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7 清末新政为何不改革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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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其实清朝末年有过币制改革,但真正改革还是在民国时期。

满清不具备全国现代化币制改革的魄力和能力。

袁世凯和他的袁大头:影响了中国50年之久


在103年前的今天,1915年8月1日,“袁大头”成为法定国币。这可谓是袁大头(袁世凯)本人做的唯一好事了。听萨沙说一说吧。

萨沙家里有几块袁大头银币,是外公的遗物。

说起来,袁大头可不简单,对中国的经济有着深刻意义。

满清的腐败和落后体现在各个方面,其一就是币制。

大家都看过红楼梦吧。里面有一个章节:晴雯病了,宝玉请医生看病,要给医生一些礼金。开了抽屉,才看见一个小笸箩内放着几块银子,倒也有戥子(小型的杆秤,是旧时专门用来称量金、银)。

当年就是这样,用钱很麻烦。

满清大体是小额花费用铜钱,大额花费用银两。

铜钱好说,关键在于银两使用很不方便。

满清末年做过统计,各地包括省和县使用的银两共有高达103种之多,含银量各不相同,异地很难通用,需要复杂的换算。

更夸张的是,民国初年中国银行调查全国的“两”,发现也有170种之多,度量单位也不统一。

这种五花八门的银两、银锭,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商人做生意,懂得行情还是其次的,关键要懂得各地银两的兑换。

不然,很可能商人赚钱白赚,最后都便宜了钱庄。

对于币制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现实,早在鸦片战争之前的1833年,林则徐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林则徐曾经建议朝廷学习西洋的银元。

遗憾的是,满清朝廷昏庸无能,说什么“银两用了几千年,万万不能坏了祖宗的规矩”拒绝改革。

商品经济第一就要求货币,于是自然需要一些东西来填补空白。

于是,西洋的银元就这样大量进入中国。

最有名的可谓是鹰洋(墨西哥银圆)、西班牙本洋、英国站洋。

这些银元的优势是,含银量是统一的,重量统一。以英国站洋为例,含银量一般是在89到90%,重量 26.5到27克,非常精确。

采用银元和铜币挂钩的方法,使得交易非常容易。老百姓再也不需要反复称重甚至切割银两,更不需要换算银两的成色了。

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黄河以南各省基本都用外国银圆作为商业货币,北方沿海省份也大多如此。

因为外国银元紧俏,洋人乘机增加百分二三十的利润,导致银元价格暴涨。

这样搞来搞去,满清政府终于坐不住了,在1889年有四大名臣的张之洞出面,铸造了所谓光绪元宝,龙洋。

龙洋大体是按照洋人银元标准铸造的,堪称山寨版。

看看,就区区一块银元,竟然拖了56年才能决定改革,满清怎么能不垮台呢。

遗憾的是,满清又没有相关经验,竟然随意允许各地铸造龙洋。

于是,各省官吏为了捞钱,肆意更改铸造标准,造出了各式各样的龙洋,也捞了巨额的好处。

如广东的龙洋含银为6钱6分,而东北的龙洋则只有5钱9分,差距大的惊人。

于是,龙洋造出来以后,币值还是混乱,各省纷纷拒绝别省的龙洋流入,防止本省货币市场混乱。

直到满清灭亡,这种货币混乱的情况并没有改善。

晚晴末年,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更是大肆发行形同废纸的纸币,导致金融市场更为混乱不堪。

袁世凯上台以后,就货币方面倒是做了好事。

他铸造了袁大头,严谨点说叫“袁世凯像背嘉禾壹圆银币”

