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間有“治世道（道家），亂世佛（佛家），由治到亂是儒家”的說法，這麼說有道理嗎？該如何理解？
對此，我是這麼理解的。道家的學說，強調與民休養，無為而治。不主張政府對民間事務的過多幹預，而由人民對於自己的事情作主。在社會穩定的時期，這樣的治國方針會使得社會平穩，百姓和樂。佛教教人淡化痛苦，忘卻苦難，甚至於以苦修行，以換取來世脫離輪迴的機會。在亂世中可以麻醉百姓的心裡，為痛苦的生活找心靈的寄託。儒家的學說，其核心是有為、進取，信仰人可勝天，強調人對自然的改造作用。但是儒家學說不強調自身的反省，不尊重自然循環的力量。於是乎儒家的信徒在踐行其學說的過程中，基本上無一例外的走過了頭。而一旦過頭之日，即是災難降臨之時。這個的表現，在中國的歷史災難中，基本上都有儒家學說的影子。如秦末暴政導致的陳勝、吳廣起義，如為了征討“蠻夷之民”而發動的對邊疆的戰爭（漢武帝）。
道家思想強調“道生法”，主張“是非有，以法斷之，虛靜謹聽，以法為符”。認為君主應“無為而治”，“省苛事，薄賦斂，毋奪民時”“公正無私”，“恭儉樸素”，“貴柔守雌”，通過“無為”而達到“有為”。上述主張在漢初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由是出現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東漢時，黃老之術與讖緯之說相結合，演變為自然長生之道，對道教的形成產生了不少的影響。道家首先提出了法、術、勢、利、力等概念。在此基礎上，黃老道家又提出了道生法的主張，不但解決了法律本身合法性的問題，還為道家治世開闢了道路。另外，黃老道家還提出了因天循道、守雌用雄、君逸臣勞、清靜無為、因俗簡禮、休養生息、依法治國、寬刑簡政、刑德並用等一系列的政治主張，集中體現了中國古代社會政治學的精華。有些學者注意到，商周文化之間存在明顯的差異，如果說周文化直接肇啟了儒家思想，那麼殷商文化是黃老道家的重要源頭之一。
司馬談（司馬遷之父）對道家思想進行總結，首次提出了道家的概念。他說：“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道家“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旨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道家思想成為主流，是建立在天子、諸侯和軍功階層三權分立、皇權受到一定程度制約的基礎上的。漢景帝平定“七國之亂”後，諸侯勢力大大削弱、軍功階層也是一代不如一代，權力膨脹起來的皇帝，再也無法容忍黃老道家“清靜自然”的約束，於是，主張尊君隆禮的儒家思想取代了道家思想，成為了國家的正統思想，恰恰從此開始，漢王朝開始從頂峰滑落（武帝時期），到漢元帝崇尚儒術，削弱了黃老思想中“法”作為治國之術的中心內容之一的地位，漢王朝的衰落已經不可避免。此後，這樣的局面此後延續了將近兩千年。
佛家講求精神層面的解放，強調“空性”。空性是現象最本質的屬性，現象是空性的表達。佛說：“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空性不僅是概念，它是人、事、物本身。不論你理解不理解空性，空性都未曾有一刻離開過我們，但空性慧，即證悟空性的智慧，是佛教中獨有的，也是我們需要通過聞思修逐步顯發出來的。在亂世，由於天災人禍不斷，人民紛紛尋求宗教慰藉心靈，使得能夠逐漸發展。一方面在亂世中，老百姓通過學佛為痛苦的生活找心靈的寄託，尋求下世的好生活；另一方面，如以佛家治國，則由於對社會危害行為過於寬容而使罪惡得不應有的懲罰，導致國家的崩塌。如佛教最興盛時期為我國的戰亂最為頻繁的南北朝時期以及西域諸國的滅亡。
儒家強調 “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張“德治”、“禮樂”和“仁義”，重視道德倫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養的一個學術派別。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修身養性，齊家治國”。中庸之道，中庸不是無所作為，而是把握陰陽的大智慧，尤其講變通，中是整全的，但我們無法同時掌握整全的，所以中就變成了合理。中庸之道，就是如何找到這個合理點，達到以虛控實的目的。
儒家推崇尊卑等級。就是重視人的特殊化，重視人可能的道德發展，重視人的同情心，把人當作可以變化並可以有很複雜的選擇主動性和有倫理天性的“人”來管理統治的思想。儒家基本上堅持“親親”、“尊尊”的立法原則，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人治”。儒家思想對封建社會的影響很大，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由此，儒家在立國之初往往可以很快把國家治理的國泰民安，但儒家的尊卑思想往往也會造成社會的兩極分化，並在政權內部形成權貴階層，由此慢慢加劇了社會矛盾，最終必然會引起社會動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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