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来华讲学，其新书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大幻灭：自由主义梦想与国际现实》）再次引发人们热议。有人认为他的思想过于简单、漏洞百出；有人却认为他的观点乃是金玉良言，美国政策界本应将其奉之圭臬。无论如何，米尔斯海默的国内“大热”乃是不争事实，其原因之一在于“和平崛起”之辩六年后，他与中国国际关系学者阎学通再次清华“论剑”。两位学者曾分别提出“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道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因此有学者认为，此次辩论堪称现实主义理论“内战”。
研究方法的异同
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范式之一，现实主义理论强调根据国际关系中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分析，提出符合国家利益的政策建议。阎学通和米尔斯海默的理论均围绕国际实力展开，属于典型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体系层面看，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道义现实主义主义都将国际体系层次的无政府性作为理论的出发点，认为无政府性使得国家只能以寻求提升实力的方式来保障自身安全。从国家和体系层次关系来看，两种理论都强调了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和权力的零和性。由于权力总是有限的，一国权力提高意味着它国权力的相对下降，这种关系表明国家间的权力关系具有零和性。国际权力零和性决定了大国往往将本国利益置于它国利益之上。从国内因素来讲，两种理论都指出了利用意识形态指导对外战略可能导致的危险。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外交政策不但容易走向极端，而且还有可能出现某种“反噬”效应，对国内政治和社会秩序产生负面影响。
尽管现实主义流派共享一些基本共识，但是2013年的清华辩论使人们意识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两位学者对于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各持不同见解。米尔斯海默认为征服扩张乃是大国崛起的必由之路，阎学通则强调重视道义与政治领导力将可能使得中国战略选择空间增多。如果说六年前的辩论代表了两位学者试图用各自理论解释中国崛起这一“新现象”的初步尝试，那么六年之后的这场“如何管控中美竞争”的辩论则代表了两位学者通过理论回答这一问题的深度思考。米尔斯海默的进攻现实主义从国际体系的“丛林”本质出发，继续深挖无政府性的负面作用。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则集中关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互动，力求在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间寻找平衡。
尽管两位学者都在试图回答国际权力为何转移这个问题，但是两位学者所选择的角度有所不同。阎学通的角度是如何实现大国崛起，米尔斯海默的角度则是如何防止大国衰落。在《大幻灭》中，米尔斯海默以冷战后的美国为研究对象，试图回答美国追求自由主义霸权的努力为何失败以及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性等问题。在他看来，自由主义的国内成功使得美国精英们试图凭借单极优势在国际上传播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与其相配套的制度模式，这一战略违背了现实主义政治的基本原则，引发了其它大国的警惕和抵制。同时，由于华府的政策制定者们未能理解民族主义和国家主权的社会意义，美国的自由主义战略也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了民族主义的强烈挑战。根据他的理论，美国应该停止这种“十字军式”的推广模式，对外保持克制，集中力量应对中国崛起和俄罗斯复兴所可能带来的威胁。
与米尔斯海默不同，阎学通试图从中国古代贤者们的观察体会中寻找值得现代中国借鉴的经验。他的答案是，崛起国取代主导国除了靠自身的硬性实力之外，还需要获得足够的国际政治领导力，这种领导力体现为国际权威，其获得方式是遵守国际道义，这是相对弱小的崛起国最终超越相对强大的霸权国关键所在。根据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只有采取讲道义的“王道”战略，崛起国才能战胜不讲道义的“霸道”主导国。历史上看，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对不同阵营国家实行的双重标准规范与春秋时期晋楚争霸所采取的策略具有相似性，冷战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其领导方式继续遵循了这种具有霸权性质的双重标准战略。中国要想崛起，则必须超越这种霸权思维。
