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巴西聖保羅，哥倫比亞隊獲得了進入世界盃下一輪的資格，哥倫比亞球迷在慶祝。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預計，到2020年和2030年，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中產階層人口數量將從2009年的1.81億分別增至2.51億和3.13億。
作者簡介：郭存海，法學博士（國際政治專業）、副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社會文化研究室主任。
近年來，中產階層成為全球關注的一個熱門話題，不僅發達工業國家遭遇中產階層問題，甚至在新興市場國家，中產階層也演變成一種挑戰。傳統上賦予中產階層的政治和社會穩定器功能正日益走向其反面，淪為一種不穩定因子。
2011年震撼世界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展示的不僅是美國中產階層的力量和不滿，也凸顯美國這一中堅群體的困境和脆弱性。在瑞典、希臘、法國和德國等歐洲傳統福利資本主義國家，中產階層也患上了一種焦慮綜合徵，失業、不平等和福利危機同樣侵蝕著他們的歐洲夢。相對於歐美髮達國家，亞洲新興經濟體的中產階層，雖然發展後勁很足，但在當前整體國際環境不佳的背景下，同樣面臨一系列的發展挑戰。
和東亞相比，拉美的中產階層更是經歷了諸多“成長的煩惱”。儘管最近十年，經濟的穩定增長推動了向上的社會流動和中產階層的壯大，但社會的穩定性似乎並沒有隨之增強，反而有所弱化。2011年著名民調機構“拉美晴雨表”公司(Latinobarómetro)的調查顯示，儘管拉美的貧困和收入不平等都下降了，但社會的不滿情緒卻明顯增加了，整個大陸都充斥著“進步的不滿”。
事實上，這種相逆的變化根源於不斷壯大的中產階層日益增長的公共服務需求同落後的政府服務能力之間的矛盾——智利持續不斷的學生運動無疑就是一個典型例證。發達工業國家的中產階層向下流動的恐懼和新興市場國家“成長中”(emerging)的中產階層遭遇的公共服務赤字，匯聚成全球的“中產階層問題”。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資深研究員莫伊塞斯·納伊姆(MoisésNaím)甚至發出了“中產階層衝突即將到來”的警告——未來幾年，亨廷頓所說的“文明的衝突”將變得不再那麼重要，而由中產階層的不滿激發的國內政治和社會不穩定將日益凸顯。這強烈地預示著解決中產階層問題已經迫在眉睫。而過去幾十年裡，拉美中產階層的興衰沉浮無疑為當前世界，特別是發展中世界的中產階層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某種鏡鑑。
拉美中產階層的發展歷程
如果說經濟增長是一種“拉動”(pull)作用的話，那麼社會政策則無疑發揮了“推動”(push)和鞏固的作用。中產階層的復興重新燃起了拉美國家在20世紀70-80年代就萌生的建設“中產階層社會”的夢想。
拉美是發展中世界裡工業化起步較早、中產階層形成也相對較早的地區。當前全球面臨的這種中產階層困境，早在20世紀80-90年代拉美多數國家都已經遭遇過。因此，探索和觀察拉美中產階層的發展歷程非常有必要：以此為參照，既可以反思過去，又可以映照未來，而對發展中國家的中產階層來說，則更具有特別的意味。可以說，拉美中產階層的演進歷程某種程度上是發展中國家中間社會群體成長的典型映射。總體來看，在過去的70年裡，拉美的中產階層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呈現一種U形的演進過程。
(一)拉美中產階層的形成和鞏固
1940年到1980年是第一個階段，即拉美中產階層的形成和鞏固階段。在拉美，中產階層的形成經歷了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從殖民地，特別是獨立革命以來，拉美各國基於商品出口產生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由此帶來的一個結果是，專門服務於出口的經濟大幅擴張，並隨之深刻地改變了拉美的社會結構，不經意間催生了一個服務並依附於出口部門利益的中產階層群體，比如公務員、管理者、律師、會計師和辦事員等。
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拉美國家，特別是與外部市場聯繫緊密的國家已經有了一定數量的中產階層。製造業和工業化的進一步發展推動著拉美社會結構的持續演變。
