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宋时期，在西南边疆建立了以彝族和白族先民为主题的少数民族政权——南诏国。南诏国的由来是比较清楚的，来自于“六昭”中的蒙舍诏，本文就从一些考古发现之中去看南诏国的来历。

南诏国的由来是“六诏”中的蒙舍诏，因为位于六诏之南，因此被称为“南诏”。蒙舍诏位于洱海南面，即现在的大理巍山。随后，蒙舍诏出了一位杰出的酋长为细奴逻，在细奴逻等人的努力下，最终统一六诏，细奴逻的后人皮逻阁也被封为云南王。一直以来，对于南诏国的起源地巍山的考察不够，希望通过考古材料能够弥补这种缺陷。

南诏国

一、 从考古看蒙舍诏的起源地——大理巍山

蒙舍诏位于大理巍山县的南部，是在云南的“坝子”中，地势低平，土地肥沃，适合种植粮食，因此蒙舍诏发源于此。据《蛮书》记载：

“蒙舍一诏也，居蒙舍川，在诸部落之南，故称南诏也。”

据李昆生先生考证，蒙舍诏最早是游牧部落，因为舍龙及其子细奴逻时率部众游牧至巍山，因为此地适宜农耕，便定居下来，并逐渐变成了农业部落。据《南诏源流纪要》中记载：

“舍龙自哀牢将细奴逻蒙舍，耕于巍山之麓，数有神异，牲畜繁衍，部众日盛。”

在此中，蒙舍诏存在着一种迁移后定居的转移，并且曾经有过从畜牧业农业混合耕作的记载，因此可见蒙舍诏最早为游牧部落，在不断的迁移中寻找到了巍山这块“宝地”，但是此时还不能完全摆脱掉游牧的习俗，因此采用了半农半牧的方式进行过渡，最终形成了农业经济。

细奴逻

细奴逻在巍山的耕牧处传说在巍山县城巍宝山麓的前新村，据《蛮书》记载：

“蒙舍川，罗盛以上之地。”

根据《滇略》记载：

“细奴逻者耕于巍山。”

后经考证南诏细奴逻耕种的地方具体在巍山的㟌屽图山。1959年云南省博物馆在㟌屽图山进行考古发掘，先后发现了遗址两处，确认了这里是南诏国的遗址之一。

巍山

第一处遗址在1959年发掘，在此地发掘出了石柱础、瓦当、鸱吻、滴水、砖、瓦等物品。瓦当多莲花纹，滴水上有卷云纹，与内地唐代建筑相同；并且瓦当多为有字瓦，与大理地区南诏诸城址所发掘的瓦当相同。因此此处为蒙舍诏早期的聚集地可以确定。

第二处遗址在1991年进行第一次发掘，在1992-1993年进行第二次发掘。在1991年发掘的T5西、南、东北三面开探方3个（5*5米）。遗址为一过厅式建筑，上层被大量瓦片、红烧土覆盖，其西、南面为墙壁，北面为一组三级砖砌的阶梯，东面为二层地面，下层地面因此较浅，破坏严重，但仍残存不少铺地砖。上层地面遍布铺地砖，并开一直径17厘米的蛀洞，地面平整、考究。与三级台阶上面相接的是另一铺地砖地面，该地面高于上述二层地面。铺地砖还在向南、东面延伸，整体情况不明。铺地砖的形状有正方形、长方形、三角形，技巧和对砖的选择很有讲究。

南诏国遗址

综上来看，南诏国在巍山的建筑主要分布在山顶以及山腰的缓坡上，只有少数在平地上。这与《蛮书》中所写的：

“凡人家所居，皆依傍四山”

相印证。这让人所费解，因为我们知道，南诏国在后来以农业为主，在这种情况下，住在平地上应该更符合他们的需求，为何要住在山上？

根据社会学的调查，汉族住山下，地势平缓，性格柔和；藏族住山上，站得高，看得远，自由奔放，性格鲜明；彝族住在山腰上，性格介于两个民族之间。

另外，根据医学调查，彝族的老年人的人格基本上属于外向稳定型，即多血质-胆汁质混合型气质，这种气质的人擅长交往、活跃、乐观、反应快速、情绪兴奋度高。

因此从这种调查情况看，我推测蒙舍诏的定居方式与他们的民族性格有着重要的关系。这一条或许也可以作为蒙舍诏为彝族的旁证。

彝族少女

另外，从建筑来看，南诏国的建筑已经变现出了极高的技艺水平。从城墙的修建来看，南诏国城墙的修建充分利用了地势，如利用溪流为壕沟或者以苍山洱海为天然屏障等。另外，南诏国的建筑充分受到了内地的影响，如莲花纹的瓦当，卷云纹的滴水等，与唐宋时期的建筑风格极其相似。

