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疾控中心回應，論文中所提出的去年12月“人傳人”，事實上只是回顧性推論。 新京報“我們視頻”出品
1月30日，由中國疾控中心（CDC）部分人員操刀的一篇論文，發表在國際權威雜誌《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這個本應被看成是中國醫學研究光榮的成果，卻引發了國人的質疑，核心在於，論文提出2019年12月中旬，病毒已經出現了“人傳人”。輿論質疑，疾控專家是不是早在12月已經知悉人傳人？
無論如何，“人傳人”跡象早就出現跟疫情擴散多時後防控措施才全面啟動，有個不短的“時間差”，這可能是疫情人際傳播加速的“窗口期”。
而針對質疑，中國疾控中心有關負責人接受採訪時稱，論文中所提出的12月“人傳人”，事實上只是回顧性推論。也就是說，是在論文提交的時候，根據1月23日所報告的425個病例進行的推測。還強調，對疾病的認識有個過程，公佈信息總是要謹慎的，故而對“未發現明顯人傳人”“不能排除有限人傳人的可能”等判斷也是保守的。
從我個人的理解而言，關於“回顧性推論”的解釋基本行得通，也符合我們所習得的學術常識。從常理的角度上看，無論是中疾控也好，有關專家也好，為了一篇學術論文搭上自己的整個學術和職業生命，成本太過高昂，他們不會不懂。
但就算疾控系統的專家對新型冠狀病毒“人傳人”的判斷偏保守，是基於學術的審慎性，恐怕他們也不得不從現實中汲取教訓：有些時候，“保守”可能會帶來“失守”。說得更嚴重些，有的“保守”判斷從另一個角度看是“激進”的。
從去年12月到今年1月21日武漢最早的425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確診病例。
中疾控有關專家提出，在他們最初拿到的27個病例中，有26個有華南海鮮市場的暴露史，只有1個沒有。他並沒有提出拿到案例的具體時間，但中疾控專家12月31日即抵達武漢，可以推測，這個27個案例，應當是在此前獲得的，因此才會派專家前往武漢。
根據中疾控網站的披露，疾控中心的職責之一是“開展傳染病、慢性病、職業病、地方病、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和疑似預防接種異常反應監測及國民健康狀況監測與評價,開展重大公共衛生問題的調查與危害風險評估；研究制定重大公共衛生問題的干預措施和國家免疫規劃並組織實施。”那麼，即便當時不能判斷這種新的病毒是否具有人傳人的危險，在26例都有華南海鮮市場暴露史的情況下，中疾控有沒有可能採取“進一步”的動作，做出預警以防情勢變壞？
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有關專家說，“從開始的‘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到‘不能排除有限人傳人的可能’……需要一個過程。（判斷）是保守的，當然也是謹慎的，只能看到什麼說什麼”。
對新型冠狀病毒的研究結論傳導到政策層面，必須考慮到兩種可能性：若“人傳人”不存在或很有限，卻說“滿”了，可能引發社會恐慌與過度反應；若“人傳人”確實存在，卻各種“小心求證”，就容易錯過“可控階段”。以“事後諸葛亮”的視角看，我們當然可以說，當時太過小心或大膽了，但事前事中做出一些判斷，註定得考量其判斷帶來的鏈式反應或社會成本，採取謹慎態度可以理解。
但謹慎也該有個度。從時間線看，1月16日，已經出現了醫護人員感染入院治療的信息之後，中疾控方面對此似乎未產生足夠的警覺，至少未因此校正起初的結論。
直到1月20日，並不隸屬於中疾控的鐘南山發出了“人傳人”的預警，全民抗疫的節奏才開始開啟。但本職職責就是監控和制定傳染病應對政策的疾控中心，此時才亦步亦趨地發佈了一系列的措施。這樣的保守，怎麼看上去都有些不妥。
我們承認和國際同行分享醫療情報的重要性，尤其在世界衛生組織已然宣佈新冠肺炎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時候，信息的透明度有利於建立國際社會對於我們的信任。然而，核心的問題仍然是：在疫情全面爆發前，疾控系統向媒體、社會、地方政府和公眾分享信息的有些機會，是不是錯過了？
謹慎與保守，可能是基於負責任的態度，但在特殊情境下，這可能達到南轅北轍的目的。在此事上，專業意見的及時與否，不可避免地會接受事後“結果導向”的評判，這本也要求這方面的專業判斷要跟防疫形勢充分結合，能為防疫“打提前量”“做前瞻性部署”提供支撐。
只有透明化和充分共享信息，才能真正地消除社會與公眾的疑慮與擔憂。“保守”是個很輕並且具有充分學術意味的詞語。在疫情面前，真正的“保守”不是考量最優情形，而恰恰是以最差情形來做最充分的準備。在疫情應對上，那樣瞻前顧後的“保守”，顯然不是“最壞預設”的應有之義，只會與此相悖。這點應被意識到。
□連清川（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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