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6 漢民族是如何形成的

漢民族的形成問題在1950年代作為史學的“五朵金花”之一曾大放異彩，如今也沒有失去學術魅力，吸引無數人

日本九州大學文學部教授川本芳昭力圖打破國別限制，將整個東亞古代世界作為研究對象，通過研究中國北方民族與中華意識的重建，把漢民族形成與東亞國家秩序相聯繫。由於他對古代東亞民族史與國際秩序的深刻研究，川本教授曾經擔任中日曆史共同研究委員會日方委員。2015年3月，川本教授在日本著名的汲古書院出版了新著《東アジア古代における諸民族と國家》（《東亞古代的諸民族與國家》），對這兩個問題提出了最新的解讀。圍繞這部新書，澎湃新聞採訪了川本芳昭教授。

川本芳昭

澎湃新聞：您在汲古書院出版了新書《東アジア古代における諸民族と國家》，這是您二十年來的研究成果結集，能否簡單介紹下這部書的旨趣？在此之前您有一部《魏晉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問題》），這次在原有研究上有何突破？

川本芳昭：本書是我繼1998年出版《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民族問題》（下文簡稱“前著”）之後的另一本研究專著。在此期間，先後出版了《中國歷史上的諸民族》（《中國史のなかの諸民族》，山川出版社，2004年）和《中華的崩壞與擴大 魏晉南北朝》（講談社，2005年；中譯本2014年由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在這兩書中，一方面對此前的研究做了整理，另外也呈現了之後的研究進展：即把作為前著研究對象的民族問題延伸至整個中國歷史來考察，同時討論的範圍也擴大到包含中國在內的東亞全域，此點是在前著基礎上的一個進展。

這次刊行的《東亞古代的諸民族與國家》則是在前述三本著作研究基礎上，將

我最初進行研究時的目的之一與現在立論根基已受到質疑的江上波夫的所謂“騎馬民族國家論”有很大關係。這一理論認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遷徙經由朝鮮半島波及到了古代日本，當時遷往日本的騎馬民族建立了日本的古代國家。對於日本古代國家是由遷徙來的騎馬民族建立的這一點我自然難以認同，但這一時期的北方騎馬民族文化對古代日本產生了很大影響卻是事實。基於這樣的認識，考察民族大遷徙時期北方騎馬民族對東亞大陸、朝鮮半島以及日本列島的影響這個問題時，如果將考察空間擴展到整個歐亞大陸東部，將時段從漢延伸至唐，那會看到怎樣的歷史圖景呢？這就是我當初的研究目的之一。

江上波夫的《騎馬民族國家》

雖然前著也是基於這樣的視角寫成的，但在這次出版的書中又獲得了一些新的認識。如書中指出，將北朝形成的國家體制與遼、元甚至漢代進行比較後會發現，它們絕非毫無關聯的，從所謂“中華帝國的構造”的觀點來看，它們彼此間在國家體制上具有同質性的一面（本書第1篇第4章）；朝鮮、日本的古代國家體制也可以看到與上述類似的發展歷程（本書第2篇第1章）；當東亞大陸形成統一帝國時，周邊地域（如古代雲南、日本等）也會產生同樣的波動，這一波動又與周邊地域的自立化相互關聯，從而呈現出與大陸同樣的發展軌跡（本書第3篇第1章）；北魏史研究中的發現，在遼、金、元甚至清代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到同類現象，且這種類似性絕非僅僅因為同是非漢民族入華而產生的（本書第4篇第4章）；所謂漢民族的形成，要等到解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問題後才能得以實現，此時的漢民族已是個較秦漢時期進一步擴大、深化了的概念（本書第3篇、第四篇第1章）。上述這幾點就是我認為本書在原有研究上有所“突破”之處。

澎湃新聞：北朝與遼金元清同為北族在中原地區建立的國家，他們具有同質性的一面，似無可爭議。但漢王朝是由秦、楚發展而來，那麼漢王朝與這些北族王朝之間的關聯性到底是怎麼樣的呢？

