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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智元編譯

編譯：Shawn、May

【新智元導讀】Thomas Haigh是威斯康星大學密爾沃基分校歷史系副教授，主要關注信息技術史以及商業史。最近，經常有關於美國之偉大、美國為何不再偉大以及如何讓美國再次偉大的討論，但是偉大這件事十分複雜，我們對偉大的定義已經隨著時間發生了改變。在本文中，Thomas Haigh將從IBM的歷史中尋找答案，探討這家偉大的美國企業的興與衰。

數十年以來，IBM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大、最賺錢、最受尊敬的公司之一。在所有美國企業中，只有通用電氣、蘋果、微軟和艾克森美孚公司創造的財富比IBM多。雖然IBM近期問題纏身，但是自2010年以來它屢屢獲獎：“最具領導力公司”第一名（《財富》雜誌）、全美最環保企業（《新聞週刊》）、“全球最具價值品牌”第二名（品牌諮詢機構Interbrand）、“全球最受尊敬公司”第二名（《巴倫週刊》）以及“全球最受尊敬公司”第五名（《財富雜誌》）。

IBM對計算機學的技術貢獻無人能及。公司的研究人員獲得了6個圖靈獎以及4個諾貝爾獎。IBM的工程師發明了世界上第一款硬盤驅動器、第一個軟盤驅動器、第一個可在一系列可兼容的不同機器上使用的架構、第一種被廣泛使用的高級編程語言、關係數據庫、第一臺科學超級計算機、第一個精簡指令集計算機（RISC）架構、第一個動態隨機存取存儲器（DRAM）芯片。

托馬斯·J·沃森（Thomas J. Watson）

2014年，IBM入選《財富》雜誌評選的“全美最大公司”（第20名）和“最受經理人尊敬公司”（第16名），將老對手微軟甩在身後。不管是在美國商業界，還是在美國與世界的關係上，IBM一直都走在變革的最前沿。

追逐偉大

IBM的歷史可追溯到赫爾曼·何樂禮（Herman Hollerith）1986年創辦的製表機公司（Tabulating Machine Company），其生產的穿孔製表機可以快速地處理通過打孔儲存在卡片上的數據。穿孔卡技術最初用於完成美國人口普查，後來被用於商業上的統計工作。

1911年，何樂禮的公司與其他幾家生產特殊商業設備的公司合併為CTR公司（Computing-Tabulating-Recording Company）。“CTR”中的“C”代表“計算”（Computing），當時指的是磅秤——語言隨著時間演變的一個有趣例子。1914年，托馬斯•J•沃森擔任CTR總經理。10年之後，CTR改名為IBM（國際商業機器公司）——雖不太明確但野心更大。自此，IBM開始不斷地迅速成長。

沃森剛開始是一名推銷員，他進入以創新的銷售方法而聞名的全美現金出納機公司（NCR），成為了一名推銷人才。沃森非常喜歡在公眾面前做

演講，他常常在公司集會和野餐時讓大家聚在一起聽他演講。IBM有著嚴格的著裝規定：白色襯衫，面部無鬍鬚。

公司員工要唱公司的歌。在《永遠向前：IBM動員歌》（《Ever Onward: IBM Rally Song》）中，有這樣一句歌詞

“我們雖然很強大，但是我們會變得更強大，我們不能失敗，我們的目標是服務全人類”

沃森用明確的使命感和對偉大的痴迷成就了IBM。在1935年版的《IBM歌集》中，“偉大”這個詞出現了至少45次，這本歌集的前兩首歌是《美國》（America）和美國國歌《星條旗永不落》。後面86首新歌的內容都是在歌頌IBM的方方面面，其中很多好歌，例如《To Our I.B.M. Girls》和《To W.F. Titus,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In Charge at Endicott》。

對於沃森而言，偉大意味著在員工身上和下班時間進行投資，激勵員工，並留心勞工糾紛和勞工組織化的威脅。IBM在成長過程中模仿了NCR公司的做法，引入了被歷史學家稱為“福利資本主義”的制度。實行這種制度的公司將自身標榜為現代勞動實踐的典範，他們為員工提供退休金和分紅等福利計劃，員工教育計劃（例如藝術課程）和體育社團。IBM成立了自己的鄉村俱樂部，還建立了職業階梯，以便原本擔任製造或辦公室職位的員工通過升職從事技術工作或管理工作。