到1930年前後，儘管土地和商業精英仍然是拉美社會的主導，但一個明顯的趨勢是，城市中產階層人數的增幅明顯加快。
從歷史發展進程來看，20世紀30年代的社會分層結構可以說是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過渡形態。
進入20世紀40年代以來，隨著拉美髮展模式向進口替代工業化的轉型和國家作用的增強，以及城市化和公共教育的擴張，拉美的社會流動性日益增強，中產階層經歷了一個相對快速的發展進程。
1940年到1960年間，拉美的職業結構中最明顯、也是最大的一個變化是，僱主、獨立專業人員和個體經營者的比例大幅下降，取而代之的是辦事員、醫療工作者、職業人士和技術人員等現代服務業者的大發展。這一時期，拉美中產階層的平均規模從1940年佔就業人口的15%，分別上升到1950年和1960年的19.4%和21.2%。
20世紀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拉美的城市職業結構呈現出一種獨特的現象，這個時期勞動的性質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獨立的專業工作者和小企業主讓位於公共機構或私人大企業中的工資勞動，社會關係也從占主導地位的依附關係轉變到主要是契約性質的勞動關係。
在這種新的勞動契約關係下，拉美的城市職業結構繼續深入演變並在1980年左右開始穩定下來。
1950-1980年間，職業結構最大的變化是服務業的擴張，以及由此帶動的非體力勞動者的急劇增長。城市職業結構的這種變動帶來的一個明顯後果是中產階層比重的穩定提高。
到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拉美的中產階層占城市就業人口的比重已經超過30%，拉美主要國家都已經顯現出現代社會結構的雛形，奠定了一種通向橄欖形社會結構的趨勢。
總體而言，這個時期是拉美中產階層擴張的一個關鍵時期，其形成和發展源自幾個深刻的內部和外部的結構性變化，比如工業化、城市化、國際移民、公共教育、現代資本主義技術和技能的傳播，以及國家在社會和經濟領域的干預性增強等等。
(二)拉美中產階層的停滯和衰落
1981年到2002年是第二個階段，即拉美中產階層的停滯和衰落階段。
儘管經過40多年的穩定擴張，拉美中產階層的規模到20世紀80年代初已達30%左右，奠定了向橄欖形社會轉型的趨勢。
但1982年債務危機的爆發將整個地區的發展拖入泥潭，隨後的結構性調整更是導致社會收入減少，生活水平下降，公共部門萎縮，失業率和通貨膨脹急劇上升。
結果，中產階層的發展勢頭不僅受到遏制，甚至部分中產階層因此淪為“新窮人”，尤以阿根廷為甚。在阿根廷經濟開始惡化的1974年，只有很少的家庭是新窮人，到1984年新窮人佔總人口的比例上升到4.2%，而到1990年，進一步猛增至18.4%。就此而言，20世紀80年代更是中產階層的“失去的十年”。
上個世紀90年代，華盛頓共識推銷的自由化改革最終帶來的是“改革成果精英化”和“改革成本社會化”：精英階層從改革中大獲其利，而中下階層則淪為改革的犧牲品。
中產階層更是面臨一系列的擠壓，比如失業和非正規就業、經濟收入下降、生活成本上升、職業前途無望等，而與此同時，中產階層的焦慮和不安全感也大大增加了。
對此，中產階層做出的一種消極反應是“用腳投票”，即以專業和技術人士為主體的中產階層大量移民海外。
可以說整個20世紀80-90年代，一度充滿希望、結構不斷優化的拉美社會墜入了一個“中產階層陷阱”：中產階層的增長陷入停滯，不再繼續擴大，甚至出現萎縮和陷落。
到1985年，中產階層勞動者佔就業人口的比重與1980年相比下降了近31%，僅有23.2%。
儘管之後出現回升，但即使是整個時期的最高水平——1993年的24.9%，都遠遠低於1980年的水平。
總體上來看，整個20世紀80-90年代，拉美中產階層的規模始終徘徊在23%～24%。
這意味著中產階層社會的雛形尚未成熟和穩固就遭受創擊，建設中產階層社會的夢想漸行漸遠。
客觀而言，這個時期，拉美中產階層遭遇挑戰和擠壓，乃至向下流動趨向顯著增加，首先應歸咎於20世紀80年代債務危機導致的經濟衰退和90年代的經濟動盪，畢竟經濟增長是中產階層成長的助推器。
但經濟增長並非是拉美中產階層墜入發展陷阱的唯一根源。
事實上，這一時期，國家角色的巨大變化，以及相應的政策滯後和缺失都減少或撤銷了對中等和低等收入群體的社會保護，從而使這兩類社會群體面臨的社會風險明顯增加。