由于看待问题视角的不同，两位学者所展开的理论层次和逻辑也存在差异。从层次上看，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仍属于体系层次理论，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则是结合了体系和国家层次的新古典主义理论。米尔斯海默认为，体系层面的无政性所带来的结构性压力使得所有国家要想生存就必须按照权力政治的逻辑行事，主导国家必须谙熟权力制衡之“道”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才能维持现有国际秩序。阎学通承认国家间权力之争具有零和性和长期性，但是道义现实主义强调，必须同时考虑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和国家领导人更迭所可能带来的领导类型转变的影响，只有结合上述两大因素才能解释国家的具体行为模式和战略，从而预测权力中心的转移、国际规范和国家秩序的变化。
除研究层次外，两位学者理论的核心解释因素也有所不同，米尔斯海默认为体系层次的无政府性是其理论的第一推动，阎学通的自变量是国家层次的政治领导力。米尔斯海默认为，只要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国家就应该按照权力政治逻辑行事，根据他的预测，大国会因执行“不恰当”对外战略，例如追求自由主义霸权的对外战略，而受到巨大的外部结构压力，从而被迫调整策略。不同于米尔斯海默的处理方式，阎学通的理论将无政府性视作常量，在他看来，现实世界中无政府条件下国家行为发生变化是常态，因此体系无政府性难以单独解释国家行为变化的原因。道义现实主义认为，不同的政治领导类型具备不同的政治领导力，领导力的变化使得无政府条件下的国家对外策略发生改变，最终导致国际格局变化。在这其中，提升政治领导力的核心在于国家对内进行改革，对外遵守国际道义，以“以身作则”的方式提高国际战略信誉。
权力、权威与意识形态：理论的观点差别
基于不同的研究路径，两位学者的理论核心概念存在差别。阎学通的理论重新发掘了道义对于大国崛起的意义，米尔斯海默则对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在《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一书中，阎学通对道义概念做了几点澄清：第一，道义指的是国家在对外政策中所奉行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些原则所适用的边界可分为国际道义和民族道义。第二，现实主义理论并不反对大多数国家所遵循的国际道义，反对的是个别国家在对外交往时所奉行的民族道义。第三，国际道义的具体内容总是与时俱进的，但是例如不斩来使、遵守盟约、偿还债务等道义却可以长期存在，这些国际道义因为执行标准低而可以为广大国家所遵守，因而具有普适性。第四，道义现实主义以工具主义而非价值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国际道义，关注国际道义对于权力的实际作用方式。根据这些假定，一国可以通过遵守道义的方式获得其他国家的国际支持，从而提高本国的国际权威，增强本国政治实力。
从《大国政治的悲剧》到《大幻灭》，米尔斯海默对他关注的三大主义进行了再解释。就现实主义而言，米尔斯海默更突出了国家在无政府体系下因为缺乏安全而具有的恐惧心态。传统现实主义认为，国家难以确认其它国家的意图，而进攻性现实主义则假定，国家永远无法了解对方的意图，这意味着国家也就永远无法知道需要多少权力才能确保安全，因此国家必须永远追求权力。米尔斯海默还辨析了自由主义这一概念，他定义的自由主义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个人属性高于群体属性；二是认为人类在许多基本原则上难以达成共识，这种分歧容易引发暴力。根据他的理解，自由主义上述两个特点使得自由主义者试图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一办法来解决暴力问题。除此之外，米尔斯海默还分析了民族主义，认为自由主义者们忽略了人类的社会属性，实际上人类具有很强的群体意识，除了家庭之外，人类对于民族国家和主权具有高度的认同和忠诚。
此外，两位学者都继承了现实主义理论对于意识形态的批评态度，但是两位学者对于意识形态的批判程度仍然有所不同。米尔斯海默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意识形态的积极作用，阎学通则进一步否定了在国际关系中进行意识形态竞争的合理性。从工具性的角度来说，米尔斯海默认为国内等级制体系中的意识形态具有解决内部冲突的作用。在无政府体系下，尽管自由主义对于对外政策具有负面影响，但是他也认为，只要能够认识不同意识形态对于对外政策的影响，政策制定者们就能规避风险、避免冲突。阎学通则认为，意识形态之争不仅会加剧冲突，还会影响国际争端的性质。在他看来，权力之争很难改变国际体系的基本性质，但是意识形态之争则会使得国际体系发生质变，冷战就是意识形态之争的一个典型案例。从价值角度而言，米尔斯海默承认了自由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所具有的优越性，认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内可以发挥巨大作用。阎学通则认为，任何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来说都是具体历史时空的产物，没有永恒正确的意识形态。最后，两位学者的理论倾向也有所不同，从结论上看，进攻性现实主义似乎在寻找大国竞争的共性上发力更多，道义现实主义主义则着眼于回答共性问题的同时解释差异。
