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朝代中，文人政治气息最为浓厚的就是两宋时期了。由于宋太祖赵匡胤夺得权力的过程依赖的是手下禁军士兵的哗变，因此在北宋建国之后，赵匡胤担心手下武将重走自己的老路，对于武将的权力进行了大量的限制。武将不能有直属的军队，而且在带兵出战的时候一定要有文官随军监军，且权力必定大于武官。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北宋年间的文官的地位一路扶摇直上，北宋文人政府的特性也被确定了下来。鉴于北宋的政治制度中对于文官数量的要求十分巨大，因此如何选拔文官也成为了新问题。建国初期的北宋政府采用了自隋唐以来便一直沿用的科举制度，宋太祖时期的科举沿袭了五代时期的旧制，设置了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法等科目，后来进士科之外的科目便统称为诸科。科举制度为北宋政府提供了大量的人才，但是到了崇宁三年的时候，北宋突然停止了所有的科举制度，而改用学校升贡来代替，对于北宋的政治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宋朝文官画像
引言
北宋的科举制度经历了几次比较大的改革，但是其整体的发展都是在往好的方向前进的。比如运用了大量防止作弊的手段，有考官考生避嫌的“别头试”，还对考场进行了精心的设置，以杜绝抄袭，作弊行为的出现。现在考试中最常见的遮挡姓名的“糊名”法也是在北宋时期逐渐形成定制的。对于当时的作弊情况，在《宋会要辑稿》中有如下描述：
“奸伪之迹，朋结相连，或丐于他人，或传以相授，纷然杂乱，无以辨明，考核既难，妄冒滋甚。”
宋代科举考场
北宋的科举改革除了在考试方法上进行改良之外，其考试的内容也在与时俱进。在五代时期，虽然也有科举制度，但是当时最为重要的进士科只是考察学生的文学功底，而不是治国思想。导致选拔出的人才并不能有效地帮助国家建设。而北宋政府在欧阳修等人的坚持下，将之前科举的定式骈文改为了古文，意在寻找有思想，有能力的人才，虽然在刚刚推行的时候欧阳修等主考官受到了学子们的围攻，但是改革还是被推行下去，科举制度的效果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就在科举制度如此蓬勃发展的时候，北宋崇宁年间，却突然停止了科举，这与后来北宋的学校制度的发展以及既得利益者的自私有着莫大的联系。
北宋学校制度的发展
在北宋刚刚建国的时候，国家并没有集中教育学生的地方。即使在后周年间在都城建立了国子监，但是当时的国子监中既没有学生，也不会开展教育活动。而且当时在北宋的地方政府，也没有开设州学、府学以及县学。学子们在那时如果想要获得学习的机会，可以选择到有名的大儒开设的私学中听课，也可以到书院中学习。
在北宋初年，儒家经典的传承出现了问题，五代时期的连年征战导致国家学风不振。这时几位潜心苦修的大儒挽救了这一局面，像在泰山讲学的孙复以及与其同时期的胡瑗都是有名的大儒。他们的私学也吸纳了大量好学的青年，为北宋儒家文化的复兴以及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北宋思想家孙复
除了跟随这些老师学习之外，学生们还可以进入书院学习。书院是由地方长官开设的学习场所，因为其形制是按照私学来建设的，所以不同于之后北宋政府兴办的县学、州学等学校。书院是北宋初年最为重要的学习场所，其中以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为代表的大型书院为北宋提供了大量优秀人才，像北宋名相范仲淹就是应天府书院的学生。对于应天府书院建设的过程，在《长编》中有如下记载：
“应天府民曹诚以资募工，就戚同文所居造舍百五十间，聚书千余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
现在的应天府书院
随着北宋政府的逐渐发展，国家政府组织的学校在各地逐渐兴建起来，其中地方政府先于中央政府。北宋官方开设的第一家学校为位于兖州的州学，后来这一做法在全国得到了推广。对于此事，在《宋会要辑稿》中国有如下记载：
“本朝国初未建州学，乾兴元年兖州守臣孙奭私建学舍聚生徒，余镇未置学也。”
像之前提到的应天府书院后来在晏殊的领导下更名为应天府府学，将私人性质的学院变为了国家开设的学校。不过此时学校还是只分布在人口密集的比较大的州县中，而较小的州县并没有开设自己的学校。