與此同時，傳統上推動中產階層發展的政策工具，比如收入分配政策、稅收政策、教育政策，以及公共支出政策也失靈了，並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
也就是說，20世紀80-90年代，拉美中產階層的衰落有其政策性根源。
在現代社會中，教育是個體實現向上的社會流動的關鍵因素，也是中產階層再生產的主要工具。獲取後中等教育(post-secondaryschooling)在工業國家被視為是獲得中產階層地位的標誌，但在拉美，獲取後中等教育基本上可以保證中上階層地位。儘管教育對向上的社會流動具有系統性的推動作用，但20世紀80年代以來，債務危機和經濟低增長削弱了勞動力市場對受過更高教育水平的勞動者的吸收能力，由此導致教育的貶值和教育作為“社會地位的提升機”職能的弱化。
另外，拉美各國普遍存在著隆多尼奧(JuanLuisLondono)和塞凱伊(MiguelSzékely)所稱的“過度不平等”(excessinequality)也束縛了中產階層的發展壯大。從本質上而言，這種“過度不平等”是最高收入階層同其餘所有收入階層之間的一種斷裂性不平等。如果排除收入最高的10%的人口重新計算基尼係數的話，拉美許多國家的基尼係數都在安全範圍內，且和美國的基尼係數並沒有什麼明顯的差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不僅低收入群體，實際上包括中等收入群體在內的90%的人口都是這種“過度不平等”的受害者。
實證研究同時表明，“基尼係數越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越小；而基尼係數越小，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則越大。”普遍的高度不平等很難實現收入的高流動，也更不利於中等收入群體的向上攀登，因為在最高收入階層同他們之間存在著一條巨大的鴻溝，而沒有多少過渡地帶。
不僅如此，社會政策的再分配效應的積極影響同樣有限。再分配政策最重要的職能是進行社會調節，以在一定程度上校正國民收入初次分配過程中的不平等，從而實現全社會的分配正義。
然而，事實上，再分配的這種校正功能在拉美存在某種程度的失靈，甚至起到相反的效果，加劇了不同階層之間的收入不公平。
相關數據表明，在經過再分配政策的作用後，歐洲的基尼係數大大下降了，平均降幅高達68%。
但在拉美，這一效應卻失靈了。初次分配後的基尼係數和再分配後的基尼係數基本上沒有發生變化，再分配前後的基尼係數只有4%的降幅，而在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等國，再分配功能甚至對基尼係數不發生任何作用。這與歐洲國家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比。
(三)拉美中產階層的重啟和復興
2003年以來的最近十年是第三個階段，即拉美中產階層的重啟和復興階段。進入21世紀、特別是2003年阿根廷經濟危機結束以來，拉美地區出現了嶄新的氣象。
首先，拉美經濟開始復甦並在近十年裡保持了強勁的增長。
從2000年到2010年的11年間，拉美經濟的年均增長率保持在3.4%，這與90年代平均2.7%的經濟增長率相比是一個巨大的進步；而從2003年到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的6年間，拉美經濟的增速更為迅猛，全地區GDP的平均增長率超過5%。
拉美經濟的恢復和穩定增長帶來的直接好處，是失業率的下降和收入的明顯增加。
2011年，拉美地區的失業率降至歷史最低點，只有6.8%。
其次，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失敗為拉美中左派政黨提供了契機，他們在變革的旗幟下紛紛上臺執政，由此開啟了後新自由主義時代。
這一時期，拉美各國政府普遍增強了國家對市場的調節，更加註重社會政策在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方面的作用。經濟環境的持續改善和替代性的社會政策扭轉了20世紀80-90年代大部分時期拉美經濟和社會的持續衰退，拉美社會也展現出積極的變化：貧困和赤貧人口持續減少，收入分配穩定改善，居民收入持續增加。
在這些變化的背後也潛藏著另一個明顯的趨勢，即拉美中產階層的復興，其規模已經恢復到、甚至超越了20世紀70年代末和20世紀80年代初的水平。
以2003年阿根廷經濟危機結束為標誌，拉美的中產階層開始了自己的新時代，中產階層的經濟和社會地位開始恢復，中產階層的規模也日益壯大。拉美中產階層職業在城市職業結構中的比重穩定增加：從1998年的25.2%增至2003年的28.2%，到2007年又進一步增至30.2%，10年間的增幅達到20%左右。
