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迷看过来，给大家介绍一部轻松好看的纪录片——《我在中国做电影》
《我在中国做电影》是2020年2月底才上线的纪录片，片子只有5集，每集只有15分钟，用一顿饭的时间就能追完。
内容主要聚焦于美术、声音、特效、摄影、配音这5大电影幕后工种，简直是资深影迷的饕餮盛宴，每集请来一位或一组代表着当今中国电影产业最高水准的专业人士，让观众了解电影制作的故事。
其中还囊括了《妖猫传》、《影》、《南京南京》、《八佰》等各大电影的幕后纪实。
美术、声音、特效、摄影、配音，这几个专业名字听起来很乏味，它们的背后似乎都隐藏着一大堆晦涩的名词解释。
就连电影节颁奖，大家也都只关注影帝影后奖。摄影奖、音效奖、美术奖这类奖项则基本没有热度，甚至被插播进广告。
电影结束时，他们的名字也被放在很后面，字幕还没滚完，观众就已经走完了。
那为什么他们如此不受人“待见”，可全球的电影节却还是要为他们保留一个奖项位置呢？
看完《我在中国做电影》就知道了。
《我在中国做电影》第一集，请来的是曾上过《美国电影摄影师》杂志的曹郁：
大部分人认识曹郁，是因为他的妻子姚晨，但其实曹郁本人，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电影摄影师。
曹郁毕业于北电摄影系，毕业的第四年，他就凭借一支广告获得了纽约广告节摄影奖的提名。
2004年凭借《可可西里》获金马奖最佳摄影；2009年凭借《南京！南京！》获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2017年凭借《摆渡人》获金像奖最佳摄影奖；2019年凭借《妖猫传》获金鸡奖最佳摄影奖。
可谓战绩不菲。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摄影和摄像并不是一回事，摄影师不仅要负责拍，还要负责电影里的光影控制。
也就是说，一部电影所呈现出来的画面质感，是导演和摄影师相互协作的成果。
就拿《妖猫传》来说，片中杨玉环回眸的这一幕，是影片的重中之重：
为了这个镜头，曹郁准备了好几十根蜡烛和各种不同的现代灯具。
蜡烛围绕着放在演员的身边，LED灯往演员脸上打出层次感，然后还找了一种叫作特图利的可以打出很小光源的灯，专门打在演员的眼睛上：
看这个无滤镜的幕后花絮图：
我们可以看出杨玉环脸部和肩膀上的光影轮廓，这不只是化妆的作用，更多的是灯光。
这样才拍出了杨玉环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感觉：
所以大家看到的这个“百媚生”，不只是演员演出来的，还有摄影师拍出来的。
《妖猫传》是一部奇幻片，所以曹郁用了很多现代灯具来做光影，营造唐朝盛世的梦幻感。
而拍《南京！南京！》呢，用的则就是单一的白光了：
这种朴素的白光恰好可以拍出一种雕塑感，所以观众才会感觉角色特别有力量。
教堂里的这场戏也是光影运用的极致体现：
所有人站满教堂的时候，只有窗户那边进来了几束代表着希望的白光。
这一刻充满了压抑、痛苦和希望。如果没人举手，那意味着毁灭；如果有人举手，那意味着牺牲与伟大。
所以当教堂里的女性们一个接一个举起手时，手掌上的光影就成了重点：
尤其当光越来越强烈，强烈到能看见空气中的灰尘时，精神感就凸显出来了。
除了演员的演技，这些黑白光影、空气中的浮尘，其实都是我们的哭点，只是作为观众的我们，经常忽略了镜头的力量感而已。
摄影还不是一门单一的技术，按曹郁的话说，摄影就是一门艺术，绘画是他们的修养基础。
曹郁谈到，他第一次去和陈凯歌导演讨论《妖猫传》时，是带着一个登机箱去的，里面装满了画册。
然后曹郁给陈凯歌看了爱德华·蒙克的画，他想以此为视觉参考，来做《妖猫传》的背景色调。
所以在《妖猫传》中，我们看到了很多以蓝绿色为主色调的背景：
拍《八佰》时，曹郁参考的则是毕加索蓝绿时期的画作：
但《八佰》中加了很多黄色来做蓝绿色的反衬色调，大家看这个镜头就是蓝绿偏黄的：