袁大头其实和龙洋没什么不同,区别是吸收了龙洋发行的缺点。

袁世凯强行要求必须统一袁大头的重量、成色。

袁大头的重量是库平纯银六钱四分八厘,材质是银占89%。1枚银元的重量是7钱2分,和洋鬼子的鹰洋一模一样。

这个标准是非常严格的,所有铸币厂包括:天津造币厂、南京、广东、武昌等也都是按照这个要求制造。

就是因为袁大头的标准统一,很快取代乱七八糟的龙洋和外国银元,成为了中国的主要货币。

袁世凯本人1916年就死了,而袁大头却一直铸造到1953年,一共造了高达7.5亿枚。

民国北洋军阀时期,民间只信任袁大头,因为它最可靠。

著名话剧《茶馆》中,大兵来敲诈,开口就是要袁大头,不要钞票。

南京国民政府北伐成功,进行币制改革,使用法币淘汰了袁大头。随着战争的爆发,法币迅速贬值,袁大头又私下成为民间的主要货币,毕竟它很可靠,不会随便贬值。

到了1949年,国民政府在大陆垮台之前,又几乎只用黄金和银元了,因为纸币已经被老百姓拒收了。

有意思的是,红军和解放军,都曾经铸造过自己的袁大头。

30年代,中央苏区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即便都建国了,自然要有自己的货币。

当时中央造币厂,山寨了袁大头的样式,铸造了红军袁大头,也叫作红洋。红洋的样式和袁大头完全一样,只是制造粗糙一些。唯一的不同,就是部分红洋打上了“苏维埃”的字样,这主要是防止苏区有人走私银元出境。

搞笑的是,国民政府非常讨厌这种红洋,一旦缴获立即回炉重新铸造,所以流传到今天的红洋很少。

30年代如此,20年后还是这样。

1951年,解放军也曾铸造了大批袁大头。原因也不复杂,当时人民币正在改革,地方政权还在建设中。而云南、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居住区,当地老百姓根本不相信纸币,认为这都是废纸,是军队变相的抢劫。

无奈之下,我们只能又重新铸造了大量的袁大头,用于这些特殊地区。

这批袁大头铸造时间从51年到53年,而西藏地区直到60年代初,部分边缘荒凉地区竟然还在使用这种袁大头。

袁大头和你发明的袁大头,终于也算为中国人做了件好事。

你要一直这样为老百姓做好事,人民怎么会反对你呢?


萨沙


清末新政的尺度在现在看来,确实特别大。清末新政改革方案的难度,确实特别高。关于币制改革问题,首先需要一个比较系统与严谨的金融核算体系。

很明显,晚清的中国并不具备这个前提。但是如果说清政府没有经济与金融方面的改革努力,那是不对的。由于中西贸易不断扩大与国内收支情况愈发复杂,有一个稳定的汇兑与核算制度,是非常必要的,对洋人也有利。

但是,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各地虽然都使用银子,也有自己的票号兑换,但是标准却差别很大。而且,用在大宗交易上,更是不可能。这种金融的不统一,很明显会阻碍经济的发展,也就影响到朝廷的财政。

清廷曾经考虑过印发统一的纸币,并有过小规模试点和制作,但是最终没有实现,不具备足量的储备金银,而仅仅是在原有通宝基础上,进行了一些银元改革。慈禧下令从国外进口造币机器,用机器铸造制钱,一定程度上引发了通货膨胀。光绪年间,各省大设官银钱号。开设官银钱号的目的为通圜法,裕财政。由于官银钱号纸币多和当地硬币挂钩,因而纸币种类和面额极为复杂。大清新政模仿的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实际上,日本的金融统一化,做的也不好。

币制稳定性与信用度是一个国家金融的命脉。当然,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大清帝国的信用体系,已经支撑不起野心勃勃的币制改革了。


秦右史




一两制银币是清末自铸银元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光绪十年吉林希元将军铸造的中国第一套机制银币——厂平银币,采用的就是一两制。银两是中国传统的白银货币,值大量少,几百年来,畅行于流通领域,无论是政府收支方面,还是民间普通交易活动。然而,到了清末,与银两单位保持一致的一两制银元却受到了商民的抵制,无法顺利地在市场上流通。十余年来,由于银元的“两”或“元”单位问题的不确定,清廷各派为此一直争论不休。其间户部、湖北、奉天、吉林,北洋等造币厂也相继试铸过一两制银币,但都因种种原因,皆未被市场认可。这不仅暴露出清末币制的混乱状况,而且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新兴的改良观念与守旧的传统观念的碰撞。

一.一两制银元的铸造背景

自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奏准在广东设厂铸造银币之后,各省纷纷开铸银元,式样平色,都不一致,导致流通困难。且当时所铸银元是模仿墨西哥鹰洋,重量为七钱二分,与中国传统的银两制不符,造成了计算困难。为此,其后不久就有人提出币制改革,建议改铸与银两制相符的一两制银币。光绪二十二年(1886)九月总理衙门给事盛宣怀奏请改革币制:“墨西哥国以九成之银铸钱,运行中国,易我十成之银,岁耗以亿万计。近来广东湖北北洋南洋先后铸造银元,分量轻重、悉准墨银,既不能废两为元,各库出入,及需元宝,必致无银可铸。拟请在京师特设银元总局,以广东湖北天津上海为分局,开铸银币,每元重京平九成银一两,再酌铸金银及小银钱,使子母相权而行。”(1)此外,顺天府伊胡 监察御史王鹏运也提出了改革币制的建议。

