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標題]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制度邏輯與治理思維
[原文來源]《經濟管理》2018年第6期
[作者]金碚，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鄭州大學商學院首席教授、院長；中國區域經濟學會會長，中國工業經濟學會副會長，《中國經營報》社社長，研究領域是產業經濟學。
方式與效果：以漸進式制度變革終結中國 “落後”歷史
1.漸進式變革推動工業化加速
如前所述，中國改革開放盡管具有徹底的創新性，但並非“休克”式的另起爐灶和斷然顛覆，它的“革命性”和“顛覆性”蘊涵於連續性過程之中，具有漸進式推進的顯著特點：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維護穩定始終是三個不可偏廢或忽視的“命脈”。改革開放以不破壞穩定為底線，發展成就為衡量改革成敗的標誌。同時，穩定的要求也不可阻礙改革與發展，因為深刻認識到沒有改革發展，最終無法保持長治久安的穩定。可以說，這是中國40年改革開放道路與工業化進程的最突出特點，也是其戰略推進的高度技巧性所在。全世界能夠成功把握好這一關係的國家尤其是大國實屬罕有。
漸進式改革開放必須衝破一個個障礙，鬆解一道道桎梏，拆除一扇扇藩籬，各種障礙、桎梏、藩籬，有利益性的，也有意識性的，當然更有制度和慣例性的，常常是盤根錯節，難以下手。因此，改革開放進程往往是從呼籲“鬆綁”開始，經由“變通”，逐步“放開手腳”，最終才能實現“市場決定”。其實，市場經濟之所以是一個“事半功倍”的有效制度，其奧秘就在於，只要“放開”、“搞活”，就會有動力、活力和效率。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幾乎是“鬆綁”“放手”“開放”到哪裡，經濟繁榮就展現在那裡。
如前所述，計劃經濟下推進經濟發展總是傾向於“抓”字當頭，而市場經濟下促進經濟發展更傾向於“放”字當先。直到今天，深化改革，簡政放權，優化營商環境的舉措仍然是“放”字當先（簡稱“放、管、服”）。
40年來的改革開放，在所有領域中，鬆綁、放手和開放最徹底的產業是工業部門。正是由於對工業的鬆綁和放手，並且率先對外開放和迎接全球化挑戰，就給中國工業化的“製造”和“貿易”兩個巨輪以強大能量：釋放出巨大的加工製造能力和高滲透性的貿易活力。其結果是：在工業統計的所有門類中，中國工業均有不凡表現，這在世界所有國家中是獨一無二的。中國工業化呈現加速態勢，就成為必然：工業品生產和貨物貿易推動兩大巨輪迅速轉動，“中國製造”的工業品（儘管主要是處於中低端領域的產品）在全球市場競爭中幾乎呈所向披靡之勢，在各國市場“攻城略地”，佔據越來越大的國際市場份額，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令世界驚歎。
2．漸進式變革推動中國綜合國力提升
中國作為世界人口數量第一，國土面積據世界第四位的巨大型國家，在40年前的1978年，國內總產值（GDP）居世界第12位，僅佔世界GDP總額不足2%（當年中國人口占世界22%）。而且，當時的中國經濟處於高度封閉狀態，國際貿易非常不發達，貨物進出口貿易總額列世界第29位，外商直接投資列世界第128位。
經過4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現在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已躍居世界第二位，約佔世界GDP的15%。而且毫無懸念，在不太長的時期內，中國的GDP總額就將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而且，今天的中國經濟已經高度開放，貨物進出口貿易總額和外商直接投資均居世界前列。經歷短短三四十年，中國就從一個十分貧窮，外匯極度缺乏的國家，一躍成為世界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到2015年，中國的外匯儲備約佔世界1/3 （如表1、表2所示）。
3．40年改革開放帶來物質生活和社會心態的鉅變
正是在40年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基礎上，2018年召開的中共十九大宣告了新時代的到來，並且做出了一個重大的政治和戰略判斷：“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是一個彪炳史冊的偉大宣告。此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長期一直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現在，這一表述從此改變。那麼，關於社會主要矛盾的新舊兩個表述的涵義有何根本性區別呢？最引人矚目，也是最讓中國人振奮的是，在新的表述中沒有了“落後”兩字，實際上是向世界宣告：中國從此不再落後。
一個在民族心理上非常注重臉面的國家，不得不承認自己的“落後”，是很痛苦和很“沒有面子”的。其實，從西歐國家發生工業革命的18世紀以來，中國就落後了。開始時尚不自知，或者“死要面子”，不想承認。直到19世紀中葉，擁有強大工業生產能力的西方列強，以“工業化”的武器打開中國大門，才迫使中國睜開眼睛面對世界。那時，中國人不得不承認自己這個居於“世界中心”，曾經將外國視為不開化“蠻夷”的“泱泱大國”，實際上已經遠遠落後於西方工業化國家了，反而被稱為“東亞病夫”和“泥足巨人”。此後一百多年的中國歷史，留下迄今難以磨滅的落後捱打的痛苦記憶。“落後”兩字，就像是深入中國人肌膚的“紋身”和屈辱黥面的印記，無法遮掩，難以抹去，成為近現代史上中華民族幾代人的“痛點”。因此，“留洋”“出國”甚至“崇洋媚外”，成為千萬中國人尋求擺脫落後境地的群體性行為傾向和心態慣性。難以否認，相對於落後的中國，在當時中國人眼中，“外國”幾乎就是“發達”的代名詞，“洋人”成為富人的代名詞。因此，在許多中國人看來，“留洋”就是“人往高處走”，連外國的月亮圓都比中國的更圓。經濟落後導致了社會精神和文化心態上的深切落後感、屈辱感和自卑感。
正是由於渴望消滅這“落後”，為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揚眉吐氣，億萬中華兒女艱難苦鬥，不惜血汗，前赴後繼。新中國的建立就是這種長期苦鬥未果而爆發人民革命的結果：中國人民從落後捱打的屈辱境地中站起來了，而站起來的中國更不甘於“一窮二白”的落後面貌。毛澤東立下誓言，要帶領中國人民“把貧窮落後的帽子甩到太平洋裡去！”今天，這一數百年夙願終於實現了。40年的改革開放回報的是中華民族苦苦追尋的夢想成真。對於經歷了漫長苦難歲月的億萬中國人民，以至遍佈世界各地的海外華人，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不由得感慨萬千：過去數百年，我的前輩們長期生活在經濟落後的年代，今天，我們終於迎來了一個不再“落後”的新時代，真的可以揚眉吐氣了。數百年變遷，歷史的偉大轉折就展現在眼前，我們就是這個偉大轉變時刻幸運的親歷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中“最危險的時候”悲壯呼號，已經成為歷史警語。今後的中華子孫後代，如果不是通過歷史知識的學習，恐怕再也難以理解這一國運警語的意義了。因為，他們再不會有“落後中國”的切身感受了。在以往中國人眼中因物質富足而生活狀況令人羨慕的外國，在下一代中國孩子們眼中很可能會成為“生活沒有中國方便”的國度。過去，中國人大多是“怕苦才出國”，而到了下一代，很可能反而變為“不怕苦才出國”了。到國外不是去享受物質富足，反而是去“吃苦”，去經受“磨鍊”。總之，中國人從此不會再像窮國羨慕富國那樣仰視外國，即使是對於發達國家，中國人也絕不會再因自己國家的落後而羞慚。40年改革開放真正是一個偉大歷史，使中國“換了人間”：不僅是物質生產和物質生活狀況的鉅變，而且是民族精神和社會心態的鉅變。
閱讀更多 中國社科經濟學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