2007年，這種增幅開始放緩；到2010年，儘管增幅不大，但仍然達到30.8%。
拉美中產階層的重新崛起源於一系列因素的推動。
首先，這種擴張得益於經濟的穩定增長，因為經濟增長是中產階層成長的基礎和保障。
不過，同樣無法否認的是，後華盛頓共識時代的社會政策調整也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新的政策在改善收入再分配、促進累進性社會支出、保護和保障工人權利、推動教育和社會流動性等方面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中低收入群體都是這種政策調整的主要受益者。
因此，綜合來看，是經濟增長和社會政策共同推動了中產階層在21世紀的壯大。
如果說經濟增長是一種“拉動”(pull)作用的話，那麼社會政策則無疑發揮了“推動”(push)和鞏固的作用。中產階層的復興重新燃起了拉美國家在20世紀70-80年代就萌生的建設“中產階層社會”的夢想。
墨西哥前外長卡斯塔涅達(JorgeG.Castaneda)在其新書《墨西哥的未來》中聲稱，未來15年墨西哥的核心議題是“中產階層社會”，前總統盧拉也表示巴西未來幾年將建設成為一個“中產階層佔多數的國家”。
經濟增長的潛力更讓國際機構和學者對拉美中產階層的未來持積極樂觀的態度。
而根據布索洛(MaurizioBussolo)和穆拉爾德(ElieMurard)的推測，到2030年，拉美的中產階層人口將比2005年增加一半以上，達到3.1億人，中產階層佔總人口的比例也將從24%增加到42%。
儘管拉美主要國家似乎已經重返建設“中產階層社會”的大道上，但必須看到的是，拉美的中產階層事實上在相當程度上仍然是一個“形成中的中產階層”(emergingmiddleclass)而不是一個“穩固的中產階層”(establishedmiddleclass)。
其中相當一部分只能說進入了中產階層的門檻，仍處於中產階層的下層，即只是下中產階層，其本身的經濟和社會地位尚很脆弱。這就意味著，拉美國家要建設中產階層社會，讓中產階層在拉美未來的社會生活中發揮傳統上所賦予的那種維護政治和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的職能，就必須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注重給予中產階層以制度化的政策保障，減少其脆弱性，增強其抗風險能力，避免他們重新墜入20世紀80-90年代的“中產階層陷阱”；否則，脆弱的中產階層很容易在外部衝擊下陷入新貧困，並和窮人結盟，以其特有的方式表達自己的不滿和抗議，而這些正是在20世紀90年代的拉美多數國家和21世紀初的阿根廷所發生過的現實。
研究表明，儘管中產階層的規模越大，似乎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越有利，但不可忽視的一個前提是：政治和經濟發展不僅有賴於中產階層的規模，更有賴於中產階層的穩定性。
這裡的穩定性不僅是指不會向下流動陷入貧困，更指能夠繼續向上流動，進入社會的更高一級階梯，避免產生一種相對剝奪感。
事實上，一個脆弱的中產階層不大可能在維繫政治民主、推動經濟增長、維護社會穩定方面發揮其被賦予的作用。
相反，穩定而有安全感的中產階層更有可能進行長期的發展規劃和幸福投資，並做出支持這些投資的政治選擇。
因此，一個重視穩定的社會應該建立阻止向下流動的多重機制。就此而言，拉美國家在通往“中產階層社會”的道路上首先要鞏固和擴大中產階層，而這些除了經濟增長的基礎性條件之外，更需要一系列社會政策的保障。
正如美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愛德華多·洛拉所言，“拉丁美洲正處於急速的轉型中，中產階層是這種變遷的重要推動力量之一……中產階層不斷壯大，但仍很脆弱。他們不是窮人，但遠沒有享受舒適而可靠的經濟保障。中產階層的未來既有賴於他們自己的努力，也有賴於拉美國家的政府未來十年的經濟和社會政策。”
拉美中產階層發展的經驗和教訓
拉美國家要真正建成20世紀70年代就夢寐以求的“中產階層社會”，當前及以後就應當著力於社會政策革新，推動一場政策理念革命，著力締造一種“包容中產階層的增長(inclusivemiddle-classgrowth)”。
拉美未來的政策導向不應該糾結於是先關注窮人還是先關注中產階層的問題，而應該形成一種包容中產階層的政策理念，以提高包括中產階層在內的整個社會的凝聚力。
