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成都公衛中心醫務科副科長,又是醫院新冠綜合協調組副組長,馮琛因為傳送各類疫情數據和協調人力物資,接打電話多到手機電池“罷工”,皮鞋也因“運動過度”裂開口子而光榮“退休”。
◎“疫情信息員”“不管部部長”“醫務人員的保姆”,這是馮琛對疫情下醫務科職能的“粗暴”總結。
◎作為此次疫情中的“信息員”,馮琛和同事們雖然沒像臨床醫生一樣直面前線,但他們的工作直接關係到疫情防控的科學決策
在成都,你每日所看到的官方信息發佈背後,幾乎每項信息的報送都與成都公衛中心的醫務科團隊有關。作為此次疫情中的“信息員”,他們雖然沒像臨床醫生一樣直面前線,但他們通過一通通電話,一份份準確的信息傳遞,為整個疫情防控決策起到了關鍵作用。
疫情信息員
腦中隨時記著各種數據
從1月13日開始,作為醫務科的主心骨,副科長馮琛已連續在崗53天。
疫情初期,馮琛直接忙到腦疼。疫情每天都在變化,作為“信息隊隊長”,他每天的電話量也最多,從最初的一天100多通,到200多,最多的時候甚至達到300+。“每天睡著了都習慣性地摸著手機,生怕錯過一個電話。”而長時間、大量地接打電話,連續加班第9天,他手機的電池就直接“罷工”,不到40天,他才買一年的手機就已報廢。馮琛說,雖然現在電話量減少了,但一拿起電話,耳朵會條件反射地嗡嗡作響。
除了傳送信息,腦中還得隨時記著各種數據。“成都90%以上的確診患者都在公衛中心接受治療。截至3月5日18時,已收治120人,在院51人,解除隔離66人……”這些數據,馮琛可在需要時脫口而出。
工作的“粗暴”總結:
“人少事多,沒人負責就是我們負責”
馮琛除了擔任醫院醫務科副科長,同時也是醫院新冠綜合協調組、醫療救治組副組長,他和科室另外5名同事肩負著的,是成都乃至整個四川地區新冠疫情信息彙總、上報工作。
在一份2月25日的信息報送表中記者看到,醫務科每日固定報送的條目達17條,從每日早上8點把前一日轉運患者的信息報送至衛健委應急辦,再到第二天凌晨1點上報關於前一天新冠肺炎的個案信息,一天十多個小時都有需要輪流報送的數據。而這僅僅是固定信息,“每天還會有不同的部門,有不同的數據需求。”
馮琛說,他們的工作還包括沒法量化的部分,比如今天會診的專家需要一份某天、某個病人在某個時間點的氧飽和度情況,以更準確地給出治療方案,他就得朝病房打電話,“但病房的醫生並不是隨時在線,有時為了收集一個數據,往往一天都陷在裡面了。”
不僅要在辦公室打電話,遇到緊急情況,他還要出門到省、市各部門溝通。在疫情最緊張的幾天裡,他每天的微信步數都在3萬步以上。而在他的朋友圈中,他的一雙皮鞋也因此被他走得開了口。
在他連續工作23天后,他還是堅持不住了,吃了兩包中藥後,第二天他又繼續出現在工作崗位上。
“醫三代”的職業敏感:
他率先拉響院內應急警報
今年38歲的馮琛,從小就是在醫院裡長大,父親和爺爺都是外科醫生,他屬於“醫三代”。這樣的經歷讓他有了很高的職業敏感。
1月中旬,在網上流傳著“武漢不明原因肺炎”的相關消息時,他心裡那根弦再次繃緊,“跟當年SARS很像,會不會愈演愈烈?”隨即他開始向院內領導建議啟動應急程序,並立即通知院內40餘名應急隊員做好隨時“戰鬥”的準備。1月16日,醫院收治成都首例新冠肺炎確診患者;1月19日,醫務科全科人員取消春節休假,24小時待命。
後來證明他的預判是正確的。在醫務科和其他科室的配合下,院內一場呼吸道烈性傳染病的應急演練隨即拉開。緊接著,醫院又出臺院內第一個新冠肺炎診療方案。
隨著醫院接收的病人越來越多,醫務人員的壓力也越來越大,看著在病房連續工作多日的醫務人員體力不支,他又得儘快協調人員進行補充。
50多天的連軸轉讓他有點體力不支,他很感謝科室的同事們,6個人的科室幾乎扛起了全省、全市的疫情上報工作,“沒有他們的配合與忘我工作,肯定拿不下來。”在與記者說話的間隙,桌上的電話又響起。
一通通電話,一份份數據報表來來去去:截至3月4日24時,成都累計報告確診病例144例,累計出院97人,死亡3人,其餘44人(其中危重2人)均在定點醫院隔離治療,57名密切接觸者也正在接受醫學觀察……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 胡挺 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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