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爾·杜蘭特（Will Durant，1885——1981，美國著名學者，普利策獎（1968）和自由勳章（1977）獲得者，歷50多年著成11卷的《西方文明史》。）
譯/朱安
哲學裡大有可資讀書人品嚐玩味的樂趣，甚至就連形而上學的虛無飄渺也自有其動人之處。
不幸我們都是肉身凡胎，七情六慾一下子就使我們從思想的高空墮入為了生計而錙銖必較的市場中來了。很多人都知道，人類歷史上曾出現過一個黃金時代，當時哲學正如柏拉圖所說，是“那種難得的快樂”。對羞於露面的真理的熱愛似乎超過了對肉體享受和世俗財富的追求。上古對智慧這種無可比擬的崇拜時至今日仍然殘留在我們渴望的靈魂中。
“生活富於意義”，我們和布朗寧懷有同樣的感慨——“去發現這種意義就是我的美酒佳餚”。我們的一生，大部分時光都是在毫無意義的瑣事中、磨磨蹭蹭的躊躇中和碌碌無為的哀嘆中蹉跎掉的。我們徒勞地與外界的紛擾和內心的迷惘抗爭著，然而，我們一刻也沒有喪失這樣的信念，即只要我們能夠洞悉自己的靈魂，我們就會找到自己賴以安身立命的那根精神支柱。我們想了解一切，“對我們來說，生活就意味著不斷地把我們的全部人格或經歷變成光和烈焰”。我們就像《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米蒂婭——“一個不貪圖萬貫家財，而只想為自己的問題找到一個答案的人”一樣。
世事無常，紛紜變幻，我們只有從整體上把握住它們的意義，才能從日常生活的漩渦中掙脫出來。我們應該在有生之年一是一、二是二地弄清生活的本來面目，並用“永恆的眼光”去識別那些似乎具有永久價值的事物。我們應該學會在命運面前昂首大笑，甚至在死神降臨之際也能處之泰然。我們應該成為完整的人，應該整飭調和我們的種種慾望，以此來協調我們的精力。因為經過協調的活力是倫理學和政治學的終極目標，或許也是邏輯學和形而上學的終極目標。
“要成為哲學家”，梭羅說過，“並不是只要有深邃的思想，甚至也不是去建立一所學校就行了，而是要熱愛智慧，並願意按照它的吩咐去過一種艱苦樸素、自食其力、寬宏大量和充滿信心的生活”。我們可以肯定，只要我們能找到智慧，其他一切都會不期而至。“先去尋找心靈的寶藏”，培根告誡我們說，“其餘的要麼應有盡有，要麼失去了也無關痛癢”。真理不會使我們發財，卻會使我們自由。
有些讀者會在這裡不客氣地插進來奉告我們說，哲學毫無用處——如國際象棋，晦澀艱深近乎愚昧無知，停滯不前恰似自滿自足。“再也沒有什麼”，西塞羅說過，“比在哲學家的書本里找到的更為荒謬了”。誠然，有些哲學家學富五車，但卻缺乏常識；而且許多高高在上的哲學家也是憑藉空氣的浮力才飛上青天的。不過，在我們這次航行中，讓我們繞開形而上學的濁流和神學爭端那“眾多喧囂的海域”，而只在光明之港停泊吧。
然而哲學真地停滯不前嗎？科學似乎總是在乘勝前進，而哲學則似乎總是在節節敗退。不過這只是因為需要哲學解決的問題都是尚無科學方法可資藉助的問題—諸如善與惡、美與醜、生與死、秩序與自由等等，而這是一項艱鉅、冒險的任務。每當一個研究領域產生了可以用精確的公式來表示的知識時，它就進入了科學的行列。每一門科學都是以哲學開始，以藝術告終的。它起源於假設,而結束於累累的碩果。哲學是對未知事物（如在形而上學中）和所知不確切的事物（如在倫理學或政治哲學中）所做的假設解釋，它是真理攻堅戰的前哨陣地。科學是被佔領的領土，在它的背後，是那些安全地帶。在那裡，知識與藝術建立了我們這個並不完美的奇異世界。哲學之所以看起來迷惘彷徨、駐足不前，是因為她總是把勝利的果實留給自己的女兒—科學，自己卻永不滿足地踏上探索未知領域的征程。
是不是讓我們的學術氣再濃一些？科學是分析描述，哲學是綜合闡釋。科學要把整體化為局部，有機體分成器官，晦澀變得易懂。它不去調查事物的價值和理想的可能性，也不去考察它們的終極意義，而只滿足於說明它們的現狀和作用，只把眼光緊緊盯在事物本身的性質和過程上。科學家就像屠格涅夫詩中的大自然一樣不偏不倚：他對一隻跳蚤的腿跟對一個天才創作時的痛苦同樣感興趣。然而，哲學家卻不滿足於對事實的描述，他希望弄清楚它與一般經驗的關係，從而把握住它的意義和價值。他把事物集中起來，進行綜合說明；他要把被打破沙鍋問到底的科學家出於分析目的像拆卸手錶似地拆開的宇宙再重新拼合起來，而且要拼得比以前的更好。科學教會我們怎樣救命,怎樣殺人；它一點一滴地降低了死亡率，然後又在戰爭中把我們一下子統統消滅。