在巍宝山中另有一座祭祀细奴逻的寺庙。正殿摆放有细奴逻的泥像：光头、长横须、穿大领红黑条花满襟衣、小腿上缠有六条黑带。在彝族的传说之中，这六条黑带象征着六诏——蒙巂诏、越析诏、浪穹诏、邆赕诏、施浪诏、蒙舍诏，代表着细奴逻是这六诏的王者。细奴逻的塑像旁还有两个侍卫，一文一武，拱卫着细奴逻。这三人的服饰基本上是相同的，都是一二百年前彝族的服装样式。另外，个人看来这种一文一武，一左一右，一黑一白的造型设计很可能是参照了关帝庙的设计方式，从中也可一窥三国文化对于云南文化的影响。

可以与之对比的是剑川石钟山石窟狮子关区的一窟南诏王全家造像。窟全长1.24米，高0.6米。窟内雕刻有一长座，座上有五所造像。右侧是南诏王，头戴黑色高冠，袖手执笏板，络腮胡须；左侧是王后，戴莲花冠，身着绿衣；王与后之间坐着一位小王子，左右两侧各有王子、公主一人；座下左右有侍者两人，男侍一手持笔，一手执卷，站在细奴逻身边；女侍手持羽毛扇站在后侧。

狮子关石窟的造像与巍宝山细奴逻庙的泥塑像有两点相似之处：第一点在于两尊细奴逻像都是大胡子；第二点在于对黑色的崇拜，在巍宝山的寺庙中，细奴逻衣服上有黑色花纹，小腿上缠有六条黑带，在狮子关的细奴逻像中，细奴逻头戴黑色高冠。这一点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彝族文化中，彝族人民喜爱黑色，并且以黑色为高贵的颜色，有“黑彝”，“白彝”的划分。而细奴逻本人与彝族应当是有关系的。

石雕

二、 从考古发现看南诏的火葬传统

不同于中原内地的土葬传统，在南诏国实行火葬传统。如在《蛮书》中记载：

“蒙舍及诸乌蛮不墓葬，凡死后三日焚尸，其余灰烬，掩以土壤，惟收两耳。南诏家贮以金瓶，又重以函盛之，深藏别室，四时将出祭之。其余家或铜瓶、铁瓶盛耳藏之也。”

从文献记载看，南诏国的火葬传统遍及王室到民众，王室普遍采用金瓶银匣来储存自己的耳朵，普通民众多采用铜瓶、铁瓶来储存自己的耳朵，骨灰则掩埋在土壤之中。

在实际考古发现中，证实了南诏国的火葬传统。如楚雄高生福墓的考古发现中，出土了墓碑一块，上面写着：

“于仁寿四年十月廿三日疾，薨于硪碌故地，越翼月火化山麓。”

从墓志铭的记载中可见，高生福确实是死后火化的。

另外，大理市凤仪镇大丰乐墓地是关于南诏火葬研究的重要依据。大丰乐目的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两次发掘860平方面，清理近千座火葬墓。火葬墓分为圆形、椭圆形、方形坑三种，以圆形最多、方形最少。遗存初步分为三期：第一期均为火葬墓。墓具均为单罐葬，年代为南诏晚期到大理国初期；第二期也是火葬墓，在此时葬具种类增多，出现了双罐套葬，时间为大理国到元代；第三期为火葬墓为主，并伴随有土葬墓的出土。火葬葬具多样，流行双罐套葬，甚至有三罐和四罐套葬。

巍山

从大丰乐墓地中我们发现，在南诏国确实是有着火葬的习俗。但是火葬葬具并非像《蛮书》中所写的一样是铁瓶或者是铜瓶，而是采用了陶瓷罐的葬具，但是伴随有少量的铜制葬具出土，但是主要葬具仍是陶瓷罐。