沃森很有政治遠見。在20世紀30年代發生的大蕭條中，許多公司走向了衰敗，但是IBM卻迅猛發展，從1935年到1940年其營收增加了一倍。大部分業務來自於新政計劃擴張政府機構的政策，包括成立社會保障署，這大大增加了對穿孔製表機的需求。緊接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IBM為軍方提供工具協調軍隊調動，製造用於破解密碼和其他軍事應用的特殊機器，豐富了自己的產品。從1940年到1950年IBM的營收增長了兩倍。

成為偉大的國際公司

在沃森擔任國際商會主席時，他在動盪的20世紀30年代提出了“通過世界貿易實現世界和平”的理念，積極宣傳自由貿易的好處。沃森一直希望IBM能走向全球。“IBM”中的“I”代表的正是國際。

偉大意味著在世界範圍內推動和平與穩定。IBM有一首不太有名的歌叫做《To Our Great I.B.M》，這首歌讚揚了IBM的海外員工，“海外——熱帶炎熱地區和北方寒冷地區”，“IBM共輝煌——太陽永不落”。沃森非常喜歡在遙遠的地方設立新的子公司，贏得當地的達官顯貴的歡迎。這首歌將沃森稱為“我們偉大的總裁——商業世界的國王”。

歐洲是IBM最大且最成熟的市場。IBM在歐洲擁有各種各樣的分銷協議、合夥關係和股份，不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大部分都落入納粹手中。納粹政權沒收了IBM的德國子公司，負責控制IBM在被攻克國家的業務。戰爭結束後，IBM這才有機會以新的模式重建歐洲業務。IBM成立了一個新的組織——IBM世界貿易組織，由其控制各國子公司的運營。

歐洲政治家們鍾愛出口卻憎恨進口。他們嚴重受損的經濟十分缺乏外匯。但不幸的是，只進口不出口或只出口不進口是不行的。在與文化歷史研究員Petri Paju進行的研究中，我研究了IBM在戰後為了重建國際貿易提出的新協議，當時戰爭造成了巨大的破壞，貨幣短缺，進口關稅猖獗，政府強烈反對貿易逆差，這使得自由貿易完全不可能。

IBM全球化的計劃將重點放在了一種不起眼的產品：電傳打字機。與穿孔卡技術相比，電傳打字機價格更加親民，易於以每次一臺的模式向一家企業推廣。對IBM新成立的歐洲子公司來說，電傳打字機是一種非常理想的產品，可以幫助他們與當地企業建立信任與關係，而這些企業之後也許就會採購穿孔卡設備或計算機。為了避免成品被徵收當時最高的關稅，IBM將打字機組裝廠建在了它的八大歐洲市場。

這種做法很實際，但是並不是最佳方案，因為IBM無法在荷蘭這樣的小國家制造電傳打字機所需的數千種部件，而且由於政治原因無法進口全部部件。IBM提出了一個巧妙的解決方案：確保每個國家生產打字機的部分部件，然後在本國內用這些部件交換所需的其他部件。這樣，各歐洲子公司就可以自由交換商品，而且不會造成貿易逆差。

大約同一時間，IBM和美國因為相同的原因加深了與歐洲的貿易關係。IBM提出這個商品互換計劃時正值冷戰早期，當時蘇聯加強了對東歐的控制，並準備向西歐擴張。

沃森是美國馬歇爾計劃的堅定支持者，他認為復興歐洲經濟可以讓猶豫不決的歐洲民眾選擇資本主義，加強美國的地位，與先前敵對國家的IBM員工重建信任。由於IBM的公關工作，《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將馬歇爾計劃描述為“讓歐洲更加統一的重要一小步”。

歐盟締造者之一法國外交部長羅伯特·舒曼為了表彰沃森作出的這些努力，授予了沃森法國的最高榮譽——榮譽軍團大軍官勳位。國家穩定、經濟開放、國外市場的發展關係這IBM的切身利益，當這些條件未得到滿足時（比如20世紀70年代的南美洲），IBM的業務就會受到影響。