1900年以后,世界银价暴落,跌至百分之五十至六十,而中国甲午、庚子两次战争所担负的巨额赔款,合计达六亿八千万两,折合英镑一亿零五百十八万一千八百八十四磅。这意味着,中国不但损失了巨额白银,还有忍受磅亏造成的附加损失。至此,清政府才意识到原有的银本位制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与此同时,英美各国在商业贸易中,颇感货币兑换的不便,为了扩大各自在华的经济利益,也对清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改革币制。1902年中英签定的通商行船条约以及其后签定的中美、中日商约都有统一币制的规定。光绪皇帝于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颁旨:“时局艰难,财用匮乏,国与民交受其病。自非通盘筹画,因时制宜,安望财政日有起色。著派庆亲王奕 、瞿鸿机,会同户部认真整顿,将一切应办事宜,悉心经理。即如各省所用银钱,式样各殊,平色不一,最为商民之累。自应明定划一银式,于京师设立铸银钱总厂,新式银钱铸成足敷颁行后,所有守纳钱粮关税、厘捐,一切公款,均专用此项银钱。

(2)接着,户部遵旨特设财政处,专门整理财政和着手解决币制混乱问题,并在天津勘察地势,积极筹建造币厂总厂,准备铸造新式国家银币。光线二十九年(1903)户部造币总厂试铸了一两制银币五种,这是清政府为改善财政状况,统一币制而试铸的第一种国家银币。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月二十三日上谕:“财政处奏酌拟铸造银币分两成色并行用章程,开单呈览一折,据称从前各省所铸银元,系属一时权宜,未可垂为定制。现在明定国币,拟铸造重库平一两银币定为本位;更铸五钱、二钱、一钱三种银币,与现铸之铜元旧有之制钱相铺而行等语。整齐圜法为当今财政要图,著户部造币总厂按照所拟章程行知直隶、江南、湖北、广东各分厂赶紧铸造,嗣后公私收发款项,均应行用银币,以垂定制而昭大信”。(3)这表明清政府正式认定一两制银币为国币。光绪三十二年(1906),户部造币总厂试铸了丙午一两制大清银币一套。湖北造币厂于光绪三十年(1904)在张之洞的提议下试铸了一两制银元一种,北洋造币厂、奉天造币厂、吉林造币厂也相继试铸过一两制银币,可以说这些一两制银元是清末币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清政府进行币制改革的决心。

二.赫德的金汇兑本位制理论为一两制银元的铸造提供了理论依据

清末币制改革主要是围绕货币本位制和货币重量单位两个问题进行的。清朝朝野大臣纷纷上书提出进行币制改革,同时对银元重量单位或“元”或“两”发生一场争论。光绪三十年(1904)二月,办理商约大臣吕海寰、盛宣怀致外交部电,报告税务司请铸一两银币,用于完纳各项税项。然而,最具影响的还是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代理人赫德(ROBTER HART)于光绪二十九年(1904)八月提出的《中国银价确定金价论》,主张采用金汇兑本位制。其主要内容如下:1.设立统一的造币厂,以库平两为单位,铸造一两、五钱、二钱五分、一钱银币四种,另铸一分、一厘铜币二种;2.银与金的比价永远固定,新币八两等于黄金一磅;3.各省造币厂一律停铸,合并于总厂之内;4.银币成色定为一两及五钱者九成,其余八成;5.旧币暂准流通,限于一定期间内收回;6.金银价格如有变动,以上谕定之。此制先以库平一两银币为主币,与英镑相联,如金银价格变动时,则金币之价格随着真实的金价为转移。这就是金汇兑本位制的主要内容,它与中国传统的银两制无大差别,仅是将银锭改铸为银币,基本符合中国人的习惯,因而得到了清政府大多数官员的赞同。赫德在这次币制改革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清政府曾有意让其主管造币总厂。赫德于光绪二十九年(1904)四月二十日电告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T.D.CAMPLELL)云:“中国政府决定建立国家造币厂,并以管理权等等委交于我手。”(4)户部在其后便着手试铸了一套面值为库平一两、五钱、二钱、一钱、五分,含银量主币为90%,辅币为83%的新型银币。其与赫德提议的银币在形制、成色等方面基本相同,显然是受了其货币理论影响的结果。