随着范仲淹担任参政知事，他开始着手改造中央教育系统，在他的领导下，北宋都城的国子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范仲淹刚刚上任的时候，国子监的学生数量只有一二十人，于是范仲淹提倡国子监仿照胡瑗的教学的方式（分斋教学思想）开设课程，并请其担任国子监直讲。太学生的人数也有所上升，到了宋神宗熙宁元年的时候，国子监的学生规模已经达到了九百人。
而且在国子监发展的同时，北宋地方学校的建设也在有条不紊地开展，庆历年间，规定学生人数较多的州学、府学可以在其下开设县学，自此北宋的学校建设趋于完善，学生的数量也达到了新高。
北宋皇帝进行殿试
王安石新政与三舍法的采用以及科举的废除
在熙宁年间，宋神宗重用王安石施行变法，对人才的需求进一步加大。于是北宋政府扩大了太学的规模，学院的人数也进一步增加。为了对这些学生进行更加有效的管理，王安石将太学的学生分为三等，称为“三舍法”，刚入学的为外舍生，共七百人，经过学习之后外舍人就可以转为内舍人，内舍人有着百人的人数限制。而内舍人从兼学转变为专攻一经，其中优秀的人才就会被提拔为上舍生。而上舍生中表现优异的学子，会被太学的老师直接举荐成为官员。这种新的人才选拔模式就是北宋废除科举制的源头。对于此制度，在《宋书》中有详细记载：
“生员厘为三等：始入学为外舍，初不限员，后定额七百人；外舍升内舍，员二百；内舍升上舍，员百。各执一经，从所讲官受学，月考试其业，优等上之中书。其正、录、学谕，以上舍生为之，经各二员；学行卓异者，主判、直讲复荐之中书，奏除官。”
北宋政治家王安石
后来的北宋政府将太学的人数扩大至外舍生三千人，内舍生六百人，上舍生二百人。而如此多的人数不再是来自于京师的学子可以满足的了，于是三舍生开始由周边的州学学生升入，利用考试来确定在太学中的等级。这样的制度导致学生们在科举之前就要进行一次太学的入学考试，在进入太学之后再进行科举考试就有多此一举之嫌，因此在崇宁五年，北宋政府下诏停止了科举的省试，官员的选拔完全来自于针对上舍生的殿试。
但是这样的制度存在着极大的弊端，一来新进的官员都是太学生出身，难免有着同门情谊，这在同科的进士之间尤其明显，着就会形成朋党滋生的土壤。二来太学生由内舍生晋级到上舍生的评定是由官员控制的，这就导致这些官员的后人以及门生更加容易晋升。三舍法取士逐渐演变成为了既得利益者控制政治资源的手段，寒门学子进入仕途的难度大大增加，对于北宋的政治环境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冗官的北宋政府与科举制的冲突
北宋作为文官政治的巅峰，其文官的数量也是历朝历代的最高峰。这就导致到了北宋晚期的时候冗官的现象已经十分严重了。而科举制的发展却在北宋晚期来到了高峰，在宋太祖时期每科录取的学子最少只有十余人，最多也不过百余人，然而到了北宋晚期的时候每科参与考试的学子数量能够达到接近一万五千人，北宋政府录取的人数也来到了三百人左右。在《宋会要辑稿》中有如下记载：
“咸平五年，各地进举子一万四千五百人，取二百八十人。”
鉴于北宋晚期冗官对于政府造成的财政压力，继续举办科举无疑会进一步造成官员的冗余，而且迫于考生数量的压力，北宋政府的录取名额也不能设置地太低，因此采用上舍生提拔的方式也就成了不得已之举，因为这样可以有效控制新进官员的录取人数，缓解政府的压力。虽然这样会造成政治风气的黑暗，但是也有着其时代意义，我们不能对于这个政策进行全盘否定。
科举放榜
结语
北宋政府作为历史上最重视文官的政府，在其前期缺少文官的形势下，大力开展国家教育以及兴办科举自然是其为了维护统治的必要措施。而起后期对于科举的废止也并非出自队文官政治的纠正，而是为了解决当时矛盾最为激烈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出现与北宋的官吏制度关系密切。
北宋积贫积弱的原因在于冗官冗吏，而冗官现象的造成与科举制度也有着一定的联系，虽然在北宋后期对于科举取士的人数有了严格的限制，但是在北宋初年尤其是宋太宗在位期间，对于科举的控制出现了问题，甚至有连开三科，且每科录取七百人的“盛举”。这样的行为无疑让本就庞大的北宋官制更加臃肿，为之后科举的废止埋下了伏笔。而且当时北宋政府中朋党的兴起以及既得利益者的腐化也成为了科举被废止的帮凶。但是归根结底北宋文官过高的地位以及缺乏的应有的监管，才是让科举乃至北宋政府在王朝末期走向绝路的最大原因。
参考文献 ：
1《宋史》
2《长编》
3《宋会要辑稿》
4《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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