川本芳昭：誠如你所說，作為由北方入主中原的王朝，北魏與遼、金、元、清具有同質性的一面，那是理所當然的。但這樣一種同質性體現在哪裡？又蘊含在一個怎樣的構造之下呢？這就不甚清晰了，而研究者又多隻關心自身專門研究的那個王朝的問題。

在中國史研究中，我最早證實北魏存在著一個主要由鮮卑人把控、被稱為“內朝”的皇帝親信侍從集團，並弄清了其內部構成。那麼，內朝制度是不是北魏所獨有的呢？在這一疑問的影響下，我意識到其他非漢民族建立的王朝中也應該存在類似制度。對此，研究最為充分的是元代的情況，這就是被稱為“怯薛”的制度。此外，有研究表明清朝也存在被稱為“轄”（Hiya）的同類制度。這樣來看的話，遼、金似乎也應該有類似的制度。只是遼、金史領域的相關研究比較薄弱，直到近年才終於弄清楚它是以“著帳官制度”這樣一種形態存在的。

北魏石佛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入主中原的非漢族王朝中都存在著一種性質大體相同的制度，即以部族子弟組成的群體充任側近職務，由他們負責皇帝近身雜務，擔任禁衛和處理文書的侍從官，並帶著這類官銜被派往外地任職。在近年中國史研究各斷代、各領域專業分化不斷加深的現狀下，很少有人採取上述這種視角，但我自信，對理解中國歷史的整體而言這又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觀察視角。

在思考上述制度時，不由使人想到，漢族王朝的情況又是如何的呢？漢族王朝中，皇帝等統治集團以及被統治者都是漢人，因此初看之下會認為類似制度是很難產生的，並且在宋、明等王朝中也確實沒有見到。但如果注意到這種近侍官制度是在王權確立的初始階段，通過吸收其他敵對勢力（非漢民族的話就是敵對部族）並將其首長子弟任用為士卒或官僚來加以掌控的過程中出現的，就會發現這種制度最初實際上帶有人質的色彩。

我注意到漢代的郎官正是在這一傳統中誕生的。也就是說，春秋戰國時期存在著君主從其臣屬政治勢力中徵納人質的做法，這類人質後來演變為侍衛君主、掌管王命傳達的官僚，而漢代那種扈從侍衛、主司王言的郎官正是從這一制度淵源中產生的。

可以說，漢代的郎官與北魏的內朝、元代的怯薛性質是相同的。只不過漢族王朝的場合下，伴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其執掌後來逐漸由宦官來代替行使。而北方民族的情況，如同生物學上個體重演著系統發生那樣，在他們入主中原之際類似古代漢族社會中“質子”的制度反覆出現。我認為這一現象蘊含著前近代中華帝國

另外，元代怯薛制度中還存在著一類具有皇帝友人性格的“那可兒”（Nökör），他們是怯薛的首領。這就說明，北族政權的內朝、怯薛等呈現出一種金字塔似的重層構造，上層是帶有皇帝“友人”色彩的群體（他們對皇帝抱有夥伴意識），下層則是類似奴隸的隸屬性群體。

《元世祖出獵圖》中的怯薛形象

澎湃新聞：您在研究中特別注意胡族政權通過繼承舊華夏正統王朝的遺產，建立中華意識，並推廣至東亞世界。這種以中華意識為基礎的東亞國際秩序建立中日本是如何應對的呢？

川本芳昭：關於這一點，已主要在本書第2編第1章做過論述。書中指出，我們在古代日本看到了中華意識的形成，這其實在此前朝鮮半島的高句麗國家中也出現過，而在東亞大陸的五胡政權中則能見到這種中華意識的先驅形態。東亞古代周邊諸民族中湧現的這樣一種中華意識是在秦漢世界體系的崩潰中誕生的，五胡、北魏所建構的世界體系擊敗了作為秦漢、魏晉王朝繼承者的南朝的世界體系，進而又為隋唐所繼承；在漢魏晉世界體系中處於朝貢國地位的古代日本也走上了自立化的道路，形成了中華意識。這兩者都是秦漢世界體系崩潰這一根源所催生的結果。

