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宋時期，在西南邊疆建立了以彝族和白族先民為主題的少數民族政權——南詔國。南詔國的由來是比較清楚的，來自於“六昭”中的蒙舍詔，本文就從一些考古發現之中去看南詔國的來歷。

南詔國的由來是“六詔”中的蒙舍詔，因為位於六詔之南，因此被稱為“南詔”。蒙舍詔位於洱海南面，即現在的大理巍山。隨後，蒙舍詔出了一位傑出的酋長為細奴邏，在細奴邏等人的努力下，最終統一六詔，細奴邏的後人皮邏閣也被封為雲南王。一直以來，對於南詔國的起源地巍山的考察不夠，希望通過考古材料能夠彌補這種缺陷。

南詔國

一、 從考古看蒙舍詔的起源地——大理巍山

蒙舍詔位於大理巍山縣的南部，是在雲南的“壩子”中，地勢低平，土地肥沃，適合種植糧食，因此蒙舍詔發源於此。據《蠻書》記載：

“蒙舍一詔也，居蒙舍川，在諸部落之南，故稱南詔也。”

據李昆生先生考證，蒙舍詔最早是遊牧部落，因為舍龍及其子細奴邏時率部眾遊牧至巍山，因為此地適宜農耕，便定居下來，並逐漸變成了農業部落。據《南詔源流紀要》中記載：

“舍龍自哀牢將細奴邏蒙舍，耕於巍山之麓，數有神異，牲畜繁衍，部眾日盛。”

在此中，蒙舍詔存在著一種遷移後定居的轉移，並且曾經有過從畜牧業農業混合耕作的記載，因此可見蒙舍詔最早為遊牧部落，在不斷的遷移中尋找到了巍山這塊“寶地”，但是此時還不能完全擺脫掉遊牧的習俗，因此採用了半農半牧的方式進行過渡，最終形成了農業經濟。

細奴邏

細奴邏在巍山的耕牧處傳說在巍山縣城巍寶山麓的前新村，據《蠻書》記載：

“蒙舍川，羅盛以上之地。”

根據《滇略》記載：

“細奴邏者耕於巍山。”

後經考證南詔細奴邏耕種的地方具體在巍山的㟌屽圖山。1959年雲南省博物館在㟌屽圖山進行考古發掘，先後發現了遺址兩處，確認了這裡是南詔國的遺址之一。

巍山

第一處遺址在1959年發掘，在此地發掘出了石柱礎、瓦當、鴟吻、滴水、磚、瓦等物品。瓦當多蓮花紋，滴水上有捲雲紋，與內地唐代建築相同；並且瓦當多為有字瓦，與大理地區南詔諸城址所發掘的瓦當相同。因此此處為蒙舍詔早期的聚集地可以確定。

第二處遺址在1991年進行第一次發掘，在1992-1993年進行第二次發掘。在1991年發掘的T5西、南、東北三面開探方3個（5*5米）。遺址為一過廳式建築，上層被大量瓦片、紅燒土覆蓋，其西、南面為牆壁，北面為一組三級磚砌的階梯，東面為二層地面，下層地面因此較淺，破壞嚴重，但仍殘存不少鋪地磚。上層地面遍佈鋪地磚，並開一直徑17釐米的蛀洞，地面平整、考究。與三級臺階上面相接的是另一鋪地磚地面，該地面高於上述二層地面。鋪地磚還在向南、東面延伸，整體情況不明。鋪地磚的形狀有正方形、長方形、三角形，技巧和對磚的選擇很有講究。

南詔國遺址

綜上來看，南詔國在巍山的建築主要分佈在山頂以及山腰的緩坡上，只有少數在平地上。這與《蠻書》中所寫的：

“凡人家所居，皆依傍四山”

相印證。這讓人所費解，因為我們知道，南詔國在後來以農業為主，在這種情況下，住在平地上應該更符合他們的需求，為何要住在山上？

根據社會學的調查，漢族住山下，地勢平緩，性格柔和；藏族住山上，站得高，看得遠，自由奔放，性格鮮明；彝族住在山腰上，性格介於兩個民族之間。

另外，根據醫學調查，彝族的老年人的人格基本上屬於外向穩定型，即多血質-膽汁質混合型氣質，這種氣質的人擅長交往、活躍、樂觀、反應快速、情緒興奮度高。

因此從這種調查情況看，我推測蒙舍詔的定居方式與他們的民族性格有著重要的關係。這一條或許也可以作為蒙舍詔為彝族的旁證。

彝族少女

另外，從建築來看，南詔國的建築已經變現出了極高的技藝水平。從城牆的修建來看，南詔國城牆的修建充分利用了地勢，如利用溪流為壕溝或者以蒼山洱海為天然屏障等。另外，南詔國的建築充分受到了內地的影響，如蓮花紋的瓦當，捲雲紋的滴水等，與唐宋時期的建築風格極其相似。