回顧拉美中產階層的這種U形的演變趨勢，至少可以獲得三個方面的發現。
首先，經濟增長是拉美中產階層發生、發展和鞏固的原動力，也就是說，經濟因素在某種意義上是中產階層成長的關鍵。
20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中後期是拉美中產階層快速形成和發展的階段，這個時期的顯著特徵之一，是各國經濟總體上呈現一種快速和穩定的增長。
而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則從反面佐證了中產階層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聯性。這個時期，伴隨著經濟衰退或震盪，拉美中產階層的發展出現了停滯或萎縮。進入21世紀以來，拉美經濟重現增長活力，特別是2003年以來更是實現了長達十年的穩定增長。這種有利的形勢大大推動了拉美中產階層的發展，其規模達到或者超越20世紀80年代初的水平。
上述趨勢充分說明，中產階層的成長首先應有一個穩定的、可持續的經濟增長作基礎和保障。
其次，國家的“有形之手”在中產階層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
從20世紀40年代，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拉美公共部門的擴張造就了一大批中產階層職業，擴大了中產階層隊伍。
可以看出，這個時期，拉美中產階層的壯大主要是因國家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即源於國家驅動。
其後，拉美社會經歷了近20年的市場化改革，國家的主導作用日漸削弱。
自2003年以來的10年裡，拉美的中產階層重現活力，但與20世紀80年代之前不同的是，這個時期的中產階層的成長主要源於市場機制的作用，即市場驅動。
從當前的全球趨勢來看，作為“有形之手”的國家機制在推動中產階層形成和發展方面的作用日益下降，而作為“無形之手”的市場機制的作用日益增強。
儘管如此，但並不能由此認為，在市場社會條件下，中產階層的成長是一種純粹的、自然的個人行為，完全依賴市場機制的發揮。
事實上，市場化程度越高，越需要國家作用的發揮，因為成熟的市場社會都是建立在國家提供的制度化條件的基礎上——這是市場社會良性運行的核心。20世紀80年代拉美的結構性調整和20世紀9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給中產階層帶來了嚴重的衝擊，這和30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美國中產階層的境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這種顯著的差異源於如何平衡國家機制和市場機制之間的關係：美國在推進市場化改革之前，做了充分的制度化保障，建立了強大的政策支撐；而拉美在市場面前放棄了國家的作用，而任由中產階層獨力迎接市場的衝擊。
最後，社會政策是培育、支持和保護中產階層發展的主要工具。
拉美中產階層發展的歷史表明，社會政策失靈或政策赤字是20世紀80-90年代中產階層陷入停滯、萎縮乃至迅速陷落的重要因素。
如果說經濟增長是發展和壯大中產階層的原動力，是一種進攻路徑的話，那麼良好的社會政策則是一種防禦路徑，可以在經濟衰退時期對中產階層群體起到防護和支撐作用。
事實上，從另一個層面上來說，良好的社會政策本身也可以助推中產階層的發展。
比如，普遍而高質量的教育既可以為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提供充分的人力資本，同時作為“社會地位的提升機”也是向上進入中產階層的關鍵路徑。
再如，更具累進性的稅收制度不僅可以減少中低收入群體的稅負，促進分配公平，而且可以積聚更多的經濟資源，增強政府的財政調節能力。
而一個強大有效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則可以產生強大的保護作用，有效地減緩經濟衰退對中產階層的衝擊，避免中產階層淪為“新窮人”。
上述結論表明，個體向上社會流動、進入中產階層固然需要個人的努力，但同樣離不開良好政策的培育、支持和保護。事實上，在很多情況下，外部的政策因素對中產階層成長的影響非常之大，有時甚至是關鍵性的。
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未來中產階層的可持續發展和鞏固繫於拉美的社會政策。
