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17 長篇小說《紅旗譜》創作的前前後後

長篇小說《紅旗譜》創作的前前後後

在我國當代文學史上,反映農民革命生活與鬥爭的小說為數不少,長篇小說《紅旗譜》堪稱其中影響巨大、出類拔萃的一部,是20世紀30年代中共領導下的我國農民革命運動的壯麗史詩。

那麼,這部被茅盾譽為“中國當代文學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究竟是怎樣誕生的?其創作前後又有哪些鮮為人知的故事呢?

小說再現作者經歷

梁斌原名梁維周,1914年3月出生於河北省蠡縣梁家莊一個富裕的家庭。他在蠡縣縣立高小上學期間,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1930年9月,他考入河北省立保定第二師範學校(以下簡稱二師),當年即參加了中共外圍組織反帝大同盟。

1932年春,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風起雲湧,二師學生在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踴躍參加抗日救亡活動,並聯合保定市十多所學校同時罷課,要求當局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國民黨河北省當局為了瓦解學潮,於4月間突然宣佈解散二師,並登報公佈了“共產主義思想犯”和“嫌疑犯”名單,其中就有梁斌。二師學生堅決抵制,結果被國民黨軍警圍困在校園裡,斷絕了食物等供給。遵照黨的指示,當時因病休學在家治療的梁斌,很快返回保定參加護校鬥爭。他積極串連四鄉同學,並向群眾廣泛宣傳二師學生的正義鬥爭,募捐援助被困的同學,使他們與反動當局對峙了近3個月。7月6日晨,軍警為了達到驅逐二師學生的目的,衝入校園向學生開槍,導致12名共產黨員和1名團員慘遭殺害,50餘名學生被捕,史稱“七·六”慘案。梁斌後來回憶說:“這次鬥爭對我影響極深,戰友們在‘七·六’慘案中被捕的有五十幾人,被慘殺的有十多個人,這是我一生難忘的。”

1932年8月27日,在黨的領導下,保定地區高陽、蠡縣廣大農民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抗國民黨黑暗統治的武裝鬥爭,但3天后即告失敗,有47人壯烈犧牲,史稱“高蠡暴動”。梁斌積極投身於這次鬥爭,在血與火的洗禮中,他變得更加堅強:“自入團以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一根荊棘。二師‘七·六’慘案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二根荊棘。‘高蠡暴動’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三根荊棘。自此以後,我下定決心,揮動筆桿做刀槍,同敵人戰鬥!”

長篇小說《紅旗譜》創作的前前後後

◆梁斌

1933年,梁斌加入北方“左翼”作家聯盟。次年,他以“高蠡暴動”為題材,創作發表了《夜之交流》。抗戰時期,他積極參加我黨領導的地下革命鬥爭和遊擊活動。1942年,他寫出短篇小說《三個布爾什維克的爸爸》,由此開始形成了朱老忠的形象。次年,他仍以朱老忠為主人公,從二師學潮一直寫到全國抗戰爆發,將它擴寫成約5萬多字的中篇小說《父親》,發表在《晉察冀文藝》上。這實際上成為他後來創作的長篇小說《紅旗譜》的雛形。

解放戰爭後期,梁斌隨人民解放軍渡江南下,解放華中,先後在湖北襄陽和武漢工作。過去的親身經歷一直感動著他,促使他拿起筆來。正如他自己所說:“在這個時代中,一連串的事件感動了我。自此,我決心在文學領域裡把他們的性格、形象,把他們的英勇,把這一連串震驚人心的歷史事件保留下來,傳給後一代。我覺得這是我的責任。《紅旗譜》這部書,從短篇發展到中篇,從中篇發展成長篇,其中有些人物在我腦子裡,生活了不下一二十年。”

關於當時的創作動機,梁斌後來在《我為什麼要寫〈紅旗譜〉》一文中回憶說:“我時時刻刻心中在想念著,怎樣才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把那些偉大的品質寫出來。為此,才想到要寫故鄉人民的面貌,寫故鄉的民眾,故鄉的地方風光;我要把故鄉的人物、性格、風貌、民族及地方風光,活躍於紙上,我不得不從這一方人民生活中,選擇、提煉典型性的語言……我時常在想著,怎樣才能使它成為喜聞樂見的文學創作,我選擇了古典小說中的傳統手法。在章法結構上,不脫離古典文學的民族形式;語法結構上,不脫離農民自己的語言,儘可能寫得通俗一些,使有文化的農民看得懂,沒有文化的農民聽得懂。”

