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美國國際關係學者約翰·米爾斯海默來華講學，其新書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大幻滅：自由主義夢想與國際現實》）再次引發人們熱議。有人認為他的思想過於簡單、漏洞百出；有人卻認為他的觀點乃是金玉良言，美國政策界本應將其奉之圭臬。無論如何，米爾斯海默的國內“大熱”乃是不爭事實，其原因之一在於“和平崛起”之辯六年後，他與中國國際關係學者閻學通再次清華“論劍”。兩位學者曾分別提出“進攻性現實主義”和“道義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因此有學者認為，此次辯論堪稱現實主義理論“內戰”。
研究方法的異同
作為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範式之一，現實主義理論強調根據國際關係中的實際情況進行科學分析，提出符合國家利益的政策建議。閻學通和米爾斯海默的理論均圍繞國際實力展開，屬於典型的“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從體系層面看，進攻性現實主義和道義現實主義主義都將國際體系層次的無政府性作為理論的出發點，認為無政府性使得國家只能以尋求提升實力的方式來保障自身安全。從國家和體系層次關係來看，兩種理論都強調了國家利益的重要性和權力的零和性。由於權力總是有限的，一國權力提高意味著它國權力的相對下降，這種關係表明國家間的權力關係具有零和性。國際權力零和性決定了大國往往將本國利益置於它國利益之上。從國內因素來講，兩種理論都指出了利用意識形態指導對外戰略可能導致的危險。意識形態指導下的外交政策不但容易走向極端，而且還有可能出現某種“反噬”效應，對國內政治和社會秩序產生負面影響。
儘管現實主義流派共享一些基本共識，但是2013年的清華辯論使人們意識到，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內部並非鐵板一塊。兩位學者對於中國能否和平崛起各持不同見解。米爾斯海默認為征服擴張乃是大國崛起的必由之路，閻學通則強調重視道義與政治領導力將可能使得中國戰略選擇空間增多。如果說六年前的辯論代表了兩位學者試圖用各自理論解釋中國崛起這一“新現象”的初步嘗試，那麼六年之後的這場“如何管控中美競爭”的辯論則代表了兩位學者通過理論回答這一問題的深度思考。米爾斯海默的進攻現實主義從國際體系的“叢林”本質出發，繼續深挖無政府性的負面作用。閻學通的道義現實主義則集中關注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的互動，力求在理論的解釋力和預測力間尋找平衡。
儘管兩位學者都在試圖回答國際權力為何轉移這個問題，但是兩位學者所選擇的角度有所不同。閻學通的角度是如何實現大國崛起，米爾斯海默的角度則是如何防止大國衰落。在《大幻滅》中，米爾斯海默以冷戰後的美國為研究對象，試圖回答美國追求自由主義霸權的努力為何失敗以及現實主義和民族主義在當今國際體系中的重要性等問題。在他看來，自由主義的國內成功使得美國精英們試圖憑藉單極優勢在國際上傳播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與其相配套的制度模式，這一戰略違背了現實主義政治的基本原則，引發了其它大國的警惕和抵制。同時，由於華府的政策制定者們未能理解民族主義和國家主權的社會意義，美國的自由主義戰略也在全球範圍內受到了民族主義的強烈挑戰。根據他的理論，美國應該停止這種“十字軍式”的推廣模式，對外保持克制，集中力量應對中國崛起和俄羅斯復興所可能帶來的威脅。
與米爾斯海默不同，閻學通試圖從中國古代賢者們的觀察體會中尋找值得現代中國借鑑的經驗。他的答案是，崛起國取代主導國除了靠自身的硬性實力之外，還需要獲得足夠的國際政治領導力，這種領導力體現為國際權威，其獲得方式是遵守國際道義，這是相對弱小的崛起國最終超越相對強大的霸權國關鍵所在。根據道義現實主義理論，只有採取講道義的“王道”戰略，崛起國才能戰勝不講道義的“霸道”主導國。歷史上看，冷戰時期美蘇兩國對不同陣營國家實行的雙重標準規範與春秋時期晉楚爭霸所採取的策略具有相似性，冷戰後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其領導方式繼續遵循了這種具有霸權性質的雙重標準戰略。中國要想崛起，則必須超越這種霸權思維。
