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迷看過來，給大家介紹一部輕鬆好看的紀錄片——《我在中國做電影》
《我在中國做電影》是2020年2月底才上線的紀錄片，片子只有5集，每集只有15分鐘，用一頓飯的時間就能追完。
內容主要聚焦於美術、聲音、特效、攝影、配音這5大電影幕後工種，簡直是資深影迷的饕餮盛宴，每集請來一位或一組代表著當今中國電影產業最高水準的專業人士，讓觀眾瞭解電影製作的故事。
其中還囊括了《妖貓傳》、《影》、《南京南京》、《八佰》等各大電影的幕後紀實。
美術、聲音、特效、攝影、配音，這幾個專業名字聽起來很乏味，它們的背後似乎都隱藏著一大堆晦澀的名詞解釋。
就連電影節頒獎，大家也都只關注影帝影后獎。攝影獎、音效獎、美術獎這類獎項則基本沒有熱度，甚至被插播進廣告。
電影結束時，他們的名字也被放在很後面，字幕還沒滾完，觀眾就已經走完了。
那為什麼他們如此不受人“待見”，可全球的電影節卻還是要為他們保留一個獎項位置呢？
看完《我在中國做電影》就知道了。
《我在中國做電影》第一集，請來的是曾上過《美國電影攝影師》雜誌的曹鬱：
大部分人認識曹鬱，是因為他的妻子姚晨，但其實曹鬱本人，是一個非常厲害的電影攝影師。
曹鬱畢業於北電攝影系，畢業的第四年，他就憑藉一支廣告獲得了紐約廣告節攝影獎的提名。
2004年憑藉《可可西里》獲金馬獎最佳攝影；2009年憑藉《南京！南京！》獲聖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最佳攝影；2017年憑藉《擺渡人》獲金像獎最佳攝影獎；2019年憑藉《妖貓傳》獲金雞獎最佳攝影獎。
可謂戰績不菲。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攝影和攝像並不是一回事，攝影師不僅要負責拍，還要負責電影裡的光影控制。
也就是說，一部電影所呈現出來的畫面質感，是導演和攝影師相互協作的成果。
就拿《妖貓傳》來說，片中楊玉環回眸的這一幕，是影片的重中之重：
為了這個鏡頭，曹鬱準備了好幾十根蠟燭和各種不同的現代燈具。
蠟燭圍繞著放在演員的身邊，LED燈往演員臉上打出層次感，然後還找了一種叫作特圖利的可以打出很小光源的燈，專門打在演員的眼睛上：
看這個無濾鏡的幕後花絮圖：
我們可以看出楊玉環臉部和肩膀上的光影輪廓，這不只是化妝的作用，更多的是燈光。
這樣才拍出了楊玉環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感覺：
所以大家看到的這個“百媚生”，不只是演員演出來的，還有攝影師拍出來的。
《妖貓傳》是一部奇幻片，所以曹鬱用了很多現代燈具來做光影，營造唐朝盛世的夢幻感。
而拍《南京！南京！》呢，用的則就是單一的白光了：
這種樸素的白光恰好可以拍出一種雕塑感，所以觀眾才會感覺角色特別有力量。
教堂裡的這場戲也是光影運用的極致體現：
所有人站滿教堂的時候，只有窗戶那邊進來了幾束代表著希望的白光。
這一刻充滿了壓抑、痛苦和希望。如果沒人舉手，那意味著毀滅；如果有人舉手，那意味著犧牲與偉大。
所以當教堂裡的女性們一個接一個舉起手時，手掌上的光影就成了重點：
尤其當光越來越強烈，強烈到能看見空氣中的灰塵時，精神感就凸顯出來了。
除了演員的演技，這些黑白光影、空氣中的浮塵，其實都是我們的哭點，只是作為觀眾的我們，經常忽略了鏡頭的力量感而已。
攝影還不是一門單一的技術，按曹鬱的話說，攝影就是一門藝術，繪畫是他們的修養基礎。
曹鬱談到，他第一次去和陳凱歌導演討論《妖貓傳》時，是帶著一個登機箱去的，裡面裝滿了畫冊。
然後曹鬱給陳凱歌看了愛德華·蒙克的畫，他想以此為視覺參考，來做《妖貓傳》的背景色調。
所以在《妖貓傳》中，我們看到了很多以藍綠色為主色調的背景：
拍《八佰》時，曹鬱參考的則是畢加索藍綠時期的畫作：
但《八佰》中加了很多黃色來做藍綠色的反襯色調，大家看這個鏡頭就是藍綠偏黃的：
