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们在上文说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相当惨烈，因为这是一场意识形态驱动下的战争。但这实际上是三种意识形态的对抗，即英美的自由主义、苏联的共产主义和纳粹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如果我们再将其放大的话，则还有日本的大亚洲主义，即以黄种人白种人对立为基础的放大版的民族主义。
在经过多年的战争之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两种普世主义意识形态联手，将纳粹德国和当时日本的这两种民族主义都给彻底的消灭了。但是这并没有带来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对抗，毕竟此时没有人想再次踏入到又一场残酷的战争之中，所以二战中英美苏三大巨头，即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便决定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雅尔塔举行个会议，商讨一下应该如何安排战后秩序。那么，这三大巨头是怎样做的呢？我们下面分别来看一下；
雅尔塔会议三巨头：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
第一、丘吉尔的现实主义
丘吉尔出生于英国顶级贵族之家，投身政治已经长达数十年之久，在思考问题上有着一股很强的欧洲老派贵族的特殊风格。他对于人性的有限性有着极为清晰的自觉感，所以他自然就不会觉得那些看上去很美好的理想主义有多大实现的可能性。相反，丘吉尔认为人类所能追求的只有一种不够理想但是却足够可行的新秩序。这似乎有点抽象，我们来具体说一下。
首先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什么是不够理想但又足够可行的秩序呢？其实这已经在近代以来的数百年历史中有了明确的答案，那就是“各国之间的力量均衡”。在十六到十七世纪的宗教战争和十八世纪后期的革命战争都表明，那种想要让某种理想统一天下的势力，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它们带来的只有无尽的战乱。而结束这些战争的，并不是理想的实现，而是各国都达成了一致共识。国家的野心与国家的力量必须要相匹配，所以力量均衡的世界便是能够追求的最好世界。
这种势力均衡政策看似放弃了对理想的全面追求，但实际上它是在追求一种不高调却又更加可行的理想。所以老欧洲的贵族们在外交中，以及在对国际秩序的构想中，就会或多或少的产生出一种看似冷酷的现实主义态度，外交的核心内容就是对如何打造势力均衡进行精心的计算与博弈。
丘吉尔像
我们也知道，丘吉尔其实早在1944年10月的时候就曾跑到莫斯科去找斯大林商谈，讨论从南欧的巴尔干半岛到东欧这一片区域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在雅尔塔会议上，他仍然在继续这种工作，力图重整英国、法国，甚至是已经战败的德国的实力，最后再加上美国；如果成功的话，那么就可以和东方的苏联实力相均衡，从而便可以达成和平。
毕竟清晰的势力范围边界，会尽可能消除掉战争的隐患。至于说边界两边存在不同，乃至是彼此矛盾的价值观念，这些在丘吉尔看来，也并不是什么不能容忍的事情。也正是由于丘吉尔的这种谨慎的外交政策，不仅符合英国几个世纪以来的外交传统，同时也能获得本国的普遍认可。
但是丘吉尔的这种观念却很难被持以理想主义的美国人所接受，因为他们会认为这是一种堕落的价值观念。为何呢？这就得看看罗斯福的理想主义到底是怎样的形式了。
雅尔塔会议三巨头合影
第二、罗斯福的理想主义
罗斯福想要让自己的方案获得本国的支持，那么不论他心里是何种想法，他都必须采取一种理想主义的秩序观念。但其实，这种理想主义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对威尔逊主义的继承，其深层精神动力是基于清教精神，当然，这同时也是美国的立国精神。
在清教徒身上都有着一种特殊的使命感，他们都相信自己是上帝直接选定要拯救的选民，是上帝为这个堕落的世界所保留下来的最后一批宝贵的种子。这和欧洲的天主教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也就导致了美国与欧洲大陆在政治观念上的一个很大的差别。那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别呢？
首先来说，天主教会垄断了对于《圣经》的解释权，而垄断就意味着会带来寻租的机会，所以教会里的人便开始利用这种垄断地位谋取私利。到了中世纪后期的时候，天主教会腐化得已经很严重了，于是便迎来了宗教改革，出现了包括清教在内的各种新教派别。而诞生出来的新教多数强调的一种信念叫做“因信称义”，也就是说，只需要你相信了上帝，那么上帝就会拯救你。在新教看来，那些真正信上帝的人，都不是自己选择的结果，而是上帝选择的结果。清教在诸多新教教派里是特别强调这一点的。