長篇小說《紅旗譜》創作的前前後後

◆1951年,梁斌與夫人散幗英。

1953年6月,梁斌在武漢正式動筆創作《紅旗譜》。他以自己親歷的“高蠡暴動”和二師學生的護校鬥爭為主要內容,以朱老忠為主人公,在中篇小說《父親》的基礎上進行構思、擴寫。在寫作中,他全副身心,廢寢忘食,每天伏案疾書十多個小時。關於當時的情形,他曾這樣描述:“我的創作欲、靈感升到高潮,欲罷不能。黎明起床,略作洗漱,即開始寫作。早餐時間已到,我還沒有寫完一個節目,當我寫完一個段落,飯時已過。午餐晚餐無不如此。有時寫著寫著,想起我還未吃飯,其實兩頓飯已經過去了……”梁斌夫人散幗英回憶丈夫創作《紅旗譜》時說:“他就像傻了一樣,送飯就吃,不送就餓著。不跟人說話,別人說話也不聽,但談起《紅旗譜》中的人物時,他馬上眉飛色舞起來。寫作之後,他腦子仍處在亢奮狀態,靜不下來,除了失眠還是失眠。”

在緊張的創作之餘,梁斌也和別人聊聊天。但由於他滿腦子都是《紅旗譜》,聊完天后總是忘記拿扇子,以致一個夏天他就丟了100多把扇子。武漢的夏季,酷熱難熬,他埋頭寫作時,汗水不斷往下流,常會打溼稿紙,模糊了字跡。為了解決這一難題,他想出一個“溼被單降溫法”,即把被單用涼水浸溼,掛在屋中降溫。同時他又打一盆涼水,泡上一塊毛巾,不斷地用溼毛巾擦洗頭和身子;或者索性將涼水盆擱到桌下,把兩腳泡在水盆裡。

梁斌只用一年時間便完成了《紅旗譜》第一部初稿。在小說中,他以大量篇幅,細膩逼真地記述了二師學生護校鬥爭的全過程,真實地再現了二師學生出生入死、同仇敵愾,與反動派進行殊死鬥爭的大無畏革命精神。該故事情節中的一些學生,多用真名,如慘遭殺害的護校委員會宣傳部長劉光宗、組織部長曹金月、檢查部長楊鶴生等烈士。而烈士賈良圖在小說中僅改了一個字,寫成賈應圖。

蕭也牧傾心推力作

1954年,中國青年出版社(以下簡稱中青社)文學編輯室在向作家廣泛約稿的過程中,蕭也牧從過去的老戰友、時任中央實驗話劇院演員的張雲芳(其丈夫在中央文學研究所工作)口中得知,已調任中央文學研究所(以下簡稱文研所)機關支部書記的梁斌,寫了一部關於農民革命鬥爭的長篇小說《紅旗譜》。在徵得文學編輯室主任江曉天同意後,蕭也牧便和編輯張羽一道,去文研所找到梁斌,說明約稿之事。取得梁斌同意後,他們將《紅旗譜》初稿抱回中青社。

蕭也牧認真細緻地審閱完《紅旗譜》初稿後,興奮異常,立即給梁斌打電話,告知讀後感,並與作家約定了見面時間。這天,蕭也牧和張羽把《紅旗譜》初稿還給梁斌,並向他詳細反饋了審讀意見,明確表示,稿子基礎不錯,已列入中青社的重點書目,希望作家認真加以修改、充實,使之成為一部“能一炮打響的傑作”。

長篇小說《紅旗譜》創作的前前後後

◆蕭也牧

蕭也牧、張羽的鼓勵,使梁斌信心倍增。為了將《紅旗譜》早日交付中青社出版,他毅然決定辭去文研所機關支部書記的職務,調回故鄉河北省去集中精力修改作品。

1955年3月,梁斌調任河北省文聯副主席,以專業作家的身份專心致志地修改《紅旗譜》。歷時半年,他將《紅旗譜》改出了一稿。蕭也牧、張羽先後讀了修改稿之後,由張羽執筆,以中青社第二編輯室的名義,致信梁斌,對書稿作了概略的肯定,並提出兩條意見:“作品還寫得粗糙,有些章節還缺乏很好的剪裁”;“作品中對黨的地下工作的艱苦性寫得不夠”。同時,信中還強調,“作品中所寫的歷史事件中的人物活動,哪些應該肯定,哪些需要批判,有必要明確指出”;“也因為它是描寫革命鬥爭的小說,將會在讀者中產生深遠的影響,我們和你都應以認真的心情來對待它……除了請河北黨委審查外,還有必要請中央審查。”11月12日,梁斌在覆信中表示:“感謝你們尊重我的勞動,我同意你們的意見,出版前要送中央及作家協會審查一下。”並說:“現在我打算分兩部出書。第一部(《紅旗譜》),約二十七萬字;第二部《七月》約二十四萬字。第一部約在明年夏初交稿。第二部約在秋末交稿。這樣,在現在基礎上,可以搞得好一點。”