這種柔和中透出來的殘酷感，恰好符合《八佰》的氣質。
曹鬱還稱《八佰》是他最滿意的一個攝影作品，這個我們可以期待一下。
第二集講的是音樂效果，請來的是負責過《影》、《記憶大師》、《重返20歲》、《尋龍訣》、《狄仁傑之通天帝國》等作品的趙楠女士。
她曾多次提名金雞獎和金馬獎的最佳音效獎及最佳錄音獎，憑藉《狄仁傑之通天帝國》獲得金像獎的最佳音效獎。
與攝影不同，音效是一個非常孤獨的職業，尤其在這個同期聲越來越少的時代，音效師們基本都是獨自坐在錄音棚裡工作的：
比如張藝謀的《影》，看過《影》的觀眾都知道，影片全程伴隨著雨聲。
為了做《影》的雨聲，趙楠和同事把全世界有關雨聲的素材都下載下來了。
不僅如此，他們還要自己錄，哪一天看見下雨了，馬上抱著設備跑出去錄雨聲。
趙楠表示做《影》的那段時間是最壓抑的，因為上班聽雨，下班了還要錄雨，每天都陰沉沉的，整個人很down。
也有一些團隊協作，許多我們聽到的腳步聲、踩水聲、刺劍聲，就是好幾個人用奇形怪狀的姿勢趴在房間裡合作出來的：
為此他們還要研究一些構造知識。
比如《影》裡鄭愷被刺的這幕：
他被刺完之後講不出話來，不是因為聲帶受損，而是因為劍刺進肺部，造成血液反流，血進了肺，人一開口，血就會湧上來。
所以為了做這一劍的聲效，團隊還用魚鰾做了一個仿真的肺。
在趙楠看來，聲音是被動且恆定的，它是五官中影響人情緒很重要的一官，而且它對人的生理性影響不會被改變。
就拿怪獸的叫聲來說，很多人害怕怪獸的叫聲，不是因為它聲音大，而是因為它聲音中有次低頻，次低頻是最讓人感到害怕的一個頻率。
所以做聲效靠的是感知與感情，而不是靠素材。
很多人以為大神能做出豐富厲害的聲效，是因為他們電腦裡存的素材多，但其實根本不是。
趙楠拿到片子的時候，做的第一件事是想象，她先看著無聲的畫面自行想象出大概五六種聲音，然後再去找素材，找不到就去錄或者製作。
如果只是像拼圖一樣，把現有素材往畫面裡嵌，那是做不出好音效的。
除了攝影和音效，《我在中國做電影》還講了配音、美術、特效等方面的故事，有興趣的可以去看正片，這裡就不多講了。
有人可能認為一集15分鐘太短，講不出深度，但對於一般影迷來說，這個時長其實正好，既不費心力，又可以掌握一些入門級小知識，提高一下觀影水平。
太深度的話，那就是老炮專場了，對於一般觀眾來說會有點晦澀。
《我在中國做電影》讓人感受最深的一個點就是：做好一份工作，除了興趣之外，還必須耐得住寂寞。
認真、痴狂、專注、孤獨、知足，一樣不可少，有時候你甚至還得甘於承受一些職業傷害。
比如曹鬱，不工作的時候，他就看大量的畫作，研究其中的光影運用，這就是必須沉下來心來去積累的。
音樂也是他的靈感來源之一，有時候創造光影，音樂的起伏、氛圍，都幫助他漸入佳境。
再比如趙楠，為了做好音效這份工作，趙楠養成了隨地記聲音的習慣。
她隨便就可以說出重慶的高架橋上有哪幾種聲音，江邊從白天到黑夜都有KTV在營業，還有高架橋上的汽笛聲，和江面上的油輪聲。
老上海的弄堂也很典型，一般是馬桶的使用聲，和小自行車的車鈴聲。
在家裡，趙楠也利用聽覺判斷一切事物，比如老公何時出門，她還可以只靠聽，就聽出樓下的店面煮的是餃子還是麵條。
長期的職業積累習慣使得聽覺成為了趙楠五官中最敏銳的一官，但也以此帶來一些傷害。
比如趙楠從不戴耳機聽音樂，家裡也沒有任何播放器，她甚至下班回家看電視，都是關著聲音看字幕的。
因為上班時間聽了太多聲音，下班再聽的話她會睡不著。
經常夜裡兩三點，別人都睡著了以後，趙楠則是走進錄音棚，把一千多個素材，一個接一個地放。
直到現在，趙楠都說不出自己到底愛不愛這個職業，只是他們那個年代的人，有了一份工作就天然感覺要做一輩子了。
這種說不出愛與不愛的樸實，反倒成就了一代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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