由於看待問題視角的不同，兩位學者所展開的理論層次和邏輯也存在差異。從層次上看，米爾斯海默的進攻性現實主義仍屬於體系層次理論，閻學通的道義現實主義則是結合了體系和國家層次的新古典主義理論。米爾斯海默認為，體系層面的無政性所帶來的結構性壓力使得所有國家要想生存就必須按照權力政治的邏輯行事，主導國家必須諳熟權力制衡之“道”才能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才能維持現有國際秩序。閻學通承認國家間權力之爭具有零和性和長期性，但是道義現實主義強調，必須同時考慮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和國家領導人更迭所可能帶來的領導類型轉變的影響，只有結合上述兩大因素才能解釋國家的具體行為模式和戰略，從而預測權力中心的轉移、國際規範和國家秩序的變化。
除研究層次外，兩位學者理論的核心解釋因素也有所不同，米爾斯海默認為體系層次的無政府性是其理論的第一推動，閻學通的自變量是國家層次的政治領導力。米爾斯海默認為，只要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沒有發生根本改變，國家就應該按照權力政治邏輯行事，根據他的預測，大國會因執行“不恰當”對外戰略，例如追求自由主義霸權的對外戰略，而受到巨大的外部結構壓力，從而被迫調整策略。不同於米爾斯海默的處理方式，閻學通的理論將無政府性視作常量，在他看來，現實世界中無政府條件下國家行為發生變化是常態，因此體系無政府性難以單獨解釋國家行為變化的原因。道義現實主義認為，不同的政治領導類型具備不同的政治領導力，領導力的變化使得無政府條件下的國家對外策略發生改變，最終導致國際格局變化。在這其中，提升政治領導力的核心在於國家對內進行改革，對外遵守國際道義，以“以身作則”的方式提高國際戰略信譽。
權力、權威與意識形態：理論的觀點差別
基於不同的研究路徑，兩位學者的理論核心概念存在差別。閻學通的理論重新發掘了道義對於大國崛起的意義，米爾斯海默則對現實主義、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等概念進行了新的詮釋。在《世界權力的轉移：政治領導與戰略競爭》一書中，閻學通對道義概念做了幾點澄清：第一，道義指的是國家在對外政策中所奉行的基本原則，根據這些原則所適用的邊界可分為國際道義和民族道義。第二，現實主義理論並不反對大多數國家所遵循的國際道義，反對的是個別國家在對外交往時所奉行的民族道義。第三，國際道義的具體內容總是與時俱進的，但是例如不斬來使、遵守盟約、償還債務等道義卻可以長期存在，這些國際道義因為執行標準低而可以為廣大國家所遵守，因而具有普適性。第四，道義現實主義以工具主義而非價值主義的視角來看待國際道義，關注國際道義對於權力的實際作用方式。根據這些假定，一國可以通過遵守道義的方式獲得其他國家的國際支持，從而提高本國的國際權威，增強本國政治實力。
從《大國政治的悲劇》到《大幻滅》，米爾斯海默對他關注的三大主義進行了再解釋。就現實主義而言，米爾斯海默更突出了國家在無政府體系下因為缺乏安全而具有的恐懼心態。傳統現實主義認為，國家難以確認其它國家的意圖，而進攻性現實主義則假定，國家永遠無法瞭解對方的意圖，這意味著國家也就永遠無法知道需要多少權力才能確保安全，因此國家必須永遠追求權力。米爾斯海默還辨析了自由主義這一概念，他定義的自由主義具有兩個特點，一是強調個人屬性高於群體屬性；二是認為人類在許多基本原則上難以達成共識，這種分歧容易引發暴力。根據他的理解，自由主義上述兩個特點使得自由主義者試圖以在世界範圍內傳播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這一辦法來解決暴力問題。除此之外，米爾斯海默還分析了民族主義，認為自由主義者們忽略了人類的社會屬性，實際上人類具有很強的群體意識，除了家庭之外，人類對於民族國家和主權具有高度的認同和忠誠。