為了使梁斌節省出往返北京的時間,蕭也牧於1956年春末專程去保定審看《紅旗譜》第二次修改稿。看完後,他興奮地對作家說:“詩,這是史詩,千字十八元,三萬冊一個定額……”並與梁斌正式簽訂了約稿合同。這年年底,作家將《紅旗譜》改定稿交中青社。江曉天考慮到蕭也牧解放前曾在晉察冀革命根據地工作戰鬥過,對《紅旗譜》中所寫的高蠡農民運動以及蠡縣博野一帶的生活比較熟悉,遂決定由他來當這部小說的責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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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斌正在寫作《紅旗譜》第三部。

《紅旗譜》能夠遇上蕭也牧這樣認真負責、殫精竭慮的責任編輯,真是梁斌的幸運!當年與蕭也牧共過事的青年編輯王扶,在《第一個帶路的人——憶蕭也牧老師》一文中說:“我記得,當你看過《紅旗譜》的初稿第一天起,你懷著決不亞於作者的激情讚美它;你為它那些不完善的地方嘔心瀝血,整夜整夜地思考著修改方案;你為它精心做著文字的加工和潤飾。有時為了一句語言,委託我回家時請教一下祖母(《紅旗譜》寫的是我家鄉的事)。你一絲不苟,精益求精。為了一部偉大作品的產生,你放棄了自己的寫作,放棄了睡眠,甚至放棄了吃飯,忍著劇烈的胃疼……”

小說《紅旗譜》編就發排後,蕭也牧曾拿著大樣,在北京找了幾家刊物,想爭取在出書前選發幾章,聽聽各方面的反饋意見,以便在中青社付印前作進一步修改。結果令他大失所望,他回到出版社後對江曉天說:“一個作家沒有成名之前,發表作品就是難啊!算了吧,乾脆咱們直接出書。”中青社按照蕭也牧的建議,以大開本、精裝本的形式,於1957年11月隆重推出《紅旗譜》,其中還配有黃胄的插圖。

震撼文壇影響深遠

長篇小說《紅旗譜》出版後,立刻震撼了中國文壇,其宏大的歷史畫卷、豐滿的英雄形象和鮮明的民族風格,不僅為評論界人士所交口稱讚,也為廣大讀者所喜聞樂見。《文藝報》刊發了大量關於《紅旗譜》的評論文章,並於1958年編輯出版了《革命英雄的譜系——〈紅旗譜〉評論集》。其中對《紅旗譜》的讚譽主要集中在小說的史詩性、農民英雄形象的塑造和民族風格等方面。

關於小說的史詩性,方明在《壯闊的農民革命的歷史圖畫——讀小說〈紅旗譜〉》一文中稱:《紅旗譜》在我們面前展開的是一部革命鬥爭的史詩,也是一幅壯麗和廣闊的歷史圖畫。小說描寫了1927年大革命失敗前後十年間北方農村和城市的階級鬥爭,以及階級關係的變化;並在這一寬廣的時代背景上,描寫了革命鬥爭和革命英雄人物的發展與成長。

更多的評論則集中在《紅旗譜》對以朱老忠為首的農民英雄形象的塑造上。論者大多認為,在小說塑造的眾多人物當中,以朱老忠和嚴志和的形象最為突出。“這兩個人物,是能夠概括中國農民的典型性格的。朱老忠主要是代表了中國農民的英勇、豪爽、酷愛自由、堅忍不拔的一面;嚴志和主要是代表了中國農民的善良、勤勞、樸實和保守的一面。這兩個典型合在一起,差不多就概括了農民的完整的性格。”而最光彩奪目的還是朱老忠這個農民英雄形象。“在當代文學作品所創造的革命農民的英雄形象裡,具有如此歷史深度的性格,朱老忠還是第一個。”“他的性格是在典型環境中發展的,因而達到了高度的典型性。這部小說可以說是比較全面地概括了整個民主革命時期的農民生活與鬥爭,在藝術上達到相當深度與高度的作品。”

長篇小說《紅旗譜》創作的前前後後

◆不同版本的《紅旗譜》。

小說獨特的藝術風格也廣受好評。“《紅旗譜》的藝術風格是渾厚而豪放的,始終是革命樂觀主義的高亢嘹亮的調子。”“他(指梁斌)在創作中追求一種比西洋小說寫法略粗一些,但比中國的一般小說要細一些的寫法,既成功地吸取了民族傳統作品的藝術特色,同時也適當地採取西洋小說的某些藝術技巧的統一的、富有民族氣魄的藝術風格。”