1956年，沃森將IBM的控制權轉移給兒子小托馬斯·沃森 (Thomas Watson Jr.)，不久之後便去世了。隨著經濟壁壘的消除以及歐洲經濟的恢復，IBM的國際業務得到了進一步的擴張。冷戰造成的統一壓力以及時勢帶來的機遇，塑造了IBM和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數十年的發展歷程。當時主要經濟體迅速從戰爭災難中恢復，為IBM帶來營收增長，不過仍無法威脅到它的統治地位。

IBM在各國的子公司不僅幫助其所在國實現偉大，還幫助IBM這家日益全球化的公司實現偉大。

許多子公司設立有自己的設計部門、研究部門、製造部門、銷售部門和支持部門。這些子公司的員工和管理人員主要來自於當地，這給了它們一個雙重身份——立足當地的公司以及美國經濟實力的代理人。IBM的員工進行著不同層面的交流。

在IBM芬蘭子公司（我們研究的主要對象），員工主要與芬蘭客戶和同事交流。在參加培訓課程時，他們與其他北歐國家的員工一起在瑞典的地區培訓中心接受培訓。高級員工或被迅速提拔的員工可能去位於巴黎的IBM歐洲總部會參加會議，或者在別國的研究機構完成一項臨時任務，或者參加IBM 100%俱樂部為最優秀的銷售人員舉辦的豪華國際聚會。

讓美國偉大

IBM新興的計算機業務在美國本土成功崛起，這要歸功於它是冷戰早期“軍事-工業-學術複合體”（由艾森豪威爾總統在離職演講中提出）發起者之一。被稱為“國防計算機”的IBM 701大多流向了負責政府項目的原子實驗室和太空工程公司。當時，政府官員管理著IBM 701的交付順序，按照客戶對國家安全的貢獻的大小對他們進行排序。

50年代末期，IBM在開發第一臺超級計算機STRETCH時為其設定了與IBM 701相同的市場。STRETCH採用了新的半導體封裝技術、新的架構特性（例如傳輸和存儲保護）以及新的功能（例如多任務處理）。美國政府用於完成信息解密和關鍵詞搜索的HARVEST系統——美國國家安全局（NSA）數據挖掘項目的鼻祖，其核心就是一臺經過改造的STRETCH超級計算機。

1961年IBM對STRETCH進行了首次測試，結果發現STRETCH的運算速度比IBM前代旗艦系統要快30倍，放在今天這種進步是無法想象的。但不幸的是，IBM之前向客戶承諾STRETCH的運算速度要比前代旗艦系統至少快60倍，其定價也是按照這個運算速度確定的。STRETCH很快在市場上下架

，不過數十年之後，歷史學家發現 STRETCH項目中的新技術對 IBM之後統治大型主機市場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對IBM電子設備轉型意義更大的是SAGE——一批與雷達站互相連接的防空中心，指揮戰鬥機攔截蘇聯的轟炸機。我經常聽到有人聲稱ENIAC 、Colossus等早期的計算機可以佔滿一整棟建築（甚至一個城市街區）。這完全是瞎扯的，位於SAGE核心的AN/FSQ-7計算機是唯一一個體積接近如此程度的計算機。

兩組全套計算機設備被連接成一個冗餘的集群，填滿了每個SAGE控制中心（共23個）的一整層樓。當時政府對沃森這樣的美國富翁徵收稅率高達91%的邊際所得稅，將所得資金瘋狂撥給國防項目，在這些資金的支持下SAGE成功推動了真空管技術的進步，但是這種技術永遠無法用於商業用途。SAGE還開創了計算機網絡、實時操作和圖形化顯示。