由此就使得清教徒们产生出来专属于他们的政治信念，也就是，他们坚信每个人的价值都是由上帝直接给定的，这和其他力量都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清教徒在本质上就会拒绝民族主义。
西奥多 · 泰迪 · 罗斯福
因为清教徒认定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他们面对他人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特殊的傲慢与自负。但是作为选民来说他们又认为自己有着一种特殊的责任感，所以他们面对世界的时候就又会有着一种特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这两种特征都在美国人的精神结构当中很好的体现了出来，他们作为一个清教徒共同体，坚信“美国特殊论”，认为美国可以摆脱旧大陆的一切肮脏和堕落，从而建立起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
观察美国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美国很弱小的时候，它会倾向于在国际上采取孤立主义；而在强大的时候，它又会倾向于普世主义。这两种主义初看上去是彼此相反的，但其实都是清教精神在国际秩序上的反映。但无论它反映成哪一种，都肯定是拒绝把世界分隔为一个个小格子的民族主义的。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就不难理解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的立场了。他不能接受丘吉尔的主张。当然了，虽然罗斯福与丘吉尔都属于自由主义阵营，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却和斯大林有着更多的共性，因为他们都理想主义者，且都在思考一种超越于所有国家和文明之上的普遍秩序，尽管两个人对于这普遍理想究竟是什么，并没有共识。但似乎这也不重要了，对于罗斯福来说，他还是坚信理想主义能够实现的，只不过需要更多的条件罢了！
三巨头合影
第三、斯大林的构想
看完丘吉尔和罗斯福的构想，我们再来看看斯大林的构想。
首先就理念层面来说，苏联有些类似于美国，都有着一种深刻的理想主义。共产主义同样拒绝老欧洲主球势力均衡的秩序观，但它拒绝这些的深层原因，则在于它对“国家”这个概念的拒斥。（参考至《国际政治学》）
为何会这样呢？
因为依照列宁主义，一旦世界实现了普遍革命，国家基本上就消亡了，人类就建起了大同世界。但此时列宁所期待的西方国家连锁革命并未出现，苏联也就不得不与西方国家共存。而想要实现共存的话，那苏联就必须要考虑到自己的战略安全问题，于是便迅速落到了一种势力均衡的逻辑之中。
但是这和丘吉尔的追求是很不一样的，对于斯大林来说，势力均衡不是追求的目标本身，而只不过是面对现实的一种暂时的妥协而已，从理论上来说，这种秩序也终将被普遍革命所推翻。所以，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极力要把苏联的势力范围推进到中欧地区。但这并不是像丘吉尔一样为了消除战争影响，划清双方边界，而是要一方面让苏联获得战略安全缓冲，一方面构成革命对外推进的准备。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斯大林的主张中，革命的一面是高度理想主义的，而划分势力范围的一面又是高度现实化的。
斯大林像
总结：
以上这三种不同的秩序观的多重复杂的博弈关系，既相互支撑又相互制衡，最终在雅尔塔会议上找到了一些交叠的共识，这也就是在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三大国际经济组织、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等等安排。这些安排终结了大战争时代，但这其中所蕴含着的一系列内在的张力，终于引发了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此时的国际秩序也随即进入到了我们上文所说的“大阵营时代”。关于这一点，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考作者前面的文章。
参考文献：
- 施展-《枢纽》、《国家理由、天定命运与普遍革命》
- 《国际政治学》
- 《二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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