1958年初,當小說《紅旗譜》剛擺上新華書店的書架不久,就被河北省話劇團(1960年改稱省話劇院)的同志們購來。大家爭相傳閱後,覺得這部小說很適於改編成話劇。於是,他們迅速將小說改編為同名劇本,於9月間搬上話劇舞臺,在保定市與廣大觀眾見面。

1959年春,河北省話劇團的所有創作人員來到小說《紅旗譜》故事發生地高陽縣農村,一面和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一面廣泛蒐集素材,以進一步修改劇本。在此後3年的演出實踐中,邊演邊改,精益求精,歷經15次修改後,終將此劇排成一部深受群眾喜愛的9幕話劇。該話劇劇組人員除多次到河北農村、3次到天津、4次在保定、2次進北京演出外,還遠赴武漢、上海、蘇州、南京、濟南、開封、鄭州、福州等地演出,共演出300多場。該劇由此成為河北省話劇院成立以來排演劇目中影響最大、評價最高、演出場次和地區最多的一出話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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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河北省話劇團演出話劇《紅旗譜》。

1960年,是名副其實的“《紅旗譜》年”。因供不應求,中青社將小說《紅旗譜》再版發行;上海文藝出版社根據河北省話劇團演出的同名話劇,拍攝了大量劇照,印刷成同名連環畫發行全國;由北京、天津兩個電影製片廠聯合拍攝的同名電影於年底公映,從而使小說《紅旗譜》在全國家喻戶曉,婦孺皆知。

鑑於小說《紅旗譜》的巨大成就和影響,為了表彰梁斌對我國文學事業所做出的傑出貢獻,經時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書記的林鐵特批,給作家提高兩級行政工資,使其享受省部級待遇。

在十年浩劫中,《紅旗譜》慘遭批判。“四人幫”下令禁止小說再版,停止出售,不準借閱,並炮製了連篇累牘的批判文章,對《紅旗譜》進行大肆圍攻,罪名是“歌頌王明路線”,“歪曲歷史事實”,“為錯誤路線樹碑立傳”等等,把《紅旗譜》打成“黑旗譜”,梁斌也被戴上“黑作家”的帽子,受到揪鬥、關押等各種迫害。

粉碎“四人幫”後,《紅旗譜》終於迎來了第二個春天。《文藝報》1978年第3期率先刊登了召珂的評論文章《重評〈紅旗譜〉——駁所謂“專寫錯誤路線”的謬論》,為《紅旗譜》正名,而梁斌也恢復了工作。此後,小說得以再版,同名電影也重新在全國各地影院放映。

長篇小說《紅旗譜》創作的前前後後

◆1980年出版的英文版《紅旗譜》。

1978年4月,中青社推出《紅旗譜》第四版。再版之前,梁斌對小說的結構作了調整,由以前不分卷改為現在分三卷。其中1~24章為卷一,從清末朱老鞏大鬧柳樹林寫到1928年朱老忠濟南探監;25~40章為卷二,寫高蠡暴動;41~59章為卷三,寫二師學潮。同時,他還根據讀者的意見,煞費苦心地從三個方面對小說進行了修改,以儘量抹去二師學潮中王明“左”傾路線的痕跡,力圖做到既要表現革命鬥爭,又要批判“左”傾盲動錯誤。歷史上的這次學潮,是在王明“左”傾路線領導下發動的失敗行動,但參與學潮最後被捕殺的都是單純的血氣方剛、獻身革命的學生。故《紅旗譜》再版後,作家介紹經驗說:“關於政策問題曾經過反覆醞釀,開始也曾想正面批判‘左傾盲動’思想,後來想到,書中所寫的這些人,在當時都是執行者,當然也有責任,但今天在文學作品中寫起來,主要寫他們在階級鬥爭中的英勇,這樣便於後一代的學習,把批判的責任留給我們黨的歷史家去寫吧!”

長篇小說《紅旗譜》作為“《紅旗譜》三部曲”的第一部(第二部《播火記》於1963年出版,第三部《烽煙圖》於1983年出版,共計120萬字),自問世以來,已在國內印發20多次,並被翻譯成俄、英、日、越南、朝鮮等多國文字出版,累計發行500多萬冊。它還被改編成同名話劇、京劇(1960年,承德市京劇團)、評劇(中國評劇院)、河北梆子、電影和電視連續劇(2004年,中央電視臺、天津電影製片廠、央視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金虹勝利藥業有限公司聯合攝製),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維權支持:河北冀能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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