SAGE本身的防禦目標是轟炸機而不是導彈，因此還沒來得及全面部署在戰略上就已經沒有用處了，但是它一直運營到了20世紀80年代。SAGE真正的遺產是技術上的。

雖然IBM的主流業務從穿孔卡逐漸轉為小型計算機，但是它的國防項目直接著眼於未來。在冷戰中，美國的策略是在不引發大型戰爭的前提下抑制蘇聯的擴張，這要求美國必須在軍事技術和工業生產力上有明確的優勢。IBM和其在工業界和學術界的合作伙伴（例如麻省理工大學和系統開發公司）為SAGE和STRETCH研發的技術可以幫助美國保持這些優勢。

承擔巨大風險

偉大意味著承擔風險和對新技術和新平臺進行大規模的長期投資。

在20世紀60年代，身著深色西裝和立領襯衫的IBM人進行了一場豪賭，其規模之大足以讓當今身披衛衣、追求刺激的硅谷高管望而卻步。雖然今天的科技公司喜歡吹捧他們的“造夢”工程，但是Alphabet、Facebook和Oracle的絕大部分收入都來自於主導著利基市場的少數產品和服務。向後兼容要比創新更為重要。

微軟就是一個好例子，它成功地將Windows和Office產品變為可以帶來巨大收入的壟斷產品。大多數科技公司在初創階段開發出一個平臺，在接下來的很多年中確保其穩定地成長，並防禦競爭者的威脅。

在70年代之前，IBM 在以商業為導向的主機市場佔有類似的統治地位，但只是因為它在60年達早期啟動了一個龐大的研發項目。1964年4月，IBM推出了大型計算系統設備集合體System/360，這使得先前建立的整個生產基地變得無用。

兩年前，據報道IBM斥資50億美元研發新的大型計算系統設備集合體，這個數目是它全年營收的兩倍。據小托馬斯•沃森稱，實際的成本非常高，以至於1965年IBM發現“幾周之後公司就需要用緊急貸款給員工發工資”。

在這之前，IBM為不同的市場和不同規模的公司推出來幾種不兼容的大型計算系統設備集合體。客戶越來越希望能獲得大量與機器捆綁在一起的系統軟件包，例如編程語言和操作系統。為這麼多的不同平臺分別開發工具的成本不斷增加。

不兼容問題還給客戶忠誠度造成了威脅。每隔幾年，客戶現有的計算機就會被淘汰，但是成功的應用程序可以使用數十年並且會不斷演化。任何需要客戶重新編碼其應用的計算機更新都會為IBM的競爭者帶來竊取賬戶的機會，而且最新推出的COBOL語言可以讓用戶在不同廠商的計算機之間移動應用程序。

正是這個項目提出了“計算機架構”這個術語，相對於通過在某個計算機模型上的應用來描述設計特性，用這個術語可以進行更加抽象的描述。System/360在全行業範圍的機器上採樣了一種常見的機器指令集、字長、字符集和外圍設備接口。例如，小型機器採用的是大型機器可以在硬件中直接處理的微指令。從最小到最大，第一批System/360機器在內存容量上相差500倍，在處理器性能上大約相差20倍。

這些機器都只能運行一個操作系統，較大的計算機可以加載更多的模塊和開啟更多的功能。該計劃的這個部分並沒有取得很好的成果，弗雷德·布魯克斯（Fred Brooks）圍繞OS/360的問題寫了一本經典著作《The Mythical Man Month》，這本書後來成為軟件工程學的開拓性著作，並幫助布魯克斯贏得了美國計算機協會(ACM)圖靈獎。

雖然遇到了上述種種問題，但是IBM的豪賭給它帶來了巨大的成功。IBM的核心平臺在接下來的50年經歷了無數的新模型並隨著不斷演化，其中包括370、380、390以及今天的System z機器。這些模型從未放棄對360的向後兼容性，而且IBM一直佔有著主機市場的統治地位。IBM在60年代的直接競爭者包括通用電器，雖然通用電器的規模仍然比IBM大很多，但是它仍然不願意在這項投資上追趕IBM。在接下來的10年間，大多數公司放棄了算機業務，但IBM在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仍然佔據著統治地位。

支持偉大的設計

對於小托馬斯•沃森而言，偉大還意味著致力於追求優雅的設計和優秀的現代架構。

IBM的System 360在最近播出的電視劇集《廣告狂人》中大顯風頭， 它優雅的複雜性象徵著

廣告分析方法的崛起。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乾淨、自信的設計美學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受歡迎。古典式房屋、家居和消費品往往會被高價出售。IBM致力於推廣這種設計美學並使其在美國成為主流，在這一方面沒有任何公司能望其項背。

