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旧文重发，大家可以看看~
但凡谈及“大学精神”、“学术自由”，必定会提起一个似乎有点遥远的名字：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校门
西南联大，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最伟大的传奇。短暂的八年时间里，这里汇聚并培养了一大批精英：
陈寅恪、钱穆、梁思成、陈省身、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钱钟书、华罗庚、陈省身......
群贤毕至、风华绝代....词穷如我，只能唯有用这两个词来表达敬意。
“七七事变”后，京津地区陷入日军的炮火，而非军事机关的各大高校成为了重点的攻击目标。彼时的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在同国民政府进行紧急磋商后，一致决定联合西迁，组成联合大学。
到了1938年四月，南迁至昆明的三校正式成立“西南联合大学”。“传说中的大学”的传奇之路，就此开启。
说到西南联大，就不得不提到三位校长：
左起：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
梅贻琦曾毕业于张伯苓创办的敬业中学堂（南开前身），有着很深的师徒情谊。西南联大成立之初，张伯苓曾对蒋梦麟说：我的表，你戴着。
这是天津俗语，可以翻译为“你可以代表我”。而蒋梦麟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在西南联大，我不管就是管，颇有“无为”之风。
在西南联大成立之初，清华和北大一度闹矛盾（相爱相杀近百年啊哈哈哈~）。钱穆在《师友杂记》里面曾记载过这样一件事。
图：钱穆
梅贻琦在提名各大学院院长和系主任的时候，因为过于偏向清华，引起了北大师生的强烈不满。北大教授找到蒋梦麟“告状”，一时间师生群情激奋，请求“分校”，争取“独立”。
这时候钱穆站了出来，他力排众议，认为国难当头，大家应顾全大局，以和为贵；待抗战胜利，各校自当独立。
与此同时，蒋梦麟拍板道：
今日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不在此问题上争议，当另商他事。这一下，北大的教授们再也不争执了。
倘若三人各自为政，联而不合，想必会成为第二个“西北联大”。
西北联大于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组成，不到一年便分崩离析。
文章写到这儿，笔者想到了汪曾祺老先生曾经写过的《跑警报》一文。
图：汪曾祺
1939~1940年间，三天两头有警报，有时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两次。因为当时没有防空力量，因此警报一响，大家就都往郊外跑，叫做“跑警报”。
关于“跑警报”，汪老先生的解释还蛮有意思：
有叫“逃警报”或“躲警报”的，都不如“跑警报”准确。“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
关于“跑警报”的江湖传说，更是不少。虽说真假无从考证，但确实蛮有意思。
有一次，空袭警报照例响起，师生们争先恐后往外跑。
国文系教授，有着狂人之称的刘文典也跟着跑，突然想起自己“十二分佩服”的陈演恪身体羸弱，视力有问题，行动不便，赶紧率领几个学生赶赴陈演恪的寓所，搀扶陈演恪往城外跑。
同学们要搀扶刘文典，刘文典不让，大声叫嚷：“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搀扶陈演恪先走。大家正在那跑着，刘文典忽然看见沈从文也在人群中气喘吁吁地跑，面露不悦之色。
图：刘文典
与沈从文擦肩而过时，对同行的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刘文典在对庄子的研究上造诣极深），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替谁跑啊”？
除了敌机轰炸，联大师生的艰难贫困，也是现在人难以想象的。
学校食堂做饭用的是陈米，学生戏称之为“八宝饭”：“八宝者何？曰：谷、糠、秕、稗、石、砂、鼠屎及霉味也。”
教授也跟学生一样吃不饱饭：
金岳霖、朱自清等人组成种菜小组，推举植物学家李继侗当种菜组组长，生物系讲师沈同当“种菜助理”，所有教授全程参与浇水施肥，才丰收了，大家都非常开心。
除了吃的，住宿条件也非常差。
学生宿舍是茅草屋顶，昆明多雨，一到下雨天屋顶即漏水，住在上铺的同学把脸盆、水桶、饭盒都拿来接水。教室的条件稍好一些，用铁皮作屋顶，但暴雨打在屋顶上声如急鼓，老师讲课的声音根本听不到。
法商学院教授陈岱孙，历来以完美掌控讲课时间闻名，每堂课他讲完计划内容后，说一声“下课”，铃声立刻打响，万无一失，令人称奇，可是昆明的暴雨时常打乱他的计划。
电影《无问西东》里，人物变成了理科老师
一次，他正讲到得意处，忽然一阵急雨，声音大得使他无法讲下去。他想了一下，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大字：“停课赏雨”！同学大笑，陈岱孙一脸无可奈何。
但话说回来，这些大学者们敬业精神对学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西南联大教师合照
朱自清患有严重胃病，在昆明因为饥一顿饱一顿更加严重。
朱自清
有一次得了痢疾，还坚持连夜批改学生作文，妻子劝他休息，他说“我答应明天给学生的。”书桌边放着马桶，整整改了一夜作文，拉了30多次，第二天人都脱了相，脸也没洗就去上课了。
潘光旦右腿膝盖以下截肢，行动不便，他住在郊区，要请人抬他到学校上课，从不迟到；
力学教授周培源住处离联大20余里，没有公路无法坐车，他只好买了一匹马，每天早上骑马先送两个女儿上学，再骑到联大。可以说是彼时联大独特的一道风景线。
我们为什么要纪念西南联大？
首先纪念的，自然是在如此艰苦决绝的恶劣环境下，他们依旧能坚持信念、笔耕不辍的精神。
他们是社会的精英，他们的言行传递着”中国最终走向胜利“的信号，那种舍我其谁的家国情怀，可以说是这个时代所有知识分子的点饭。在逆境中保持初心，坚定前行，是时代进步的标志，也是要求。
我们同样需要纪念的，自然是他们敬畏学问，用真精神做真学术的意志。
西南联大之所以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传奇，绝不仅仅是因为”大师辈出“这么简单——哪怕环境恶劣、条件简陋，还有敌机轰炸，但读书科研却一项都没有落下。
8年时间，西南联大虽然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同样，我们也要意识到，当我们怀念西南联大的同时，也没必要去说“反观我们现在的大学”这样的话。
在当下的中国，大学除了是培养学术精英的象牙塔之外，她更是促进并保证社会公平制度的体现。
客观的说，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普通人家的孩子要想去诸如西南联大这样的超级学府读书，概率几乎为零。毕竟对大多数人来说，研究学问是件遥不可及的事，能填饱肚子是最重要的。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才选拔的制度逐渐变得公平、公正、公开（当然不是说现在的制度是完美无缺的）。
更多的“平民阶级子弟”也有几乎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高等的学府，甚至有机会去挑战诸如清北复交这样的top级学府。
西南联大师生合影
历史的车轮必然是向前推进的，我们怀念西南联大，更多的是出于对知识的敬畏、对大师的崇敬、对于伟大荣光的追思。
但我们也没必要厚古薄今，站在教育发展的宏观角度，中国高校的高校数量、人均素质（受教育比例）以及重点学科的建设，正在向着“更先进”、“更科学”的方向发展。
更开放的视野，更宽广的胸怀，接纳一切好的事物，虚心接受刺耳的批评，尊重知识，敬畏学问。这就是我们心中大学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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