唯有智慧—藉助全部經驗協調過的願望—才能告訴我們什麼時候需要救死扶傷，什麼時候需要大開殺戒。觀察過程，構造手段是科學；批評和協調目的是哲學：正因為現在我們的手段和工具在成倍地增長，遠遠超過了我們對理想與目的的闡釋和綜合，我們的生活才充滿了喧譁與騷動，卻又什麼意義也沒有。因為一件事實若不和願望發生關係便一錢不值，除非與目的和整體發生關係，否則，光是事實還不完備。光有科學而無哲學，光有事實而無洞察力和價值觀，是不能使我們免於浩劫和絕望的。科學給予我們知識，然而只有哲學才給予我們智慧。
具體說來，哲學意味著幷包括了五個研究領域和論述範圍：邏輯學、美學、倫理學、政治學和形而上學。邏輯學是對思維及其理想方法的研究：觀察與內省，演繹與歸納，假設與實驗，分析與綜合—這些都是邏輯學試圖理解和指導的人類活動的形式。對大多數人來說，這門學問沉悶乏味，然而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無不是人們在自己的思維與研究方法上所做的改進。美學是對理想形態，抑或美的研究；它是藝術的哲學。倫理學是對理想行為的研究；至高無上的知識，蘇格拉底說，就是善惡的知識，人生智慧的知識。政治學是對理想社會組織的研究（而不是—像有些人認為的那樣—謀取一官半職的藝術和科學）；君主制、貴族制、民主制、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女權主—這些都是政治哲學中的劇中人。最後，形而上學（招來了這麼多非議，因為與其他哲學不同的是，它不是藉助理想來協調現實的嘗試）是對天地萬物的“終極存在”的研究；是對“物質”真實的、最終本質的研究（本體論）；是對“精神”的研究（哲學心理學），並且是對“精神”與“物質”在感知和認識過程中相互關係的研究（認識論）。
這些就是哲學的組成部分，然而一把它們拆得七零八落，哲學的美和樂趣就蕩然無存了。因此，我們不打算在乾巴巴的抽象概念和對形式的拘泥中，而是在天才的血肉之軀中尋找先哲的思想。我們不僅僅要研究哲學，而且還要了解哲學家。我們要讓這些思想的聖人和殉道者們陪伴著我們度過一生，讓他們光彩照人的精神時時沐浴著我們，直到我們也能領略到些許達.芬奇所謂“最高尚的樂趣、理解的歡愉”為止。如果我們的學習方法得當，我們就會發現，這些哲學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獨到之處。
“你知道”，愛默生問道，“學習的訣竅嗎？每個人都有值得我學習的地方，因此我是他們的小學生”。我們拿這種態度來對待歷史上的思想巨人，肯定是不會有傷自尊心的。此外，我們還會為愛默生的另一句話感到沾沾自喜，這就是當我們傾聽天才的講話時，我們會鬼使神差地回憶起自己在年輕的時候朦朦朧朧地也產生過跟天才一模一樣的思想，只是當時我們沒有口才或勇氣把它們用形式和語言表達出來罷了。
的確，只有當我們具備聆聽他們的耳朵和靈魂的時候，只有當我們心中至少埋有那在他們身上開花結果的根系的時候，偉人才向我們講話。我們也有過他們的經歷，然而卻沒能從那些經歷中吸吮出它們的奧秘和精微意義：我們對周圍現實中嗡嗡作響的各種泛音不夠敏感。天才聽見了這些泛音和來自上天的音樂；天才知道畢達格拉斯稱哲學為最高的音樂是什麼意思。
因此，讓我們傾聽這些人的呼喚，樂於原諒他們偶爾的謬見，並熱切地去掌握他們如此熱切地給予我們的教誨吧。“然後我們還要通情達理”，老蘇格拉底對克里同說，“不要管那些哲學教師是好是壞，一心一意地去考慮哲學本身吧。認認真真地把它審視一番，如果它天性邪惡，那就讓所有的人都遠遠地離開它；但是如果它沒有辜負我對它的信任，那就追隨它、伺奉它，並且盡情地歡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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