約翰·哈伍德在其著作《The Interface: IB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rporate Design, 1945–1976》中寫道，IBM設計總監艾略特·諾伊斯（Eliot Noyes）組建的團隊是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團隊之一。他們的技巧不僅賦予了IBM的計算機和辦公產品統一且高雅的設計語言，而且還被應用在了文獻記錄、公共展覽和建築學中。

IBM聘用了埃姆斯椅設計者Charles和Ray Eames夫婦設計了計算機歷史的早期展覽品之一。IBM的地標性建築是由密斯·凡·德·羅（Mies van der Rohe）等明星建築師設計的，IBM的標誌像一面旗幟一樣掛在世界各大城市的IBM大樓上。

IBM的偉大還在與他對科學的執著。

IBM聘請了工業建築師埃羅·沙裡寧（Eero Saarinen）——聖路易斯拱門和肯尼迪機場TWA航站設計者——設計了IBM位於紐約約克城高地（Yorktown Heights）的研究總部。這幢建築的曲線呈橢圓形，在黑暗中像飛碟一樣閃閃發光。

50年代，IBM保留了注重實踐、以產品為中心的工程學文化，很久之後貝爾實驗室和通用電氣才開始聘請科學家並建立中心化的研發中心。沙裡寧想象中的IBM的研究人員是“身著粗花呢製衣服，抽著菸斗的男人”，他們擁有令人羨慕的大學式研究機構，享受這IBM慷慨的薪酬和福利計劃，而且不用教書。

IBM在超導性和電子顯微學等基礎領域上的基礎研究讓其獲得了諾貝爾獎。IBM樂於為基礎科學提供資金，它研發和製造的很多產品都具有很多的創收潛能，例如半導體、磁心貯存器、硬盤驅動器、鍵盤、穿孔卡、打字機和錄音機等。

偉大所面臨的威脅

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最成功的一些計算機公司將目標瞄準了IBM核心架構在當中競爭力不足的利基市場。

美國DEC公司佔領了巨大的微型計算機、SDC和Cray超級計算機（Cray targeted supercomputers）新市場，王福朋創立了一家致力於文字處理和辦公自動化的發展迅速的公司。IBM在這些領域都提供有可信任的項目，但是其他公司已經成立後他們才想到創建這些項目。IBM必須為研發等工作提供大量的經費，從自家工廠獲得零件。

為了避免威脅到其他部門的產品，相比對手的產品，IBM的小型計算機不是性能較弱，就是價格較高。IBM在部署內部研發的新技術（例如RISC處理器價格和軟盤）的力度也不及對手。但是，IBM在產品質量、銷售和支持上的實力有時可以抵消這些缺點。

個人計算機市場的繁榮給IBM帶來了一個特殊的挑戰。個人計算機比傳統的計算機便宜很多，設計和生產週期更短，其客戶通常是個人或公司部門，而不是企業的信息系統部門。1981年，IBM用5150個人計算機驚豔了世界。這款計算機不像其他任何IBM產品，倒是像與其競爭的產品，它是由一個小團隊使用標準部件設計的。IBM的個人計算機產品為迅速佔據市場主導地位的個人計算機設定了一個標準，並且逐漸演變成一個主導桌面電腦、筆記本電腦、服務器和超級計算機市場的平臺。

但是，從長遠來看，IBM 在它定義的新市場上競爭力不足。IBM試圖將市場轉移到新的、專有的、標準的PS/2大型計算系統設備集合體上，以此來對抗“克隆”機器的生產者，但是遭遇了慘敗。90年代早期，IBM仍在生產堅硬的個人電腦，面向企業的ThinkPad筆記本電腦給它帶來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後來卻遭遇到了一個競爭異常激烈的市場，它在這個市場中毫無固有競爭優勢。

