁会叛乱这也是毫无意义的。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安禄山在发动战争后,史思明迅速响应,这就说明了,当时只要四个节度使和兵镇的力量就可以推翻唐朝的管控!(唐朝建国,分十道六百三十四府,当时一道便等于一镇之力)

▪️藩镇割据就是一种变相的“慢性造反”

那么唐玄宗对于天宝之乱虽然痛恨,但也应该庆幸。该庆幸的是,发动战争的不是隐藏得很深,很聪明的人,仅仅是安禄山,所以唐朝才得以继续保存(安禄山立即称帝,没有和唐朝形成长期激斗,注定被镇压!)。若当时是另外一个做好准备的节度使,而且对皇帝没有太多的别的感情,那么唐玄宗就注定无力回天。

之所以说唐朝的根基已毁,后来的藩镇割据就是最好的证明。即便是在安史之乱后,代宗想尽办法削弱,但唐朝的军心却不比太宗期间了。毕竟当时的地方脱节,若是节度使不给当地军士宣扬唐朝的国家观念,只是灌输地方军镇的归属感,那么这些兵马心中迟早都会对中央产生隔阂!

虽然在名义上,这些边疆地带还是属于唐朝管辖。但在实际上呢,一些节度使还是不能随便去动的,一旦中央的要求过份了,地方势力直接从冷战变成战争,所以,我们可以把藩镇割据看成一种“慢性造反”。节度使做他的土皇帝,李唐在长安吃好喝好,互不相干,大家都能落个好下场!


▪️太宗、天后这类人物已成过去,唐朝无贤帝可以镇压人心!

在李世民的年代,可以说压根就不存在造反一说。根本原因就是当时李世民的情商太高、对朝臣那是非常谦逊,即便是当年和他哥哥一起密谋杀害李世民的残党,李世民都是一笑了之。所以说,李世民的气度、智慧,是足以让一个时代的人才臣服的。也没有什么将领会膨胀到去造李世民的反!

那么武则天也同样有着李世民的一些特质,但武则天最常用的手段还是血腥镇压。可武则天到底也还算对得起“贤帝”一称,毕竟建树颇多。

而玄宗呢,可以说晚期的玄宗就是摆明了告诉群臣“我荒废了,你们造反吧”。

“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新唐书·玄宗纪赞》

安禄山也正是看到唐玄宗傻乎乎地,一天到晚只知道逗他“干娘”开心,就连后来半个朝廷的人都和唐玄宗说安禄山要造反,他都还是不信。这说明什么?说明李隆基就是放出了空间求你安禄山造反啊。换做朱元璋此类人,都不用提醒,一点不对劲儿就镇压了,说白了,后期的玄宗德不配位了!

当时也就是因为安禄山距离唐玄宗比较近,才轮到安禄山钻这个空子,若是其他的节度使知道了,有心造反的,绝对不会让李隆基和杨玉环跑出长安城,李唐当场就得变天,也不必苟延残喘一百多年了!

评价

盛极必衰,盛世之后便有乱世,这是规律!安史之乱只是规律的表现体!

说假设,那都是无果的。但按照三个方面:“藩镇割据、乱臣当道、皇帝昏庸”来看,合理地设想,当时边疆地带的将领造反的可能性非常大。即便不能推翻唐王朝,那么也可以独立出来做一个小政权。而在事实上,后期的的确确也做到了。

安禄山的大燕同样也是一个小政权,可惜的是,他们抓住最根本的东西,那就是取代正统。俗话说,擒贼擒王,安禄山却想着享福做皇帝,因此,他的儿子安庆绪、塑料伙伴史思明就想尽办法把他弄死。没办法,对安禄山太失望了。所以在之前才说了,安禄山造唐玄宗的反,其实算是唐玄宗捡到便宜了!

唐朝自618年到750年这将近140年的积累,也同样让唐玄宗缺少了锻炼。其实开元盛世,就是一次水到渠成的政治,不需要皇帝有多么睿智、天才的举措,只要老老实实按照前人的轨迹走,就能获得改革的果实。可惜,“帝二代”李隆基偏偏到了晚期才作死,不按套路出牌,和李世民一样,让人捉摸不透。但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唐朝的鼎盛时期确实已经过去,怎么说都好,这场叛乱必然是要到来的,历史的规律不可逆!

