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棍村大少
最不能忍的就是洗白英宗朱祁镇
明朝那些事里洗白英宗我是真的不认可。
土木堡一战，他曾祖父朱棣当年留着的精锐全部被给败光，自身被俘，不去死不去自杀反过来就做一个狗腿子头号汉奸。
导致明朝文武两方严重失衡，文官集团后期坐大无可制衡。
代宗并没有子嗣，夺门之变抢儿子位这样恬不知耻的事儿都特么能做得出来。
夺门之变杀了于谦！
诶。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古代家天下的制度里，于谦大才，竟这般死去，实为可惜，可叹。
以至于英宗儿子上位第一件事就是给于谦平反。
读到这里我是非常气愤的，没有于谦，你们老朱家的大明王朝说不定立朝81年就成南明了。
明朝那些事可以说是通俗文学的巅峰之作了，全书最大的败笔就是洗白了英宗。
英宗这个人，没有一丝一毫可以洗白的可能。
昏君一个。
木剑温不胜
当年明月太吹捧孙承宗了，贬低熊廷弼，我觉得过于主观了。
简单的来说，就是面对后金在东北的崛起，孙承宗，袁崇焕二人主张寸土必争，修关宁防线。
熊廷弼主张放弃东北，退守山海关。
当年明月认为，孙袁二人收复国土，寸土必争是正确的。熊廷弼放弃国土，死不足惜。
在这里，我不以为然。孙袁二人，看似保全了国土，但是，关宁军每年大笔军费，修关宁防线又消耗了大量钱财，导致明朝国库入不敷出，国内饥荒，也无力赈灾。导致流寇四起，最终李自成攻陷北京。
熊廷弼放弃东北，退守山海关。看似撤退，实则以退为守。我认为熊廷弼的战略思想正确的原因如下。
一，极大缩短了明军防线，补给也容易送达。
二，山海关自古以来从没有从关外被突破，自明朝灭亡，山海关也没有被清军攻破。
三，死守山海关，节省军费，可以省下大笔银两赈灾，缓解国内矛盾。
四，和关外毛文龙配合，明军利用海军优势，骚扰清军后方。
五，适逢当时气候不佳，东北地区无粮无草，拖也能拖死清朝。
我个人感觉。孙承宗虽然思想是好的，但思路不对，没有正确认识到明朝当时的财政状况，和实力。思路是有问题的，他的做法可以说是明朝灭亡的加速器。
袁崇焕的做法更为激进，诛杀毛文龙，实属不该。他的做法，我觉得是明朝灭亡的毒药。
但是，孙袁二人作为武将，收复疆土，维护国家安全，不能说做错了。只能说，他们是好将军，但不是一个战略家。
豪言放语
比较多。有多少心理描写和心理推测，就有多少失之客观性的一家之言。
首先得说，我喜欢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就因为他用诙谐的文风，接地气的语言一扫以往艰深难读的学究式古板的历史腔调，真正做到了“让历史也变得有意思”起来！这种行文方式，不再让历史因为装腔作势而曲高和寡，实属不易，感谢当年明月让历史变得如此有趣。
先谈谈我对历史的理解:
毋庸置疑，人世间，还是好人比坏人要多，否则这个世界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既然好人比坏人多，那为什么我们“每个人周围都有小人”呢？如果算命先生说“您身边有小人”，每个人都深以为然，都会暗自称赞算命先生之高明，连如此隐私的事情都可以一语中的！这显然就是一个现实（好人比坏人多）和意想（每个人身边都有小人）的悖论了:既承认世界上好人比坏人多，又承认自己周围有小人（坏人）。这是为什么呢？唯一的解释就是我们之间有误会，是误会让我们每个人都感觉自己身边都有小人（坏人）。
既然活生生的人之间都有难以理清的误会，我们凭什么去解读死无对证的历史缘由？看过《三枪拍案惊奇》的人都知道:事件的亲身经历者，也有许多自己不知道的真相！同样的道理，既然误会在现世都无处不在，难以理清，我们何来理由去揣摩成百上千年之前的事件的细枝末节？以上是我对历史的理解:历史事件的大致走向，史料记载在其他资料和考古发掘的印证之下，都比较可信，而具体的个人言行缘由，一般不可揣摩，揣摩了不一定正确，不一定令人信服。
而《明朝那些事儿》中间，有太多的历史人物的心理推断和历史人物的大段的心理描写。这显然有点过于主观臆断的味道，让读者往往有不太信服的感觉呗。
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类似“当时我怎么那么混”，“我当时不知道是怎么想的”，这种自己也难以说明白的言行举止的缘由。再去推测、揣摩历史人物的心路历程，其结论实在难以服众啊！
至于对历史事件的叙述，《明朝那些事儿》写的还行，毕竟绝大多数历史来自史料记载，我们对待历史，不可以为真相而真相。正如胡适所言:“历史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们知道，胡适的历史功夫和考古功夫非常了得。他对历史的言论不可轻视，这肯定是胡适被“对同一件事情的各种不同版本的历史记载”给晃花了眼，才发如此感慨的。