重新定義偉大

IBM在其舊總部Endicott的老工廠們現在已經成了廢墟。IBM在世界其他地方的製造工廠也都沒落了，比如在蘇格蘭Greenock的一家工廠，輝煌時期這裡曾經僱傭了13000人。

IBM最近幾年的員工的總數一直在390000左右波動，接近1992的峰值，從2010年以後，IBM已經不再對外宣佈不同國家的員工數量，但是大家認為其大多數員工都在印度工作，而不是在美國本土。IBM已經不是一家美國佔主導的公司了，或是說不再是在其中心業務領域裡的領導者。

IBM不再是主要的美國公司，或者是其中心業務領域的一個明顯的領導者。它已經放棄了以前的承諾。也許今天的IBM已經不再是那個不朽的、具有公德心和愛國心的驕傲的“藍色巨人”，我們不應該只關注公司本身，而是要把其放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資本主義的演變中來看。

1993年，IBM宣佈了公司年度虧損為50億美元，這是歷史上所有公司的最大年度虧損。它的新經理Louis Gerstner面臨要求拆分公司和出售零件的呼聲。與此相反，他開始了從大眾市場硬件轉向軟件和商業服務的戰略重新定位。

Gerstner 一下子就裁員了60000個工作崗位，是截至到那個時候的美國企業史上最大的一次裁員計劃，這也標誌著新的IBM文化的到來，也就是說公司不再對員工做出提供終生工作的承諾。IBM將不再是沃森的遺產，而是要尋找偉大的新定義。

從某種程度上講，IBM的轉變是管理上的勝利。非常大的科技公司很容易崩潰。很少有公司經歷過嚴重危機但是恢復過來的。 有很多像Wang, Data General, Palm, DEC, Digital Research, Novell, Word Perfect, Lotus, 和 Compaq這樣的公司經歷過危機後，很快就被其更成功的競爭對手收購和同化了。

最近雅虎的核心資產被Verizon收購，同時結合了美國在線AOL的部分。Verizon 沒有采用他們原來的名字，認為其名字在品牌價值上是負值，沒有任何意義。

像谷歌這樣的新科技公司一樣，IBM特意培育出與眾不同的企業文化，像產品一樣精心塑造其組織結構。IBM趨向做一個早期去嘗試非常徹底的組織革新者，但不會做先驅的實驗品。只有到了老沃森（Watson Sr）逝世後，IBM轉向了管理委員會和強有力的部門結構。

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的種族緊張和婦女解放運動的背景下，經過了現代化洗禮的IBM接受了企業慈善事業的同時，也接受了致力於在僱傭和晉升時照顧性別和種族多樣性的實踐。它採用的福利計劃、研究實驗室和遵循了類似軌跡的工業設計，同時它最近也擁護時尚的綠色城市理念。為了保持其作為現代資本主義模式的地位，IBM一貫採用各種新鮮理念和方式，就像他們進入到主流企業一樣。

如果說IBM上世紀80年代的股東革命有點晚，現在其最信奉的就是“貪婪是好的” （greed is good），它強調了公司存在以使股東價值最大化的觀點，而這超出了對員工、社區或社會的責任。但是，正如IBM早期的轉變一樣，IBM以一種復仇的姿態擁抱了新興的正統派。這意味著要轉移利潤較低的企業。

隨著危機的開始，IBM在1991出售了它的打印機業務創建了美國利盟公司。即使IBM恢復財務健康，這一過程仍在繼續。2003年，它把硬盤驅動器業務賣給了日立（Hitachi），2005年，標誌性的ThinkPad筆記本電腦品牌進入聯想，隨後是2014年的低端服務器業務。其銷售點業務於2012出售給東芝（Toshiba），其半導體制造業務於2015被GlobalFoundries獲得。

新的偉大定義是由首席執行官Sam Palmisano在2010年提出的，當時他向投資者承諾，IBM的每股收益將從2010到2015年翻倍。IBM試圖通過削減成本，例如員工和新技術的投入，並利用出售公司股票的資金回購股票的方式來實現他們的目標。這些做法損害了IBM在雲計算等新戰場上的地位。

