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材施教是个老话题，但真正搞懂并付诸实施，还是不容易的。下面先从教师的成功和和学生的成功关系谈点感受：
一个学校的成功是教师和学生的共同成功。教学相长，好的教师把学生带到相对好的境界；好的学生促使教师更加上进，或者更好的发挥自己的水平。好的教师和好的学生结合，就会创造人间奇迹。
德国数学家高斯，是一个数学天才，三岁时便能够纠正他父亲的借债账目的事情，已经成为一个轶事流传至今。他曾说，他在麦仙翁堆上学会计算，能够在头脑中进行复杂的计算，是上帝赐予他一生的天赋。人们往往只看到高斯的数学天赋，而忽略了他的母亲和他的小学数学老师。
我们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而且是很重要的启蒙老师。高斯的母亲，就是一位了不起的启蒙老师。高斯的母亲罗捷雅对高斯对一切现象和事物好奇，喜欢弄个水落石出的童心，予以容忍和引导。当丈夫为此训斥孩子时，罗捷雅总是支持高斯，坚决反对顽固的丈夫的无知做法。高斯的母亲虽然没有给高斯什么高深的知识，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教育家，更不是什么伟人，但是她从小保护高斯的求知欲望，对高斯的成长起了催生和保护的作用。
如果高斯的每种好奇思想都受到训斥和打击，他的人生轨迹可能就要改变。高斯的第一位学校的数学教师是布特纳(Buttner)，对高斯的成长也起了积极引导的作用。布特纳给学生们了一道很繁复的计算题，计算1到100的所有整数加起来的算术题，布特纳刚叙述完题目，高斯就算出了正确答案，把写有答案的小石板交了上去。
高斯的计算能力，更主要地是高斯独到的数学方法、非同一般的创造力，使布特纳对高斯刮目相看。布特纳特意从汉堡买了最好的算术书送给高斯，说：“你已经超过了我，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你了。”
接着，高斯与布特纳的助手巴特尔斯(J.M.Bartels)建立了真诚的友谊，直到巴特尔斯逝世。两个高斯一起学习，互相帮助，高斯由此开始了真正的数学研究。如果高斯遇到的不是布特纳，高斯可能会减缓在数学研究道路上的速度。所以教学相长：好的老师能够给学生以智慧幼芽的保护和智慧生长的启迪；好的学生给老师一督促，以前进的动力。
因此，要办好一所学校，没有好老师不行。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说过：“大学者，有大硕师是也。”尽管梅贻琦说的是大学，中小学似乎有没有大硕师无关紧要。如果不是每班都有大硕师，单靠几个大硕师就能够办好一所学校吗？当然不能够。
其实，大硕师也好，优秀教师也好，他的作用除了自身班级受益外，学风、班风会无形中影响整个学校的环境；其二，社会效应，影响生源结构。因为家长和学生本人，如果是上进欲望强烈的，他必然要朝大家都认为教育质量（虽然升学指标是第一位的，但也不仅仅是升学率高）学校就读。
所以，每个教师都要努力树立自己在学生和社会中的自我形象。当学生和家长接触你以后，他才不管你是什么称号，要看的是你的言谈举止，看你对他孩子的关爱与否。学生招进了你的班，你能不能留住他的心，没有人能够代替你。你努力了，达到了一定人生境界，即使没有评上什么职称，学生也会喜欢你，家长也会喜欢你。你就会感觉到事业成功的喜悦；学校也会为你而骄傲。
至于生源，努力做好招生工作，是学校的责任。我们每个教师却是只有在现实班级的基础上，尽情努力的。过去，有个说法，把教语文叫带着枷锁跳舞，其实，整个教育都是带着枷锁跳舞。
枷锁指的是各种要求和约束。但进入课堂以后，如何教却是教师的个人行为，只是这个个人行为要受许多要求的约束。这有点像一个指挥员带兵进入了前线，那怎么打，就是你指挥员的事了，要求的是战争的结果，不是要求你的每一个指挥细节的汇报。
就一堂课而言，根据你的学生实际，那些内容没必要现在讲的，有的几乎是以后也没必要讲的，你为什么不省去，还要心不甘情不愿地照本宣科呢？那些书本上没有，但你都已经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你为什么不补充进去呢？这就是，课堂教学、班级教学，是一种个人的劳动，你应该创造性的去进行，而不是按部就班，为完成任务而机械地运动。
所以，我提倡“因材施教”。只是我的因材施教和传统的有区别：我对“材”的理解包含学生的实际情况、教学时的社会背景和发给你的教材。
西师大张庆林教授在听到有些教师抱怨说，“上课简直是对牛弹琴”，当时张庆林教授诙谐地回应说“你为什么不抱草去喂牛，非要抱琴去弹呢”？这话虽然用于学生是极不恰当的，但却很有道理：做事要有针对性。一个教师的教学方案，必须切合学生实际。
我去泸定看过那儿的老师教语文和数学，如果他们也按照教材和教材进度去死板销差，那个课，真叫没法上。我在石室中学也上过三年高中语文，如果你按第一个层次的学生备课，那你的课学生肯定不欢迎，要炒你走人。那里上课，每堂课下来，一般你走不脱，因为学生有无穷多的问题，什么都有，有的问题你要临时备课，是想不到的，那真的只有靠教师的个人功底应对。
我在石室中学教过的学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学生作文，改作文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在欣赏作品，要做的工作不是批改，而是引导其更好或推送给其他同学；有的学生写作，那是文不加点，很多老师都写不出来的。我用这个对比在于说明，教学备课，不了解你的学生的知识基础，和可能的接受能力，你的课上下来是没有多少实际效益的。
社会背景和教育教学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特别是文科教材，一般情况下，课本上的文字信息，必然会和社会现实发生反应。这时候教师处理教材和学生可能产生的联想或者是思考、问答，教师必须有充分准备。教师的引导、问题、解读都必须有相应的思想准备。这不仅仅是应付可能发生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正确的人生观、社会价值观。文字学科不管你怎么逃避，他都是传道的教育，对已学生的问题解答、写作十分重要，对学生的整个成长十分重要。
教材是教学的载体。部颁教材，是法定的，还有相配合的教参，教研室教学和考试的指导意见等辅助资料。那么教材是不是就不必因材施教了呢？
其实教学的核心不是教材，而是学生。既然学生有差异，时代环境有差异，为什么教材的学习和使用就必须全国一刀切呢？
我个人认为：教材只是规定了要学（也是教师要教）的内容，那么教师就应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把这一学期内必须要完成的（特别是数理化）知识点的教学，做一个设计去完成即可，不必按教参规定去做。邓小平有句俗语“逮住耗子就是好猫”，有时候用于教学还是可以的。至于教材怎么处理，一句话——对学生学习有利就好。
本人是从事语文教学的，上大学前从事过七年民办教育，大学期间学的语文教学专业，毕业进入名山中学教的却是初中中国史和高中世界史，后来教初八五级两个班语文，并直接带这批学生进入高八八级，此后一直教高中语文到退休。
其间，于漪、魏书生等多人的教学法，都影响过我们这一代人。最后，我觉得，还是穿自己的鞋子走路才稳当。因为我的学生和于漪的不一样，我没有魏书生那样的桂冠、气质和气场，我学不了这些大人物。我学我身边的老师，自己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当然，我也没有反对学习公众大师的意思，只是，要结合实际学。套用老人家的一句话：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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