理论与现实的挑战
从批判角度看，两位学者所持有理论面临的挑战有所不同。有的学者认为，道义现实主义不宜借鉴先秦政治思想，因为先秦文献中的诸多观点都是针对国内政治而言，是否能够外推至国际关系领域值得商榷。也有学者认为，道义现实主义强调道义的工具性，关注道义与国家实力之间的关系，忽视了道义概念的价值性，认为有必要对不同时期的道义内涵进行进一步研究。在概念操作化方面，“政治实力”的衡量方法引发了学者的讨论，有些学者因此怀疑这一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道义现实主义强调政治领导力的决定性作用，然而领导力的讨论主要是从国内领导的角度展开，那么国内领导和国际领导的区别是什么？两种领导力作用条件的差别是什么？最后，道义现实主义还需厘清其作用边界，比如国际道义和领导力对于大国崛起和秩序维持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是对于其他国际行为体，例如区域大国或者中等强国是否具有同样的作用仍值得探讨。
对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批评首先来自学者对于“国家永远无法确定其它国家意图”这一悲观假定的质疑。在米尔斯海默所描绘的图景中，国家因为恐惧而永远追求权力，这一过程使得权力由获得安全的手段变成了获得安全的目的。当所有大国都这样认为时，世界将会陷入无穷无尽的战争中。有的学者认为，进攻性现实主义所描述世界似乎更像是存在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前的古代世界，国家在这种“米尔斯海默世界”中通过征服和扩张而获得安全。然而这种征服使得国家的扩张将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得愈加困难，因为随着国家数量的减少，优胜劣汰机制使得能在竞争中存活下来的国家实力变得足够强大，这就使得征服变得难以实现。拿破仑和希特勒都非常接近成功, 但是强大的反抗同盟最终战胜了他们，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国际体系早已不是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其次，根据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大国崛起将会遭到霸权国的制衡。理论上霸权国可以采取“离岸平衡手”策略，利用地区大国来制衡崛起国的扩张态势。然而这种“离岸制衡”并非总是奏效。尽管美国派出政府官员到处游说其他国家抵制华为5G技术，但到目前为止，美国遏制华为5G的外交成果有限。根据这一理论，美国应该集中精力遏制中俄两国，这种结果可能导致新的冷战爆发。冷战时期，美苏双方以意识形态为主要竞争领域，并且存在代理人战争。尽管中美两国存在结构性矛盾，但是目前中美竞争的特点与冷战时期相比差异巨大。第一，在新的中美竞争当中，意识形态不是双方主要的竞争内容；第二，代理人战争不再是双方青睐的政策选择，中小国家不再依据政治制度选边站。第三，即使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成立，大国竞争的全球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改变，这些改变使得冷战发生的条件难以成立，原因在于数字经济时代下，大国难以采取“完全脱钩”的竞争策略。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即使中美竞争落入最坏的结果，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可能会是某种“数字鸿沟”，而非意识形态壁垒。
单一政策与多重选择之别
尽管此次辩论主要围绕理论展开，但是人们也不难从中寻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根据道义现实主义的观点，中美双方首先需要承认，当前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来自权力竞争。有人认为，通过坦率交流可以化解权力竞争，实现共赢。实际上，坦率交流只能加深对于对方的了解，无法化解矛盾。很有可能的情况是，双方因为“坦率地交换了意见”而确认了敌意，从而坚定了采取敌对政策的信念。因此，与其自欺欺人，不如承认分歧，让竞争变得有序比不承认竞争更能解决问题。其次，承认竞争不等于“注定一战”。在道义现实主义者看来，国家崛起并非一路“兵戈不断”。如今中美贸易摩擦可以选择继续对抗直到两败俱伤，也可以选择管控分歧、进行可持续竞争。就管控竞争而言，中美双方要从国家利益，而非世界利益角度考虑贸易战的应对之策。