结语:

唐朝是历史上很典型的一个朝代。高开低走,而皇帝们的能力阴晴表,也是到了玄宗、肃宗这里就开始转阴了。也因为唐朝曾出过安禄山这一号人物,才让后来的皇帝们可以什么都不用管,但是一定要抑制地方势力,可以说,唐朝中后期大多数皇帝,都在这个中央和地方的藩镇割据上,做了很多努力,这才让唐朝温水煮青蛙,自然地走向灭亡!


纪元的尾声


当然是这样。

问题不是出在安禄山如何野心勃勃,而是唐朝节度使专制一方的顶层设计。

时至大唐天宝年间,内轻外重大势已成,久经沙场的边镇精兵,对于文恬武嬉的内地宿卫构成了压倒性优势。既然京师彍骑孱弱不堪一击,远不如来去如风的游牧胡骑,边镇武将迟早会发现对内攻掠比对外征伐有更高的性价比。

所谓“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既然我知道你打不过我,那么我有什么必要对你惟命是从呢?藩镇割据之滥觞,早在盛唐初年就已埋下伏笔,即使没有安史之乱,也会有其他边将来完成这个冷酷的历史使命。阻挡他们的只是对朝廷习惯性服从,只要跨过一步,这个心理障碍也就不存在了——且不说原安史叛军降将的河北藩镇动辄对朝廷举兵相向;即使是曾经的平叛元勋仆固怀恩、李怀光,在心怀不忿时同样能将矛头指向皇帝。

安禄山本来可以不反,西北边镇也不见得比东北同袍更忠心,只是上帝掷下骰子,历史选择了安禄山。


真正鳄鱼不哭


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当封建王朝走向顶峰,必然伴随着衰落,安禄山只是加快唐王朝的灭亡。

首先,安禄山起兵是迫不及待,杨国忠始终对其存在敌视,如果安禄山无法自保,必将为杨国忠所害,因此唐王朝的隐患在朝中。



其次,安禄山逝世后,其麾下三镇的安置,由将领担任还是其子担任,但无论哪种结局与唐朝后期藩镇割据也并无差距。

最后,唐玄宗奢侈腐化,内地兵制废弛,而边将却兼任数镇,同时挑起战事,从西域到云南,辽东到漠北,唐王朝早已丧失方向。



所以,最有可能取代安禄山造反的,是接近其权利的诸子和诸多将领,权利一旦沾染,很难再戒除掉。

这些野心家是不会放任权利成为别人掌控,更不愿意被人宰割,因此当安禄山过世后,只要削夺权利必然就会爆发战乱,摧毁盛世唐朝!


多臻贵


说这句话的人就是不懂什么是盛唐,也不知道节度使制度的本质,明显是现代人的马后炮。

盛唐有多强大?

虽然从现代人的角度,看开元、天宝年间的唐王朝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当时人不知道。不但安禄山或者其他某个领军将领不知道,连李隆基这个皇帝都不知道。


杜甫诗中对开元盛世有很好的描述: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这首诗写了很多内容:

首先,人口众多,人民能够繁衍生息;

其次,粮食充足且品种丰富,个人和国家都储备了足够的粮食;

第三,社会治安好,人民能够成本很低且安全的扩大活动范围;

第四,商品经济发达,市场繁荣;

第五,人民失业率低,社会稳定。

并不是每个唐朝人都这样生活,但至少大多数人如此。这样一个很多年国内未经战乱的社会,哪里看出来会有人造反?