三.“两”“元”之争以“两”失败而告终是新旧势力碰撞的结果

一两制是源于旧有的银两制度,“七钱二分”制则是模仿流入的外国银元。在广东,湖北等省制造“七钱二分”之后,就有人指出银元应以一两为单位,以便与银两兑换使用。光绪二十五年(1899)冬,军机处电询各省督抚,银元应否改铸一两、五钱、二钱、一钱四种?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福建巡抚许应 等复电不必改铸,请仍其旧。这是“两”“元”之争的开始。因为当时人们对于现代货币的知识极为缺乏,不懂国家应确立货币本位制度,也不知道货币单位的重要性,各省铸造银元也是应一时之应。光绪三十年(1904)清政府开始意识到货币本位制的重要,全国上下一致主张采用银本位制,于是银元单位“两”“元”之争又旧话重提。光绪三十年八月湖广总督张之洞上疏力陈“两”单位的便益:“以前各省所铸银元,均依照墨西哥银元之重,合中国库平七钱二分。中国从前尚未有定划一币制之议,所铸龙元,专为行用各口岸,抵制外国银货进口起见,并未为厘定通用国币起见,本属依仿洋银办法……中国一切赋税,皆以两钱分厘计算,而地丁漕项、为数尤为至纤至繁,每县串票不下数十万张,每人丁漕,多者几两几钱,少者几钱几分,几厘几毫,几丝几忽,畸零繁重,若改两为元,实难折算。……若现定者既名为国币,然仍仿墨西哥银元成式,以库平七钱二分为率,则历年墨元已操积重之势,中国权力事势断难阻使不行。……兹拟即就鄂造库平一两重银币,先行试用,以 商情民情,兼体察各国商人情形,出纳利弊”。(5)这个主张得到了不少拥护者,光绪三十一年(1905)那桐等与袁世凯商量币制,都主张铸造一两银元。为此财政处于同年十月二十三日奏准币制单位,定为库平一两。然而客观实际已经不适应这种新币制的推行,清政府又不得不取消原议,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度支部以“原拟一两银币,与各省旧铸龙元,重量不同,奏定以来,外间多以为不便,鄂厂试铸一两银币,未甚行用,旋即收回熔毁,各省所铸龙元,沿江沿海习用已久,若新币照此鼓铸,自可无滞碍之虞,即用以折合铜币制钱,如大银币一元折合七分二厘小银币十角,小银币一角,折合十文铜币十枚,铜币一枚折合制钱十文,均以十进位,亦易于操纵,似不如改从七钱二分之制,以便推行。”(6)遂于同年七月初九颁布《新币分两成色章程》。但是银元单位之争并未就此告终。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清政府就银元单位和成色问题又征询各省督抚意见。结果是主张一两制有十一省、七钱二分有八省,主张足色十成的有四省,主张九成的有四省。可是度支部也不示弱,当即驳斥:“欲顺商民之习惯,求货币之流通,似不如七钱二分之为便。

又中国宝银,向无十足成色,以近日化验,责成银行相机操纵,以为补助金币之预备;一面设币制调查局,宽其期限,广征专家,以求至当。”双方意见相持对立不下,清政府也难以下决断,不得已下令会议政务处及资政院总裁等会同妥议。但终因议论纷纷,毫无结果。光绪三十四年八月爱国大臣唐绍仪回国,奏请实行商约,速定币制。于是清廷再令会议政务处速议,九月十一日政务处始会同咨政院复奏,主张先采用银本位,以一两为单位,成色用十成或九成。同时上谕:“中国两钱分厘年用已久,实难废改,着即定为大清币一权,计重库平一两,又多铸库平五钱之银币,以便行用。并附铸减成之库平一钱暨五分小银元,以资补助。其两银币,按九八足银铸造,两种小银元,按八成八铸造。”至此,争论数年的“两”“元”之争似乎告一段落。但在这以后的二月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逝,政局变动,过去的成案,都成了空文。上海总商会首先上书度支部主张银元单位采用七钱二分。宣统元年(1909)度支部尚书载泽再议币制,积极主张实行“元”单位,认为过去采用两单位,是由于张之洞、袁世凯两人的独断。并非出自慎重决议。宣统二年四月度支部颁定《币制则例》,规定以“元”(七钱二分)为单位,定银元为国币,积极废除银两制度,并确立成色,停止各省铸造,将铸币权统一于中央。这才真正结束了长达数年的“两”“元”之争。以银两制为基础的“一两”制银元从此消失。