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米尔斯海默针对美国对外政策需保持克制的呼吁体现了结构现实主义者的智慧，那就是国家需要时刻关注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这种呼吁体现了美国知识精英对于中俄两国力量增强的担忧。在他看来，新的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呼之欲出，而预言中的“三国演义”注定就是一场不可避免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尽管在此次辩论的提问环节，米尔斯海默对美国政府干涉香港和新疆事务持反对态度，然而这种态度并非出于善意。恰恰相反，这些态度反映了一名现实主义学者的理性思考，那就是美国不应过多分散精力，而应集中力量遏制中俄两国。稍有遗憾的是，无论是在其书中还是辩论会场，米尔斯海默对遏制的具体策略和构想似乎着墨不多。这种保留也许源于其个人身份，也可能是源于其理论本身的解释瓶颈使其无法为当前中美竞争开出良方。进攻性现实主义作为一种体系理论，尽管仍然可以勾勒出权力版图的大致轮廓，但是已经无法准确解释国际环境中一些新的变化和趋势。
尽管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特征仍然没有发生本质改变，但是国际秩序诸多要素已经在悄然发生变化。也许学者们只有打开外交决策的“黑箱”，将对国际关系的理解从宏观延伸到微观，才能在认识和把握规律的道路上开辟新天地。
对未来的启示
国际关系理论一般具备表述、解释和预测三种功能。从表述功能看，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道义现实主义都注意到了国际体系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国际体系本质是无政府体系；二是国家在这种“原始丛林”状态下需要通过自助的方式获得安全感。在此基础上，两位学者都认为，无政府体系下的国际权力结构变化，特别是大国的权力变化对国家行为选择具有塑造作用。从解释功能上看，进攻性现实主义强调“外因”对于国家行为的影响，这可以解释在宏观层次因素相同的条件下，国家行为的一些共同趋势，但是不可以解释在宏观层次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为何不同国家之间的行为会有所差别。道义现实主义属于国际关系的“中层理论”，这种理论模式强调理论需要兼顾对于事物共性和个性的观察。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性质对于国家行为具有塑造作用。与此同时，国家的战略偏好又能使得国家为了同一目的而采取不同手段。从预测功能看，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结构性压力会使得美国逐渐改变现有的自由主义战略，重新回到现实政治的战略轨道上来。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同样是两极体系，冷战两极格局下的美苏关系和未来的中美关系可能存在许多明显的差异。因为美苏两国和中美两国因为领导力的变化而改变的战略偏好和竞争策略是截然不同的。
两位学者的辩论受到关注，体现了人们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趣日趋增强。首先，这有助于消除各种“阴谋论”。在信息缺失和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人们容易将对外政策和国家行为神秘化。事实上，人们通过了解一些国际关系理论就能分析出对外战略和政策的含义。其次，理论辩论有助于增强人们对于理论评价标准的认识。好的理论都具有逻辑清晰、观点简洁的特点。理论不同于思想，同一思想内可能有相互矛盾的观点，而理论则要求观点之间逻辑必须自洽。同时好的理论还应表述清晰，这就要求逻辑简洁，例如达尔文就用“物竞天择”精辟地解释了生物进化的机制。两位学者理论交锋还在提醒人们，国际关系理论不能回避冲突和斗争问题。国际关系研究的本质是战争与和平的探索，而战争与和平问题往往围绕国际政治权力之争展开。这就决定了无论学者本人持有何种身份和立场，在研究国际关系理论时都应该实事求是地探讨国际权力之争的性质。就好比两人博弈，双方试图在棋盘上僵死对方都是合理现象，没有好坏之分。美国试图遏制中国具有合理性，关键在于中国如何应对这种竞争压力。
尽管两位学者台上针锋相对、“火力十足”，但是私底下却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学术友谊。事实上，可能正是在这种互相批判、互相争鸣的学术环境下，学者才有可能培养出开放心态、虚心接受别人意见、踏实进行理论研究。只有这样，国际关系理论才能继续保持健康发展，取得更大进步。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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