与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农民起义最频繁的朝代相比,唐朝的农民起义数量少,烈度也不高,说明唐朝的老百姓直到晚唐黄巢起义之前,负担不算重,日子都还能过得下去。盛唐时期,虽然均田制被破坏,但社会是有自我调整机制的,兼并土地的大户还需要大量的佃农来劳作,所以即使没有国家分配的田地,农民也能靠双手吃上饭。而国家整体赋税还算合理,自耕农只是要负担逃户的赋税才有压力,否则自耕农是活得很滋润的一个群体。

所以,安禄山造反与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有本质的区别,历史书上评价是统治阶级内部争夺统治权,这个定义非常准确。安禄山或者其他领军节度使,没有造反推翻唐王朝的群众基础,普通老百姓不会参与。

(开元盛世)

盛唐军事上也不差

在对外战争方面,盛唐虽然没能开疆拓土,但也基本保证了领土完整,无论吐蕃、大食、后突厥、回纥、契丹、奚、渤海、新罗乃至南诏,也就是南诏在天宝后期占了一点小便宜,占领了唐王朝的一些羁縻地区,对唐王朝的核心地区也没能染指。

当然,只是不差,与初唐战无不胜的强盛武功还是没法比的,皇帝直属的中央禁军战斗力低下,但这也是盛世时期的普遍现象,问题都在边境就被解决了,中央禁军自然就容易被商品经济侵蚀失去战斗力。

安禄山在各大战区当中功绩不算厉害,虽然掌握了唐王朝野战军的近四成,但十余年与同一个敌人契丹、奚作战,并未在这个方向上有突破性胜利。安禄山起兵之后,还从契丹、奚族部落中招募了10万人,这也说明了安禄山这十几年与异族一直有勾结,甚至是在养寇自重。

与之对比,无论是长期镇守西域的安西、北庭,还是对付吐蕃的陇右、河西,包括对付后突厥的朔方、河东,也都是长年征战的有战斗力的部队。

这些精锐的边防唐军,才是安禄山真正的敌人。

也就是说,如果正常情况下,安禄山起兵是在和其他边防军比速度,只要在其他边防军合围之前攻下长安就赢了。当然,如果之后皇帝仍然要坚持,胜负还是不可知。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安禄山起兵后,向西攻略山西,就被以朔方军为主的郭子仪、李光弼阻挡,郭李二人还向东攻打安禄山的大本营河北地区。向南攻略江淮,被地方官张巡、许远等人拦住,向西南方向的攻略也没能取得明显进展。如果不是潼关失守,安禄山就将先丢掉大本营幽州,然后被围死在潼关城下。

整个平叛过程中,来自西域的安西军,来自西北、西南的陇右、河西军、剑南军,包括地方官员临时招募的部队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如果不是唐玄宗、唐肃宗两个皇帝乱指挥,仅凭唐王朝自己的力量就足可以平叛,根本没必要借助回纥的力量。

(盛唐疆域图)

节度使制度是有缺陷,但唐王朝也有很多制衡的措施

节度使制度的设立,是为了提高唐王朝边防军协同作战能力,避免边境镇守的各镇唐军各自为战,相当于设置战区。这个目的是积极且有良好效果的,尤其是在交通、通讯不发达的古代,战机转瞬即逝,一镇唐军力量不足,等朝廷派人统管几镇唐军集体行动就已经晚了。

现代这种方式仍然在被各国采用,只是现代的制约更多,包括文官制度、后勤制度等等,不能说设立节度使就是个天大的错误。

当时的唐王朝,对节度使制度也有很多制衡措施,除了十大节度使之间的互相制约之外,节度使也不是真正的封建割据,与唐王朝后期的藩镇也有本质区别。

其中最关键一点,就是包括节度使手下的将领,以及节度使辖区的地方官员,都是唐王朝任命的,而非节度使任命。当然,节度使对这些人事任免有比较大的影响力,尤其将领方面,基本上节度使推荐朝廷就能批准。安禄山在河北任职了十余年,算是根深蒂固。

而且节度使的财政权也不是能够在辖区内任意收税,而是辖区各州地方官按国家规定收取赋税,把该由中央拨付给节度使的款项、物资直接交付给军队,数额是固定的。安禄山自己的财富无非是扣留战场缴获、私下经商、屯田等取得的收益,包括与契丹、奚的私下交易。


募兵权是个问题,按理说应该国家统一募兵,然后分配到各地军队。这方面节度使也不能随意募兵,下辖军队是有定额的,想要造反的节度使只能瞒报士兵数量,把一部分军队隐藏起来,用自己的私人财富来补给。