这种柔和中透出来的残酷感，恰好符合《八佰》的气质。
曹郁还称《八佰》是他最满意的一个摄影作品，这个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第二集讲的是音乐效果，请来的是负责过《影》、《记忆大师》、《重返20岁》、《寻龙诀》、《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等作品的赵楠女士。
她曾多次提名金鸡奖和金马奖的最佳音效奖及最佳录音奖，凭借《狄仁杰之通天帝国》获得金像奖的最佳音效奖。
与摄影不同，音效是一个非常孤独的职业，尤其在这个同期声越来越少的时代，音效师们基本都是独自坐在录音棚里工作的：
比如张艺谋的《影》，看过《影》的观众都知道，影片全程伴随着雨声。
为了做《影》的雨声，赵楠和同事把全世界有关雨声的素材都下载下来了。
不仅如此，他们还要自己录，哪一天看见下雨了，马上抱着设备跑出去录雨声。
赵楠表示做《影》的那段时间是最压抑的，因为上班听雨，下班了还要录雨，每天都阴沉沉的，整个人很down。
也有一些团队协作，许多我们听到的脚步声、踩水声、刺剑声，就是好几个人用奇形怪状的姿势趴在房间里合作出来的：
为此他们还要研究一些构造知识。
比如《影》里郑恺被刺的这幕：
他被刺完之后讲不出话来，不是因为声带受损，而是因为剑刺进肺部，造成血液反流，血进了肺，人一开口，血就会涌上来。
所以为了做这一剑的声效，团队还用鱼鳔做了一个仿真的肺。
在赵楠看来，声音是被动且恒定的，它是五官中影响人情绪很重要的一官，而且它对人的生理性影响不会被改变。
就拿怪兽的叫声来说，很多人害怕怪兽的叫声，不是因为它声音大，而是因为它声音中有次低频，次低频是最让人感到害怕的一个频率。
所以做声效靠的是感知与感情，而不是靠素材。
很多人以为大神能做出丰富厉害的声效，是因为他们电脑里存的素材多，但其实根本不是。
赵楠拿到片子的时候，做的第一件事是想象，她先看着无声的画面自行想象出大概五六种声音，然后再去找素材，找不到就去录或者制作。
如果只是像拼图一样，把现有素材往画面里嵌，那是做不出好音效的。
除了摄影和音效，《我在中国做电影》还讲了配音、美术、特效等方面的故事，有兴趣的可以去看正片，这里就不多讲了。
有人可能认为一集15分钟太短，讲不出深度，但对于一般影迷来说，这个时长其实正好，既不费心力，又可以掌握一些入门级小知识，提高一下观影水平。
太深度的话，那就是老炮专场了，对于一般观众来说会有点晦涩。
《我在中国做电影》让人感受最深的一个点就是：做好一份工作，除了兴趣之外，还必须耐得住寂寞。
认真、痴狂、专注、孤独、知足，一样不可少，有时候你甚至还得甘于承受一些职业伤害。
比如曹郁，不工作的时候，他就看大量的画作，研究其中的光影运用，这就是必须沉下来心来去积累的。
音乐也是他的灵感来源之一，有时候创造光影，音乐的起伏、氛围，都帮助他渐入佳境。
再比如赵楠，为了做好音效这份工作，赵楠养成了随地记声音的习惯。
她随便就可以说出重庆的高架桥上有哪几种声音，江边从白天到黑夜都有KTV在营业，还有高架桥上的汽笛声，和江面上的油轮声。
老上海的弄堂也很典型，一般是马桶的使用声，和小自行车的车铃声。
在家里，赵楠也利用听觉判断一切事物，比如老公何时出门，她还可以只靠听，就听出楼下的店面煮的是饺子还是面条。
长期的职业积累习惯使得听觉成为了赵楠五官中最敏锐的一官，但也以此带来一些伤害。
比如赵楠从不戴耳机听音乐，家里也没有任何播放器，她甚至下班回家看电视，都是关着声音看字幕的。
因为上班时间听了太多声音，下班再听的话她会睡不着。
经常夜里两三点，别人都睡着了以后，赵楠则是走进录音棚，把一千多个素材，一个接一个地放。
直到现在，赵楠都说不出自己到底爱不爱这个职业，只是他们那个年代的人，有了一份工作就天然感觉要做一辈子了。
这种说不出爱与不爱的朴实，反倒成就了一代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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