在巍寶山中另有一座祭祀細奴邏的寺廟。正殿擺放有細奴邏的泥像：光頭、長橫須、穿大領紅黑條花滿襟衣、小腿上纏有六條黑帶。在彝族的傳說之中，這六條黑帶象徵著六詔——蒙巂詔、越析詔、浪穹詔、邆賧詔、施浪詔、蒙舍詔，代表著細奴邏是這六詔的王者。細奴邏的塑像旁還有兩個侍衛，一文一武，拱衛著細奴邏。這三人的服飾基本上是相同的，都是一二百年前彝族的服裝樣式。另外，個人看來這種一文一武，一左一右，一黑一白的造型設計很可能是參照了關帝廟的設計方式，從中也可一窺三國文化對於雲南文化的影響。

可以與之對比的是劍川石鐘山石窟獅子關區的一窟南詔王全家造像。窟全長1.24米，高0.6米。窟內雕刻有一長座，座上有五所造像。右側是南詔王，頭戴黑色高冠，袖手執笏板，絡腮鬍須；左側是王后，戴蓮花冠，身著綠衣；王與後之間坐著一位小王子，左右兩側各有王子、公主一人；座下左右有侍者兩人，男侍一手持筆，一手執卷，站在細奴邏身邊；女侍手持羽毛扇站在後側。

獅子關石窟的造像與巍寶山細奴邏廟的泥塑像有兩點相似之處：第一點在於兩尊細奴邏像都是大鬍子；第二點在於對黑色的崇拜，在巍寶山的寺廟中，細奴邏衣服上有黑色花紋，小腿上纏有六條黑帶，在獅子關的細奴邏像中，細奴邏頭戴黑色高冠。這一點可以讓我們聯想到彝族文化中，彝族人民喜愛黑色，並且以黑色為高貴的顏色，有“黑彝”，“白彝”的劃分。而細奴邏本人與彝族應當是有關係的。

石雕

二、 從考古發現看南詔的火葬傳統

不同於中原內地的土葬傳統，在南詔國實行火葬傳統。如在《蠻書》中記載：

“蒙舍及諸烏蠻不墓葬，凡死後三日焚屍，其餘灰燼，掩以土壤，惟收兩耳。南詔家貯以金瓶，又重以函盛之，深藏別室，四時將出祭之。其餘家或銅瓶、鐵瓶盛耳藏之也。”

從文獻記載看，南詔國的火葬傳統遍及王室到民眾，王室普遍採用金瓶銀匣來儲存自己的耳朵，普通民眾多采用銅瓶、鐵瓶來儲存自己的耳朵，骨灰則掩埋在土壤之中。

在實際考古發現中，證實了南詔國的火葬傳統。如楚雄高生福墓的考古發現中，出土了墓碑一塊，上面寫著：

“於仁壽四年十月廿三日疾，薨於硪碌故地，越翼月火化山麓。”

從墓誌銘的記載中可見，高生福確實是死後火化的。

另外，大理市鳳儀鎮大豐樂墓地是關於南詔火葬研究的重要依據。大豐樂目的總面積約5000平方米，兩次發掘860平方面，清理近千座火葬墓。火葬墓分為圓形、橢圓形、方形坑三種，以圓形最多、方形最少。遺存初步分為三期：第一期均為火葬墓。墓具均為單罐葬，年代為南詔晚期到大理國初期；第二期也是火葬墓，在此時葬具種類增多，出現了雙罐套葬，時間為大理國到元代；第三期為火葬墓為主，並伴隨有土葬墓的出土。火葬葬具多樣，流行雙罐套葬，甚至有三罐和四罐套葬。

巍山

從大豐樂墓地中我們發現，在南詔國確實是有著火葬的習俗。但是火葬葬具並非像《蠻書》中所寫的一樣是鐵瓶或者是銅瓶，而是採用了陶瓷罐的葬具，但是伴隨有少量的銅製葬具出土，但是主要葬具仍是陶瓷罐。