具體來說，日本原本向中國朝貢並接受其王號，如東漢時期的“奴國王”、魏晉時期的“親魏倭王”等。這在與南朝宋的交往中也是如此，但與此同時日本統治者在國內又開始自稱為“治天下大王”。“天下”是起源於中國的概念，統治倭國的這個“天下”顯然是無法支配中國本土的，考慮到這一點，“天下”作為外交理念就產生了矛盾。但在這裡我可以看到當時日本天下意識的萌芽，這種意識最終向著採用與皇帝具有同等含義天皇號的方向發展下去。關於天皇號的問題，本書第2篇第2章中已有論述。

日本的天下意識最終發展到了新的階段，這表現在使用原本只有中國皇帝才能用的年號、制定律令、將京都稱為洛陽並視之為日本國內的中華之地等等。其實這類動向之前已在高句麗、百濟、新羅等國家出現，表現為將原本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意識替換成以本國為中心的天下。另外，就倭國的情況而言，這還催生了諸如將其周邊民族稱為“蝦夷”這樣的華夷意識。

可以說，上述古代朝鮮半島、日本出現的意識變遷，以及東亞大陸的五胡、北魏政權在統治中國過程中接受中國的華夷思想，視自身為中華而將南朝政權稱作夷狄，這兩種情況其實是如出一轍的。

北魏並不是接受前代王朝禪讓而建立的國家，但後來還是在接受五行思想的過程中提出了自身的正統性主張。北魏之後的北朝誕生出了隋唐帝國，且隋又滅亡了南朝，由此原本在漢、魏、晉、南朝間傳承的正統譜系被北魏的繼承者北朝隋唐所繼承，而北魏是由五胡之一的鮮卑族所建立。這表明之前在漢、魏、晉之間傳承的中國歷史的正統譜系就此斷絕，正統轉到了五胡、北朝一系。這是非常耐人尋味的。

懸空寺，始建於北魏後期

澎湃新聞：您認為漢魏晉之間的正統譜系經過南北朝而斷絕，轉移到了五胡-北朝一系。但是中國學界有人認為北魏孝文帝進行的改革就是接續漢魏傳統，從這個角度看，漢魏晉的正統是不是並沒有斷絕呢？

川本芳昭：我在書中認為，原本鮮卑民族是沒有五行思想的，不過後來他們繼承了中國的這種思想，先是利用“黃星顯曜”的天象記錄、拓跋部早年出現過像牛（牛為“土畜”）一樣的神獸等傳說來標榜自己為土德，此後又經歷了繼承五胡國家德運的階段，最後經過孝文帝改革才標榜承續西晉金德為水德，並以中原王朝自居。考慮到這樣的一個歷史進程，所以說，北魏終究不是接受前朝禪讓建立的國家，而是像後來元、清兩代那樣的非漢族王朝。另外還應注意，此後誕生的北朝系政權是滅亡了南朝，而非接受南朝的禪讓。

胡服騎射鵰像

澎湃新聞：有學者認為漢唐間的歷史發展過程是一個漢民族形成的過程。您專精中國古代民族史，請問您是如何看待漢民族形成這一問題的？

川本芳昭：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前面已有涉及。至於這個問題我具體是怎樣思考的，在本書第4篇第1章中有論述。我當時指出，六朝隋唐時期中國南、北兩方的動向都應予以重視。

北方的情況一直以來都有很多研究，我主要是從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中民族問題的視角出發，對研究現狀中存在的問題點做了探討。

我們知道，當時中國北方發生了五胡的入侵。而這也是一次可以與西方的日耳曼民族大遷徙相匹敵或者可以說規模猶在其之上的大遷徙。關於這次民族遷徙所帶來的後果，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看法，有人認為它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與推動作用，還有人則認為它導致了中國社會的破壞和停滯。從後者的立場來看，北魏建立前尤其是孝文帝之前就成了一個混亂的時代，它不過是隋唐統一帝國出現前的過渡期。