儘管最近，IBM在努力改變方向，其收入卻連續下降了22個季度。IBM曾試圖挽回劣勢，重新迴歸偉大。

沃森與特朗普

IBM將其在芝加哥河上標誌性建築出售給了一傢俬人股票集團。它的巨型標誌已經被拆除，但是一個巨大的特朗普徽章在隔壁的摩天大樓上閃閃發光。

這一切似乎都是理所應當的，就好像IBM從世紀中期的偉大的美國中的撤退，打開了美國世界地位的另一扇大門。全球資本主義，首先是由金融驅動的，已經撤回了對工人和國家的長期承諾。美國公眾對大企業、自由貿易和國際參與已失去了信心。特朗普承諾通過修建城牆、背棄對北約盟國的承諾以及撕毀貿易協定，使美國再次偉大起來。

從這個角度看，老托馬斯·沃森（Thomas Watson SR）和唐納德·特朗普是“美國世紀”的範本。這句話是在戰爭期間被提出的，因為在戰後的世界裡，美國保持了一個穩定的、遵循國際秩序的形象，其盟國和企業也都興旺發達。

奇怪的是，作為個人，老托馬斯·沃森和唐納德·特朗普有很多共同點。兩家家族企業都是以自己的形象塑造的。沃森對於他的親生兒子來說，是一個難相處的、變化多端、情感疏離的人。像特朗普一樣，喜歡利用人群的能量，喜歡藉助委員會會議的方式。兩者都是通過人際關係而不是組織結構來工作的。兩人都是滴酒不沾的勤勤懇懇的工作狂，作為商人，覬覦來自兩黨的政客。特朗普至少改變了五次政黨登記。

沃森對權力的崇拜勝過任何意識形態的信念，他可以輕而易舉的從對推動羅斯福的新政的擁護改變到推動艾森豪威爾的政治生涯。《時代》雜誌在紀念沃森的文章將他描述為“這個時代最偉大的推銷員”，但他最偉大的產品就是他自己。沃森早期到其他國家出訪最大的樂趣是把他的旗幟插到另一個國家，在20世紀30年代，許多子公司被稱為沃森公司而不是IBM。

特朗普在20世紀80年代嘗試建立一個傳統的商業帝國，在債務和多項破產的壓迫下，這個商業帝國崩潰了，之後特朗普又重塑了自己的國際品牌，作為房地產開發商和其他企業的許可。早在IBM發展成為一家頂級公司之前，沃森就把自己打造成家喻戶曉的名字，並獲得了該國最大的補償計劃之一。特朗普的公關天賦和作為一個現實電視明星的角色給了他一個無以倫比的宣傳，比其他的更大的開發商要出名的多。

儘管有這些共同的特點，事實上沃森和特朗普仍然持有分歧，即如何使美國在政治和資本主義方面有更深刻的轉變使其變得偉大。沃森對美國主導的全球繁榮的願景總是很容易被批評，尤其是他希望領導的那些方面，但與替代方案相比，它有很多值得推薦的地方。

IBM的戰後歐洲投資服務於該公司的利益和美國的利益，但只有在關稅和資本管制解除後，消費者才能負擔得起更昂貴的穿孔卡片和計算機系統，多年後他們才付清這筆錢。沃森堅定地致力於消除貿易壁壘，他相信跨越國界延伸供應鏈將促進和平與繁榮，這在20世紀90年代歐盟的擴張中得到了證實。

我覺得Charles Wilson在1953年的國會上也表達了此觀點，他是另一位政治上從事商業活動的領導人，他說“對我們的國家有利的對通用汽車也有利，反之亦然。”他還確信，對IBM有利的東西對美國也有利，對全球繁榮和自由民主的廣泛推行也有好處。這種對企業美德的盲目和自負的信念早已破滅了。

最近，我一直覺得自己更喜歡炫耀、自負的老托馬斯·沃森和他創造的帝國，它比我想象中的更成功。引用萊昂納德·科恩（Leonard Cohen）的一首短詩，他在特朗普當選前一天去世，

“哦，還有一件事，你可能不會喜歡的。美國之後會發生什麼。”

原文地址：

https://cacm.acm.org/magazines/2018/1/223891-defining-american-greatness/full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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