银元单位“两”“元”之争几乎与清末银元制度相伴而行。主张“七钱二分”为单位的人认为,当时已习惯使用以“七钱二分”银元,如果改为一两只会造成金融混乱;主张“一两”为单位的人习惯传统的银两制,认为银元应是银两的新形式,应与银两相匹配,这是新旧观念在币制方面的反映。然而,“两”“元”之争并不能缓和清末币制的矛盾,也不能解决币值混乱的局面。清政府对任何改革币值的建议,均采用观望的态度,忽此忽彼,摇摆不定。及至宣统二年,(1910)颁布《币制则例》才正式确立“七钱二分”银币为主币,但为时已晚。清末铸造一两制银币的情况完全可以证明清末币制改革的不成熟。


赣南小火生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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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一次是清朝刚刚建立的时候,第二次是咸丰皇帝时期,第三次在清末。

三次搞币制改革的原因基本一样,都是朝廷缺钱——第一次是刚打完仗统一全国,国库空虚,需要指出却很大。第二次是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消耗过大,国库空虚,同时需求有很大。第三次除了内部消耗,比如义和拳运动,还要加上对外的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日俄战争等)消耗,再加上割地赔款,需要的钱很多,但国库在就空虚,整个社会财富严重匮乏。

三次币制改革的法子都是发行纸币。其中最后一次是朝廷自己开银行。

三次改革的目的都一样,搜刮民财。自然也都没有建立现代意义上的金融管理体制。当然,这最后一次是仿照外国银行的玩法,搞起了国有银行。不过没制度建设基本上还没有展开,大清朝就完了。


阿岔视角


清末之新政是一场推进清国政权建设进行近代改造的洋务运动。

主要原因是: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后,于1901年满清与八国联军各国签订的(辛丑条约)刺激了政府实际执政者慈禧太后。觉得满清的传统治国法则不适用现况,政权有倾覆的危机。

于是开始洋务效仿运动。

立宪制定法律,军队洋务改革,促进商业贸易洋务模仿,废除科举改革教育,等。

但到了1908年,两位大帝驾崩,慈禧太后与光绪先后亡,接班人无力驾驭各地势力,袁世凯实际掌控新军,无人制约。

新政渐湮没于各地民乱,清币无法出笼。

而袁世凯的银元,袁大头青史留名,成为价值的保存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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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满清政府腐朽的封建统治已经病入膏肓,根本没有能力进行币制改革!

其二,腐败的清朝封建统治政府,已经变成了帝国主义列强残酷压榨和剥削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没有各帝国主义列强的允许,腐败的清政府是自己做不了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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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孙国起与花结缘


自经甲午战败和义和团运动,“天下之财,悉应赔款”。清朝财政已是油干灯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但改革本身需要钱款,于是从中央到地方,无不向人民层层摊派,“部臣筹费无出,责之疆吏,疆吏责之州县,州县舍百姓将谁责耶?”“自近时新政试行,于是立学之费取之农,练兵之费取之农,其他杂款加税无一不取之于农”。清政府承认:“各直省自摊还赔款、举行新政以来,用如泥沙,取尽锱铢,搜括已不留余力,额外科派,民不堪命”。自庚子赔款摊派各省之后,民间搜括无余,商业萧条,倒闭相望,城市村落,十室九空;加上水旱灾荒,各地无不哀鸿遍野。新政不但未给人民带来实惠,反而成了人民的灾难。加上官吏横暴,罔惜民艰,遂引发人民对改革的普遍不满和反政府斗争。政治制度改革的十年间,以抗捐抗税为内容的民变遍及全国城乡。据不完全统计,十年间,全国大小民变不下3000多起,此起彼伏的民变给人们展现了一幅乱世景象,给改革蒙上了一层阴影,但也给反清革命造成了强大的声势,推动了反清革命斗争的高涨。“昔汉臣贾谊陈时局之危,譬谓抱火厝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数月以前,我国时势,盖有类于是,今则火既燃矣,且将燎原矣”。


清晨如风似水


稳定、稳定、稳定! …… 才是最稳定的!朝令夕改,也就快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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