所以,不能说节度使制度就会让将领造反,只能说节度使制度有利有弊,失去制衡的节度使制度才是将领起兵造反的必然性。而在当时,节度使制度是保证唐王朝军事强大的正面推动力量,甚至是唯一可行的军事制度。

安禄山造反本来毫无成功可能性,只是一些偶然因素逼迫安禄山走了这一步。

我在其他文章中分析过安禄山起兵造反的可能性和主要原因,当时安禄山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都不具备造反的可能。所以,我个人支持安禄山是受宗 教蛊惑才起兵反唐的观点。

安禄山起兵前,只敢和自己的少数亲信商议,起兵初期也只能打着奉密旨诛杀杨国忠的旗号。

在安禄山辖区内,一路上地方官都没有表现出直接的反对,有些服从命令,有些感觉不对的索性弃城逃走。但出了辖区就不行了,地方官开始公事公办,安禄山只得武力强行突破。

将领们开始是服从命令,安禄山用高官厚禄直接收买了一些,武力胁迫又逼迫了一些,等到这些将领在裹挟之下有了血债,就不太容易回头了,只得一路走到黑。

等到安禄山造反已经明确,安禄山手下的将领和地方官就必须要选边站队了:

安禄山是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其中河东刚刚兼任不久,影响力不大。所以这块区域不但没有成为安禄山的助力,反而被来自朔方的郭子仪、李光弼拿下,成为威胁安禄山范阳大本营幽州的重要区域;

平卢军安禄山并没有都带走,留守的唐军得知安禄山造反后,杀掉了安禄山留守将领,曾出兵攻打幽州,在辽西坚持了六年之久,牵制了安禄山一定的力量;

河北的地方官也不支持安禄山,以颜杲卿、颜真卿兄弟为首,在地方上招募士兵据守,最多时有十七个州联合,安禄山老家河北烽火不断;

安禄山起家的范阳军也不是铁板一块,安禄山任命的节度留后贾循,就因为准备归唐被杀。这人能被安禄山留下守卫范阳老巢,当时在安禄山集团中的位置应该是很重要的。

之后安禄山让史思明回军,史思明用野蛮屠杀手段激发士兵野性,才西拒郭、李,北迎平卢军,内平各地反抗,外联契丹奚族,给内外交困的安禄山争取了时间等到了转机。史思明起到的作用非常关键,这也是这场叛乱被称为安史之乱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个人认为安禄山造反的偶然性所在——祆教)

总之,安禄山造反虽然存在一定必然性,但偶然性是主导因素,能对盛唐造成如此大的破坏更是一个意外,所以不能说安禄山不造反也会有其他人要造反。

从古到今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制度,只要在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下,制约制度缺陷付出的成本小于制度带来的益处,这种制度就是可行的。

用数学和工程的思维方式去解读历史,妄图以古喻今。理工男读历史,欢迎关注和讨论。


理工男读历史


如果安禄山不起兵反叛,也会有别的人起兵,这个说法其实并没有问题。事实上,自从唐玄宗不断加大节度使的权力,节度使其实已经成为了国中之国,这已经成为了唐王朝祸乱的根源。而随着中央朝廷自唐玄宗中后期的持续衰弱,一旦有节度使起了野心,叛乱迟早会爆发。

节度使的强势崛起,其实已经为唐王朝埋下了祸根

唐朝的节度使制度,最初主要是为了边境防务而设置,只是个单纯的军事职位,在朝廷掌握财权和行政权的情况下,威胁其实并不大,然而从唐玄宗中期开始,节度使的权力开始逐步加大,最终形成了掌握军权、财权和行政权的“国中之国”。

我们不妨先来回顾一下,节度使是如何逐步掌握军权、财权和行政权的。

1、军权。自唐太宗去世之后,随着国势的稳定,唐朝对外开始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年),唐朝开始在容易遭受攻击的北方和西北边境,尤其是陇右、河东和东北一带构筑防御工事、驻扎军队,并从景云年间开始将节度使任职长期化、职权辖区化、镇所固定化、官衔正式化。然而,唐王朝依靠地方指挥的军事小镇,面对来去如风的游牧民族疲于应付。于是在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唐朝开始恢复都督府,并在边境设置大集团军队,到开元十年(722年)时,边疆军队已经多达六十多万,而节度使便是这些大军团的统帅。同时,随着府兵制的崩溃,各镇节度使开始逐步推行募兵制,由于节度使掌握着士兵的生杀、赏罚、升降等权利,节度使开始逐渐掌握藩镇兵权。