關於平民的火葬遺址多有發現，但是關於南詔國王室的火葬遺址卻幾乎沒有。起初人們根據文獻記載，認為金瓶藏在南詔國的宗祠中。在關於南詔國的歷史記載中顯示南詔國應該是有著3座宗祠的。

一是巡山殿，又名南詔土主廟，在南詔發源地巍寶山，為南詔國的祖廟。二是玄珠觀，在巍山縣城的東山玄珠山，前身為南詔蒙氏宗祠。三是蒼山神祠，是在南詔國從巍山遷都到大理後所建。在巍山另有9所土主廟，也被認為有可能藏有金瓶。

1957年，西北大學馬長壽教授為了揭開金瓶之謎，先後到南詔太和城遺址、大理古城、崇聖寺三塔、蒙舍城遺址、玄龍寺、巍寶山等地調查，但最終並沒有找到有關金瓶的新線索。1979年，日本人白鳥芳郎再次對大理的南詔遺址進行考察，但是仍未找到金瓶遺址。

在2001年，在巍山地區流傳著一個傳說，說的是有一個老人因為暴雨在山中迷路，誤進了一個山洞，山洞中都是金燦燦的瓶子。老人回來後就生病了，最終去世。人們傳言老人是因為驚擾了南詔國王室的靈魂，因此受到了報復。這一傳言傳到了大理市文物管理所的黎瑞財所長耳中，因此他進行了勘探工作，發現此地的形制類似於一個祭祀臺。但最終沒有發現那個神秘的山洞。對於巍山和蒼山藏有金瓶的說法，汪寧生先生曾建議：

“應該將太和以北，喜洲以南，蒼山緩坡一帶進行一次席捲式的考察。”

因為工程太過浩大現在還未進行相關探索。

蒼山

隨著2001年撫仙湖考古工程以及2002年的“南海一號”考古工程的進行，人們開始紛紛將目光轉向了洱海，推斷洱海有無可能有金瓶的線索。在《蠻書》中有記載：

“東南十餘里有舍利水城，在洱河中流島上。四面臨水，南詔常於此城避暑。”

因此有人推測可能南詔國在滅亡之際將金瓶投入到洱海中。

目前關於金瓶的下落仍是一個迷，希望通過更多的考古發現早日揭開這個謎團。

洱海

另外，關於南詔國火葬習俗的由來也是一個探索的重點。人們通過文獻和考古證據推斷可能其中有著傳統習俗與外來文化兩種合力的作用。關於傳統習俗一方面，因為古代的氐羌人是有著火葬傳統的，氐羌人的後裔為現在藏緬語族，因此這其中可能含有一種傳統習俗的影響。另外，結合考古發現和文獻記載，我們發現在南詔國一代佛教十分興盛，並且在發掘的文物中我們可以發現許多佛像以及梵文，因此認為南詔國的火葬傳統中應該是有著佛教的因素在其中的。

三、 總結

在寫這篇文章之前，其實本人對於考古既不懂，也不是太感興趣。但是在寫完後，本人的觀念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對於考古學的作用也有了一些淺薄的瞭解。

首先是考古所具有的糾錯的作用。如在《蠻書》中記載，南詔國民眾火葬多采用銅罐和鐵罐，但是在實際考古工作中發現，南詔國民眾火葬多采用陶罐，而銅罐和鐵罐則是少數，因此這一點是考古學糾錯作用的很好體現。另外本人還有一個疑問就是，書中沒有寫銅罐之中是否真的裝有耳朵，因此個人對鐵罐藏耳的記載還有有一定的好奇的。

其次是考古學與文獻的相互配合的作用。如在文獻中記載細奴邏曾經在巍山腳下耕牧，考古學家可以以此為線索去巍山進行考古探索，反過來說，在巍山腳下的考古發現可以反過來佐證文獻的正確性。提到此點，就讓我想起了王國維先生所提出的“兩重證據法”，個人認為巍山考古正是“兩重證據法”的良好體現。

因此在日後的學習中，不僅要重視文獻，還要重視考古學的價值。

參考文獻：《蠻書》，《南詔史話》，《南詔源流紀要》，《滇略》，《雲南巍山㟌屽圖山南詔遺址的發掘》，《巍山南詔遺址》，《彝族地區老年人人格及心理健康與主觀幸福感的關係》，《彝族地區老年人人格及心理健康與主觀幸福感的關係》，《巍山文物與南詔歷史——南詔統治者系出彝族新徵》 ，《雲南大理石鳳儀鎮大豐樂墓地的發掘》，《南詔大理國王墓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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