我是站在前者立場上的。但這樣一種影響具體是以何種形態體現出來的呢？這就成了要解決的問題。首先，隋唐時期中國再歸一統的強大動力怎麼看都不是中國社會本身產生出來的，不得不承認，這是胡族所具有的以騎馬為中心的軍事力量所帶來的。但是胡族帶來的並不僅是軍事力因素，風俗習慣以及制度等社會各方面都可以看到來自北方的影響，例如騎馬的風俗、女性的活躍等等。而這些因素又與中國社會的固有元素相混合，最終作為中國社會的新樣態而沉澱下來。

舉例來說，墓誌銘是在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後才開始定型化的，當時大多數人死後都會將固定形制的墓誌銘隨同埋入墓中。北魏遷洛後的墓誌銘沒有采用過去的形制，或者說此前的碑型墓誌逐漸消失，與之相應，那種呈方形，完整記錄志主姓名、本貫、仕履並附有銘文的典型形態的墓誌銘最終確定下來，併為後代所繼承。又例如，被認為繼承了中國古制的均田制，始終也沒有在身為漢民族正統王朝的南朝出現，反而是由北魏建立、實施的，後來這又成為隋唐田制的典範。因此在思考北方民族的影響時，有必要重視上述這種情況，即由北族將接受的中國文化加以具體貫徹，從而使之成為後世中國文化的典範。

墓誌是在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後才開始定型化的

另外，在敘述這段歷史時，很多人都稱“眾多少數民族從北方遷徙進來”。但就我看來，北魏全盛期國家掌握的人口總數據推測不到兩千萬，而北魏初期的非漢民族總數就已達數百萬之眾，因此當時的北方民族絕不是“少數”。此外還可以看到為數眾多的非漢族出身者、跨種族混血兒活躍於北朝、隋唐的政治中，因此胡三省稱：“自隋以後，名稱揚於時者，代北之子孫十居

關於南方的情況，從這種民族的視角進行的討論一直以來都很少。但從漢民族的形成這一點來看，南方的民族也是個重大問題，其重要性不亞於北方，或者可以說猶在其之上。

當時在中國南方，非漢民族是佔壓倒性多數的。在嶺南、雲南等地區這一狀況自是理所當然，但在江南、福建、江西、湖南等後世難以想象的區域內，也都可以看到非漢民族廣泛而密集的分佈。我在前著中對這個問題已有所考察，本書則著重分析了福建、四川等地的情況。考察的結論是，這一時期中央政府對南方的統治基本是呈點、線狀的，換言之，政府統治只能達到江河沿岸與城市區域而已，對除此以外地區的領土統治還遠未實現，這要等到作為本書考察下限唐代之後的宋代才能最終確立。對此，本書主要從新縣增置的角度進行了考察。可以看到，上述區域內新設置的縣是佔壓倒性多數的，而在此之前這類地區都是所謂的蠻荒之地。

南朝齊武帝景安陵石獸

澎湃新聞：在當今學界，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內亞傳統在隋唐帝國建立過程中起了巨大作用。魏晉南北朝可以說是胡族政權不斷華夏化的時期，同時也是內亞傳統大量湧進華夏的時期，您是如何看這兩個看似相反的歷史線索？

川本芳昭：

澎湃新聞：在學界對南北朝歷史進程有兩種看法，一種是南朝化，認為在南北朝隋唐時期北方的因素逐漸減弱，南朝的因素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逐漸加強，一種是北朝主流說，認為歷史的出口在北朝。作為卓有建樹的南北朝史學者，您如何看待這兩種說法？

川本芳昭：所謂南朝化是由唐長孺等人提出的觀點。關於南朝對隋唐的影響，陳寅恪也早已有過一些論述。至於隋唐對北朝傳統的繼承，那也是眾所周知的事情。我並不否定其中任何一者，而是採取兩者都認同的立場。兩種因素的融合，經過唐宋變革，怎樣產生出了與現代中國直接相承的宋代以後的社會樣態？“中國化”又是怎樣達成的？處理這些問題才是我的視角所在。

《東亞古代的諸民族與國家》，川本芳昭 著

本文原載《澎湃新聞》（2015-5-23），特約記者方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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