2、财权。藩镇最初的财政供应,还主要依靠朝廷提供,但随着边境的驻军越来越多,朝廷已经很难满足供应。于是,朝廷不得不对后勤供应制度进行改革,于仪凤二年(677)开始逐步推行屯田制,即由各地驻军开垦农田,一定程度实现自给自足。初时,军屯产出的粮食还必须由朝廷统一支配,但由于这种制度使得各地将领往往不能及时解决自己防区内军队的后勤供应,影响了他们调动、指挥军队的权威,削弱了唐军的战斗力。于是,朝廷又不得不将防区的财政权逐渐转移给了各地驻军将领。后来,朝廷甚至将防区内的食盐资源也交给了地方军队。如此一来,边境军队的确实现了自给自足,但各地节度使却也将财政大权牢牢抓在了手中。

3、行政权。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由于长期的乱世,导致朝廷的行政区划极为混乱,受朝廷直接管辖的一级行政区太多,而一级行政区的管辖区域又太小,虽然李世民曾大力对“州”进行裁并,但到贞观十三年(639年)时,全国仍然有多达358个州。为了便于管理,唐太宗于是按照交通线路将全国划分为10道(后增至15道),由朝廷派遣风俗使、黜陟使、巡察使、巡按使、安抚使、存抚使、采访处置使等不定期对各道进行监察。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朝廷开始在各道分置采访使,采访史开始成为常设机构。天宝中期,为了降低地方官员对军事行动的掣肘,朝廷又开始由节度使兼领采访史。如此一来,节度使的确可以在辖区内做到如臂使指,军事行动效率得到最大化,但其辖区数州的行政权却也落到了节度使手中。

事实上,到天宝年间时,节度使已经从单纯的军事职位,开始成为坐拥军、政、财大权的一方军阀,而他们所负责的防区,更像是一个个“国中之国”,虽然此时他们依旧听命于朝廷,但实际上已经为后来的祸乱埋下了隐患。

中央朝廷从唐玄宗中期开始,已经呈持续衰弱态势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前期和后期,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两种形态。在位前期,李隆基绝对算得上是一代明君,任用姚崇、宋璟等贤相,励精图治、拨乱反正,进而开创了“开元盛世”。

而开创了盛世之后,随着天下承平,李隆基开始沉溺于享乐之中,不仅没有了先前的励精图治精神,也没有了曾经的节俭之风。随着李林甫入主中书,他大权独握,蔽塞言路,排斥贤才,不仅导致朝纲混乱,更是提出了重用胡将的建议,间接导致了安禄山等胡将的做大。

之后,李隆基又因独宠杨贵妃,不仅想尽办法的获取其欢心,更是使得其族兄杨国忠平步青云,一路做到了宰相高位。在杨国忠的专权下,整个唐朝开始混乱起来,唐王朝之所以始终未对安禄山保持警觉,除了安禄山的演技之外,各级官员的贪腐同样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我们再来看看唐玄宗的太子李亨,他不仅因宠信张皇后而纵容其干预政事,更是宠信鱼朝恩、李辅国、程元振的宦官,任其操纵军政大权,导致宦官势力日益嚣张,为唐王朝后期的宦官之祸埋下了隐患。

虽然唐肃宗李亨之后的唐代宗李豫堪称一代明君,然而他的儿子唐德宗李适在改革遭遇挫折后,满腔热血竟然就此消失殆尽,更是任用宦官担任禁军将领,直接导致了宦官的强势崛起。

综上所述,可以说从唐玄宗在位后期开始,中央朝廷的衰弱已经呈现不可逆转趋势,即使中间曾短暂中兴,却也无济于事。这种情况下,就算没有安史之乱,随着中央朝廷的持续衰弱,再加上边镇的不断做大,谁又能保证所有节度使都没有野心呢?


香茗史馆


不止安禄山会造反,如果我处在那个年代我也会造反。

安禄山为什么会发起造反呢?

