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成都公衛中心醫務科副科長，又是醫院新冠綜合協調組副組長，馮琛因為傳送各類疫情數據和協調人力物資，接打電話多到手機電池“罷工”，皮鞋也因“運動過度”裂開口子而光榮“退休”。
◎“疫情信息員”“不管部部長”“醫務人員的保姆”，這是馮琛對疫情下醫務科職能的“粗暴”總結。
◎作為此次疫情中的“信息員”，馮琛和同事們雖然沒像臨床醫生一樣直面前線，但他們的工作直接關係到疫情防控的科學決策
在成都，你每日所看到的官方信息發佈背後，幾乎每項信息的報送都與成都公衛中心的醫務科團隊有關。作為此次疫情中的“信息員”，他們雖然沒像臨床醫生一樣直面前線，但他們通過一通通電話，一份份準確的信息傳遞，為整個疫情防控決策起到了關鍵作用。
疫情信息員
腦中隨時記著各種數據
從1月13日開始，作為醫務科的主心骨，副科長馮琛已連續在崗53天。
疫情初期，馮琛直接忙到腦疼。疫情每天都在變化，作為“信息隊隊長”，他每天的電話量也最多，從最初的一天100多通，到200多，最多的時候甚至達到300+。“每天睡著了都習慣性地摸著手機，生怕錯過一個電話。”而長時間、大量地接打電話，連續加班第9天，他手機的電池就直接“罷工”，不到40天，他才買一年的手機就已報廢。馮琛說，雖然現在電話量減少了，但一拿起電話，耳朵會條件反射地嗡嗡作響。
除了傳送信息，腦中還得隨時記著各種數據。“成都90%以上的確診患者都在公衛中心接受治療。截至3月5日18時，已收治120人，在院51人，解除隔離66人……”這些數據，馮琛可在需要時脫口而出。
工作的“粗暴”總結：
“人少事多，沒人負責就是我們負責”
馮琛除了擔任醫院醫務科副科長，同時也是醫院新冠綜合協調組、醫療救治組副組長，他和科室另外5名同事肩負著的，是成都乃至整個四川地區新冠疫情信息彙總、上報工作。
在一份2月25日的信息報送表中記者看到，醫務科每日固定報送的條目達17條，從每日早上8點把前一日轉運患者的信息報送至衛健委應急辦，再到第二天凌晨1點上報關於前一天新冠肺炎的個案信息，一天十多個小時都有需要輪流報送的數據。而這僅僅是固定信息，“每天還會有不同的部門，有不同的數據需求。”
馮琛說，他們的工作還包括沒法量化的部分，比如今天會診的專家需要一份某天、某個病人在某個時間點的氧飽和度情況，以更準確地給出治療方案，他就得朝病房打電話，“但病房的醫生並不是隨時在線，有時為了收集一個數據，往往一天都陷在裡面了。”
不僅要在辦公室打電話，遇到緊急情況，他還要出門到省、市各部門溝通。在疫情最緊張的幾天裡，他每天的微信步數都在3萬步以上。而在他的朋友圈中，他的一雙皮鞋也因此被他走得開了口。
在他連續工作23天后，他還是堅持不住了，吃了兩包中藥後，第二天他又繼續出現在工作崗位上。
“醫三代”的職業敏感：
他率先拉響院內應急警報
今年38歲的馮琛，從小就是在醫院裡長大，父親和爺爺都是外科醫生，他屬於“醫三代”。這樣的經歷讓他有了很高的職業敏感。
1月中旬，在網上流傳著“武漢不明原因肺炎”的相關消息時，他心裡那根弦再次繃緊，“跟當年SARS很像，會不會愈演愈烈？”隨即他開始向院內領導建議啟動應急程序，並立即通知院內40餘名應急隊員做好隨時“戰鬥”的準備。1月16日，醫院收治成都首例新冠肺炎確診患者；1月19日，醫務科全科人員取消春節休假，24小時待命。
後來證明他的預判是正確的。在醫務科和其他科室的配合下，院內一場呼吸道烈性傳染病的應急演練隨即拉開。緊接著，醫院又出臺院內第一個新冠肺炎診療方案。
隨著醫院接收的病人越來越多，醫務人員的壓力也越來越大，看著在病房連續工作多日的醫務人員體力不支，他又得儘快協調人員進行補充。
50多天的連軸轉讓他有點體力不支，他很感謝科室的同事們，6個人的科室幾乎扛起了全省、全市的疫情上報工作，“沒有他們的配合與忘我工作，肯定拿不下來。”在與記者說話的間隙，桌上的電話又響起。
一通通電話，一份份數據報表來來去去：截至3月4日24時，成都累計報告確診病例144例，累計出院97人，死亡3人，其餘44人（其中危重2人）均在定點醫院隔離治療，57名密切接觸者也正在接受醫學觀察……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 胡挺 章玲
閱讀更多 二三裡資訊成都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