因此，拉美國家要真正建成20世紀70年代就夢寐以求的“中產階層社會”，當前及以後就應當著力於社會政策革新，推動一場政策理念革命，著力締造一種“包容中產階層的增長(inclusivemiddle-classgrowth)”。
歷史告訴我們，增長的引擎是中產階層。沒有中產階層參與民主治理，爭取社會保障和社會權利，拉美的未來是不可想象的。
基於此，當下和未來一個重要的關注點不應限於中產階層潛在的增長引擎這一角色，還應特別關注中產階層自身的脆弱性。
拉美未來的政策導向不應該糾結於是先關注窮人還是先關注中產階層的問題，而應該形成一種包容中產階層的政策理念，以提高包括中產階層在內的整個社會的凝聚力。
拉美中產階層的興衰對中國的啟示
拉美的歷史教訓表明，要真正發揮中產階層的“社會穩定器”功能，就必須保障其基本利益不受侵犯，享有優質的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擁有正常的利益表達渠道，以及相對暢通的社會流動性。
中國和拉美同屬發展中世界，面臨著一系列相似的社會挑戰，而且工業化先行的拉美先期遭遇的某些問題正在當下的中國社會若隱若現。就中國而言，社會穩定無疑是當前最重要、最緊迫的，因為它牽一髮而動全身，甚至可能從整體上影響中國的未來。
但這裡所說的穩定，並不是一種剛性穩定，而是一種基於動態均衡的穩定。經典的政治學和社會學理論告訴我們，社會穩定的關鍵在於中產階層。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的年均增長率超過9%，由此帶來的一個顯著影響是中產階層的形成和發展壯大。
相關研究數據表明，1999年中產階層的比例大致為15%，2008年達到22%～23%，而根據2012年《國際城市發展報告》的最新預測，到2020年，中國的中產階層將達到總人口的40%。儘管這些數據展示了一個美好的前景，但一個嚴峻的現實是，中產階層的認同感正在下降，“被中產”成為社會流行語正是這種現象的高度凝結和集中表現。
這種苦澀的自嘲背後隱藏著向上社會流動和維持中產階層地位的艱辛：高房價、高物價、看病貴、上學貴、收入增速慢，以及分配不公和相對剝奪感的上升，都成為中產階層首先、也是感受最強烈的領域。
而社會保障制度的缺失或不完善更是加劇了這種認知，由此引發的焦慮症幾乎成為中國新興中產階層的群體病、時代病。
不僅如此，社會流動性的減弱，甚至向下的社會流動也越來越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
國內多家媒體聯合進行的一項“誰在淪為新底層”的問卷調查發現，“不能充分就業的大學生群體”名列第一，最有可能成為社會新底層。
通常而言，受過高等教育當前是進入中產階層的門檻，也是新時期確立中產階層地位的主要標誌之一，大學生群體本應是中產階層的後備軍，但現在已經淪為“蟻族”。
社會底層通過“共同富裕”實現向上流動是中產階層的另一個重要來源，但近年來中國的“新底層社會”呈擴大化趨勢，社會底層向上流動的空間越來越小。
這兩種現象揭示出一個極其危險的信號，即中下社會階層合流的趨勢已經若隱若現：一方面，底層作為中產階層的來源構成減弱了；另一方面，中產階層成了底層的後備軍。
拉美的歷史教訓表明，要真正發揮中產階層的“社會穩定器”功能，就必須保障其基本利益不受侵犯，享有優質的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擁有正常的利益表達渠道，以及相對暢通的社會流動性。
這正是中產階層發揮“社會穩定器”功能的條件性。如果中產階層的生存風險增加，精神焦慮不斷上升，中產階層的優越性不復存在，就可能同社會底層結盟共同成為不穩定的力量，不會充當社會的穩定器。
基於此，中國未來的社會政策同樣應該給予中產階層以重點關注，致力於確立一種“包容中產階層”的發展理念，避免中產階層淪為政策的夾心層。
中國未來要實現中產階層的可持續發展和鞏固，就應當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前提下，重點建立以權利為基礎的社會保障制度，著力解決收入不公平和資源分配不平等問題，拓寬社會流動渠道和增強社會流動性，特別是增強教育在解決這些問題方面可能發揮的紐帶作用，最後，且是最重要的一點，還應該進一步有序地釋放而不是限制中下層群體，特別是中產階層的公共參與空間。
如是，以中產階層為主體的小康社會才是有可能的，和諧社會的建立才有根本性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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