如果当时你是处在安禄山的位置,也许你也会造反。安禄山的父亲去世的很早,安禄山的母亲是突厥人,所以在父亲去世之后,安禄山一直跟随着母亲生活在突厥人的部落里。后来安禄山的母亲改嫁给了突厥部落里一个将军的弟弟,从此,安禄山的童年生活过得还算可以。开元初年,突厥部落内部开始混乱,安禄山于是就逃了出来。安禄山是唐朝时期藩镇割据势力的最初建立者之一,而且他也是安史之乱的头目。

当时的安禄山是卢龙、范阳以及河东这三个地区的节度使,他手里大概有20多万的军队。而且安禄山把卢龙、范阳、河东的军事、行政和财政全部都控制了起来,安禄山是唐朝藩镇割据势力中最有实力的节度使。而且安禄山深得唐玄宗的信任。  

安禄山在为人处世方面很有天赋,所以,安禄山和朝廷里很多大臣的关系都非常好。后来安禄山通过大臣了解到唐朝已经病入膏肓了。唐朝已经被节度使给架空了,所以只要任何一个节度使造反,唐朝政权就会灭亡。而且安禄山一直深得唐玄宗的信任,但是这个时候的唐玄宗已经老了,如果唐玄宗去世了,那么新上任的皇帝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肯定要削弱藩镇的实力,那么安禄山就是第一个要呗削弱的对象,所以最终安禄山选择起兵造反。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安禄山当时的处境已经非常危险,如果不起兵造反,肯定会被第一个消灭,所以安禄山被迫起兵造反。


公元前


我同意这种观点!

唐朝爆发动乱是必然的,由安禄山发起者场叛乱是偶然的!

我们提到唐朝首先会想到她的强大,从贞观之治到武周政治再到开元盛世,唐朝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到天宝年间,各种社会矛盾和积弊已经逐渐显现出来,大的社会动荡一触即发!究其原因,这一切的发生都只能怪唐朝本身的问题。


  1. 均田制的破坏。俗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唐朝的立国之本就是均田制。这是唐朝的经济基础。然而不幸的是发展到唐玄宗天宝年间时,土地兼并愈发强烈而均田制也越来越难以实行。很多农民也失去了土地成为流民,佃农。这就为安史之乱的发生埋下了经济根源。

  2. 世兵制改为募兵制。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在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府兵制度也日益瓦解。于是从开元年间将驻守京师的士兵改为募兵至下的长从宿卫,驻守边镇的士兵改成长征健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得到了改变因而形成了强帅专兵。因此这也成为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重要根源。


  3. 外重内轻。这主要来自于节度使建制的扩大,唐睿宗时就开始认命节度使,但是那时的节度使是只掌握兵权。然而到了唐玄宗时为了应对战争的需要节度使不仅掌握有兵权而且还掌握一定的政权财权。导致中央对地方难以形成制约,从而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

安禄山的准备比较充分条件成熟。

因为安禄山深得唐玄宗的信赖,所以在天宝年间安禄山成为范阳、河东、平卢三镇节度使。掌握着三镇的兵权,财权,军权,政权。再加上在中央任职的李林甫杨国忠的配合。让安禄山发动叛乱赢得了一个良好的环境。等到天宝14载,条件最终成熟之后,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了叛乱。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攻占了洛阳。而且还建立了政权,第二年就达到了长安。唐朝的军队在安禄山面前显得那么不堪一击。由此可见经历过开元盛世的唐朝腐败到了何等地步。


唐朝亡于自身而非亡于安史之乱!

在内政外交皆不修的情况之下。地方势力起来反抗唐朝中央政府这是必然的。因为地方的藩镇势力没有一个人不想当皇帝,不想控制整个政权。没有了安禄山有可能还会有王路山李路山,所以说唐朝自身的腐败和制度的紊乱使其灭亡的最终原因,安史之乱只是一个外因是促成唐朝灭亡的一个因素之一并不起决定性作用。


游史无终


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是一个懂得历史大背景的人。因为当时已经民不聊生了,不反叛没别的出路。

安思之乱虽都失败了,但起码把杨国忠这伙奸党铲除了啊。民众减税了啊。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