此外，兩位學者都繼承了現實主義理論對於意識形態的批評態度，但是兩位學者對於意識形態的批判程度仍然有所不同。米爾斯海默在某種程度上肯定了意識形態的積極作用，閻學通則進一步否定了在國際關係中進行意識形態競爭的合理性。從工具性的角度來說，米爾斯海默認為國內等級制體系中的意識形態具有解決內部衝突的作用。在無政府體系下，儘管自由主義對於對外政策具有負面影響，但是他也認為，只要能夠認識不同意識形態對於對外政策的影響，政策制定者們就能規避風險、避免衝突。閻學通則認為，意識形態之爭不僅會加劇衝突，還會影響國際爭端的性質。在他看來，權力之爭很難改變國際體系的基本性質，但是意識形態之爭則會使得國際體系發生質變，冷戰就是意識形態之爭的一個典型案例。從價值角度而言，米爾斯海默承認了自由主義作為意識形態所具有的優越性，認為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國內可以發揮巨大作用。閻學通則認為，任何意識形態在本質上來說都是具體歷史時空的產物，沒有永恆正確的意識形態。最後，兩位學者的理論傾向也有所不同，從結論上看，進攻性現實主義似乎在尋找大國競爭的共性上發力更多，道義現實主義主義則著眼於回答共性問題的同時解釋差異。
理論與現實的挑戰
從批判角度看，兩位學者所持有理論面臨的挑戰有所不同。有的學者認為，道義現實主義不宜借鑑先秦政治思想，因為先秦文獻中的諸多觀點都是針對國內政治而言，是否能夠外推至國際關係領域值得商榷。也有學者認為，道義現實主義強調道義的工具性，關注道義與國家實力之間的關係，忽視了道義概念的價值性，認為有必要對不同時期的道義內涵進行進一步研究。在概念操作化方面，“政治實力”的衡量方法引發了學者的討論，有些學者因此懷疑這一理論是否具有科學性。道義現實主義強調政治領導力的決定性作用，然而領導力的討論主要是從國內領導的角度展開，那麼國內領導和國際領導的區別是什麼？兩種領導力作用條件的差別是什麼？最後，道義現實主義還需釐清其作用邊界，比如國際道義和領導力對於大國崛起和秩序維持具有決定性作用，但是對於其他國際行為體，例如區域大國或者中等強國是否具有同樣的作用仍值得探討。
對於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的批評首先來自學者對於“國家永遠無法確定其它國家意圖”這一悲觀假定的質疑。在米爾斯海默所描繪的圖景中，國家因為恐懼而永遠追求權力，這一過程使得權力由獲得安全的手段變成了獲得安全的目的。當所有大國都這樣認為時，世界將會陷入無窮無盡的戰爭中。有的學者認為，進攻性現實主義所描述世界似乎更像是存在於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之前的古代世界，國家在這種“米爾斯海默世界”中通過征服和擴張而獲得安全。然而這種征服使得國家的擴張將會隨著時間推移而變得愈加困難，因為隨著國家數量的減少，優勝劣汰機制使得能在競爭中存活下來的國家實力變得足夠強大，這就使得征服變得難以實現。拿破崙和希特勒都非常接近成功, 但是強大的反抗同盟最終戰勝了他們，從這個意義上講，現代國際體系早已不是進攻性現實主義世界。其次，根據進攻性現實主義的邏輯，大國崛起將會遭到霸權國的制衡。理論上霸權國可以採取“離岸平衡手”策略，利用地區大國來制衡崛起國的擴張態勢。然而這種“離岸制衡”並非總是奏效。儘管美國派出政府官員到處遊說其他國家抵制華為5G技術，但到目前為止，美國遏制華為5G的外交成果有限。根據這一理論，美國應該集中精力遏制中俄兩國，這種結果可能導致新的冷戰爆發。冷戰時期，美蘇雙方以意識形態為主要競爭領域，並且存在代理人戰爭。儘管中美兩國存在結構性矛盾，但是目前中美競爭的特點與冷戰時期相比差異巨大。第一，在新的中美競爭當中，意識形態不是雙方主要的競爭內容；第二，代理人戰爭不再是雙方青睞的政策選擇，中小國家不再依據政治制度選邊站。第三，即使進攻性現實主義的理論邏輯成立，大國競爭的全球環境已經發生根本改變，這些改變使得冷戰發生的條件難以成立，原因在於數字經濟時代下，大國難以採取“完全脫鉤”的競爭策略。隨著信息時代的來臨，即使中美競爭落入最壞的結果，世界各國所面臨的可能會是某種“數字鴻溝”，而非意識形態壁壘。
單一政策與多重選擇之別
儘管此次辯論主要圍繞理論展開，但是人們也不難從中尋找到解決現實問題的答案。根據道義現實主義的觀點，中美雙方首先需要承認，當前中美關係的結構性矛盾來自權力競爭。有人認為，通過坦率交流可以化解權力競爭，實現共贏。實際上，坦率交流只能加深對於對方的瞭解，無法化解矛盾。很有可能的情況是，雙方因為“坦率地交換了意見”而確認了敵意，從而堅定了採取敵對政策的信念。因此，與其自欺欺人，不如承認分歧，讓競爭變得有序比不承認競爭更能解決問題。其次，承認競爭不等於“註定一戰”。在道義現實主義者看來，國家崛起並非一路“兵戈不斷”。如今中美貿易摩擦可以選擇繼續對抗直到兩敗俱傷，也可以選擇管控分歧、進行可持續競爭。就管控競爭而言，中美雙方要從國家利益，而非世界利益角度考慮貿易戰的應對之策。