关于平民的火葬遗址多有发现，但是关于南诏国王室的火葬遗址却几乎没有。起初人们根据文献记载，认为金瓶藏在南诏国的宗祠中。在关于南诏国的历史记载中显示南诏国应该是有着3座宗祠的。

一是巡山殿，又名南诏土主庙，在南诏发源地巍宝山，为南诏国的祖庙。二是玄珠观，在巍山县城的东山玄珠山，前身为南诏蒙氏宗祠。三是苍山神祠，是在南诏国从巍山迁都到大理后所建。在巍山另有9所土主庙，也被认为有可能藏有金瓶。

1957年，西北大学马长寿教授为了揭开金瓶之谜，先后到南诏太和城遗址、大理古城、崇圣寺三塔、蒙舍城遗址、玄龙寺、巍宝山等地调查，但最终并没有找到有关金瓶的新线索。1979年，日本人白鸟芳郎再次对大理的南诏遗址进行考察，但是仍未找到金瓶遗址。

在2001年，在巍山地区流传着一个传说，说的是有一个老人因为暴雨在山中迷路，误进了一个山洞，山洞中都是金灿灿的瓶子。老人回来后就生病了，最终去世。人们传言老人是因为惊扰了南诏国王室的灵魂，因此受到了报复。这一传言传到了大理市文物管理所的黎瑞财所长耳中，因此他进行了勘探工作，发现此地的形制类似于一个祭祀台。但最终没有发现那个神秘的山洞。对于巍山和苍山藏有金瓶的说法，汪宁生先生曾建议：

“应该将太和以北，喜洲以南，苍山缓坡一带进行一次席卷式的考察。”

因为工程太过浩大现在还未进行相关探索。

苍山

随着2001年抚仙湖考古工程以及2002年的“南海一号”考古工程的进行，人们开始纷纷将目光转向了洱海，推断洱海有无可能有金瓶的线索。在《蛮书》中有记载：

“东南十余里有舍利水城，在洱河中流岛上。四面临水，南诏常于此城避暑。”

因此有人推测可能南诏国在灭亡之际将金瓶投入到洱海中。

目前关于金瓶的下落仍是一个迷，希望通过更多的考古发现早日揭开这个谜团。

洱海

另外，关于南诏国火葬习俗的由来也是一个探索的重点。人们通过文献和考古证据推断可能其中有着传统习俗与外来文化两种合力的作用。关于传统习俗一方面，因为古代的氐羌人是有着火葬传统的，氐羌人的后裔为现在藏缅语族，因此这其中可能含有一种传统习俗的影响。另外，结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我们发现在南诏国一代佛教十分兴盛，并且在发掘的文物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佛像以及梵文，因此认为南诏国的火葬传统中应该是有着佛教的因素在其中的。

三、 总结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其实本人对于考古既不懂，也不是太感兴趣。但是在写完后，本人的观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于考古学的作用也有了一些浅薄的了解。

首先是考古所具有的纠错的作用。如在《蛮书》中记载，南诏国民众火葬多采用铜罐和铁罐，但是在实际考古工作中发现，南诏国民众火葬多采用陶罐，而铜罐和铁罐则是少数，因此这一点是考古学纠错作用的很好体现。另外本人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书中没有写铜罐之中是否真的装有耳朵，因此个人对铁罐藏耳的记载还有有一定的好奇的。

其次是考古学与文献的相互配合的作用。如在文献中记载细奴逻曾经在巍山脚下耕牧，考古学家可以以此为线索去巍山进行考古探索，反过来说，在巍山脚下的考古发现可以反过来佐证文献的正确性。提到此点，就让我想起了王国维先生所提出的“两重证据法”，个人认为巍山考古正是“两重证据法”的良好体现。

因此在日后的学习中，不仅要重视文献，还要重视考古学的价值。

参考文献：《蛮书》，《南诏史话》，《南诏源流纪要》，《滇略》，《云南巍山㟌屽图山南诏遗址的发掘》，《巍山南诏遗址》，《彝族地区老年人人格及心理健康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彝族地区老年人人格及心理健康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巍山文物与南诏历史——南诏统治者系出彝族新征》 ，《云南大理石凤仪镇大丰乐墓地的发掘》，《南诏大理国王墓探索》

文：日航通鉴 图：来自网络与站内，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