從進攻性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米爾斯海默針對美國對外政策需保持克制的呼籲體現了結構現實主義者的智慧，那就是國家需要時刻關注國際權力結構的變化。這種呼籲體現了美國知識精英對於中俄兩國力量增強的擔憂。在他看來，新的中美俄大三角關係呼之欲出，而預言中的“三國演義”註定就是一場不可避免的“大國政治的悲劇”。儘管在此次辯論的提問環節，米爾斯海默對美國政府幹涉香港和新疆事務持反對態度，然而這種態度並非出於善意。恰恰相反，這些態度反映了一名現實主義學者的理性思考，那就是美國不應過多分散精力，而應集中力量遏制中俄兩國。稍有遺憾的是，無論是在其書中還是辯論會場，米爾斯海默對遏制的具體策略和構想似乎著墨不多。這種保留也許源於其個人身份，也可能是源於其理論本身的解釋瓶頸使其無法為當前中美競爭開出良方。進攻性現實主義作為一種體系理論，儘管仍然可以勾勒出權力版圖的大致輪廓，但是已經無法準確解釋國際環境中一些新的變化和趨勢。
儘管國際關係的無政府特徵仍然沒有發生本質改變，但是國際秩序諸多要素已經在悄然發生變化。也許學者們只有打開外交決策的“黑箱”，將對國際關係的理解從宏觀延伸到微觀，才能在認識和把握規律的道路上開闢新天地。
對未來的啟示
國際關係理論一般具備表述、解釋和預測三種功能。從表述功能看，進攻性現實主義和道義現實主義都注意到了國際體系的兩個基本特點：一是國際體系本質是無政府體系；二是國家在這種“原始叢林”狀態下需要通過自助的方式獲得安全感。在此基礎上，兩位學者都認為，無政府體系下的國際權力結構變化，特別是大國的權力變化對國家行為選擇具有塑造作用。從解釋功能上看，進攻性現實主義強調“外因”對於國家行為的影響，這可以解釋在宏觀層次因素相同的條件下，國家行為的一些共同趨勢，但是不可以解釋在宏觀層次因素不變的情況下，為何不同國家之間的行為會有所差別。道義現實主義屬於國際關係的“中層理論”，這種理論模式強調理論需要兼顧對於事物共性和個性的觀察。道義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的性質對於國家行為具有塑造作用。與此同時，國家的戰略偏好又能使得國家為了同一目的而採取不同手段。從預測功能看，進攻性現實主義認為結構性壓力會使得美國逐漸改變現有的自由主義戰略，重新回到現實政治的戰略軌道上來。道義現實主義認為同樣是兩極體系，冷戰兩極格局下的美蘇關係和未來的中美關係可能存在許多明顯的差異。因為美蘇兩國和中美兩國因為領導力的變化而改變的戰略偏好和競爭策略是截然不同的。
兩位學者的辯論受到關注，體現了人們對於國際關係理論的興趣日趨增強。首先，這有助於消除各種“陰謀論”。在信息缺失和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人們容易將對外政策和國家行為神秘化。事實上，人們通過了解一些國際關係理論就能分析出對外戰略和政策的含義。其次，理論辯論有助於增強人們對於理論評價標準的認識。好的理論都具有邏輯清晰、觀點簡潔的特點。理論不同於思想，同一思想內可能有相互矛盾的觀點，而理論則要求觀點之間邏輯必須自洽。同時好的理論還應表述清晰，這就要求邏輯簡潔，例如達爾文就用“物競天擇”精闢地解釋了生物進化的機制。兩位學者理論交鋒還在提醒人們，國際關係理論不能迴避衝突和鬥爭問題。國際關係研究的本質是戰爭與和平的探索，而戰爭與和平問題往往圍繞國際政治權力之爭展開。這就決定了無論學者本人持有何種身份和立場，在研究國際關係理論時都應該實事求是地探討國際權力之爭的性質。就好比兩人博弈，雙方試圖在棋盤上僵死對方都是合理現象，沒有好壞之分。美國試圖遏制中國具有合理性，關鍵在於中國如何應對這種競爭壓力。
儘管兩位學者臺上針鋒相對、“火力十足”，但是私底下卻始終保持著深厚的學術友誼。事實上，可能正是在這種互相批判、互相爭鳴的學術環境下，學者才有可能培養出開放心態、虛心接受別人意見、踏實進行理論研究。只有這樣，國際關係理論才能繼續保持健康發展，取得更大進步。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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