历史非常有意思，因为尽管我们或大吃一惊，或匪夷所思，或欣喜若狂，或悲痛欲绝，实质上这些并没有突破过以往人生体验的窠臼:“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圣经-旧约》）”。
后记:窠臼，ke jiu。意为老式房门固定转抽的凹造型小坑。引申为:旧有的格式，老套子；限制；牢笼。
哥不猜想
张璁。
张璁在明代历史上，绝对可以算得上是优秀官僚（非贬义），此人能力极强，三次出任内阁首辅，勇于改革。在他的任期内，大力清除庄田，将寺庙，藩王等非法侵占的土地还给人民，这使得农业生产得以恢复，缓解了社会矛盾，维护了社会秩序。
史学界有观点认为，张璁改革为张居正后来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张璁还改革科举制度，改变考试的文体，同时进行学校的改革，强化学校的教育功能。这使得更多的人才得以被发掘，同时整顿了文坛风气。
不仅如此，张璁还反腐倡廉。在此过程中，得罪了不少权贵，收到不少既得利益者的弹劾。
可以说，张璁作为一名首辅，可谓是尽职尽责，心系国家，不愧优秀政治家的称号；然而【明朝那些事】中，张璁被刻画成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投机者，一个只会政治斗争的无耻政客。这一点，可谓是当年明月最大的主观性错误。
所以，在读完【明朝那些事】，诸位最好能够将其中的人物在【明史】中找到原始史料，认真了解一下。否则，很容易被误导。因为【明朝那些事】本身并不是严谨的历史读物，作者在其中包含太多主观情感。
庭州行者
《明朝那些事儿》有哪些主观性错误呢？数不胜数，一言难尽。
本来嘛，治史者最忌在叙史中渗杂入太多私人情感和动辄抒发个人主观意见。
这方面，太史公司马迁起了一个很不好的头。
可不是？太史公对秦始皇没有好感，就绘声绘色地八卦了一通秦始皇的私生子身份；太史公喜爱项羽，就声情并茂地夸大和渲染了项羽的奋斗史，使《项羽本纪》成为其“最得意之文”。
《明朝那些事儿》并非一本正经的历史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也并非专业的史学家，作者写这本书，自己也坦言，是“以心述史”，根据自己的感觉得解读历史，用自己的理解来描述历史人物的心理。
既然初衷如此，就不妨把太史公那一套主观性述史的手段发扬光大，甚至推向极致。
主观性述史，如果靠谱的话也还说得过去；如果是错误的，就会误导读者，危害极大。
《明朝那些事儿》为了“以心述史”，为了吸引读者，运用了大量主观性的叙述，篇幅巨大，因此武断难免，错误难免，自以为是难免。
下面简单举两个例子。
一、清太祖努尔哈赤死亡之谜。
清太祖努尔哈赤是怎么死的，这个在史学界是有争议的。
争议的根源，是天启六年正月的宁远之战结束后，袁崇焕给蓟辽经略高第打了份报告，说自己“用大炮打死无数”来犯之敌。山海关主事陈祖苞觉得这个报告太笼统，就另起了一份奏报，发回朝廷，上面称：“用红夷大炮，及一应火器诸物，奋勇焚击，前后伤虏数千，内有头目数人，酋子一人。”高第随后认为，应该强调和突出这个“酋子”的身份，于是又追加了个折子，说“奴贼攻宁远，炮毙一大头目，用红布包裹，众贼擡去，放声大哭。”
宁远大战时，陈祖苞和高第身居山海关，离前线有七百多里距离，他们写的东西，只能根据袁崇焕的报告进行具体和细化的，但他们居然加入了想象和推测。
然而，就是这种想象和推测，有人脑洞大开，断定这被“炮毙一大头目”就是努尔哈赤。依据是，天启六年八月，努尔哈赤挂了。
从天启六年正月到八月，时间长达大半年，竟然得出努尔哈赤死于袁崇焕炮下的结论，不能不让人佩服！
但是，为了衬托袁崇焕的伟大，必须如此。
具体解释是，努尔哈赤遭受了炮伤，再兼失败后恼羞成怒，身心双层痛苦交织在一起，患上了不治之症，苟延残息了八个月，一命归阴。
《明朝那些事儿》把袁崇焕定性为一个大英雄，因此极力支持这种想法。
作者是怎么将这种推测进化为事实的呢？
首先，引用了《春坡堂日月录》里“红夷大炮者，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烂数十尺，断无生理“一语，以描述袁崇焕炮火之犀利。
接着，别开生面地抛出了一道数学应用题，说十门大炮每炮每天轰二十炮，以两天计算，至少四百炮，“每炮所中，糜烂数十尺”，然后脸不红、心不跳地给出结论：“后金军伤亡的人数，大致在四千人以上！”
可惜的是，没有任何史料表明宁远大战中金军伤亡人数是四千人以上的！
明朝方面，高第上报给天启帝的战果是：“宁远捷功奴夷首级二百六十九颗，活夷一名，降夷十七名，献俘报可。”
后金方面，《满文老档》上记录是：“伤亡五百余人。”
从明、金双方记录的数字来看，彼此的记录都是相当靠谱的。毕竟，明朝收割的首级为二百六十九人，再加上受伤的二百余，可不就是“五百余人”？
这先暂且不主，继续看《明朝那些事儿》是怎么坐实“努尔哈赤毙命于袁崇焕炮火”这一说法的。
其描写努尔哈赤死亡的文字，异常有趣：“漫天的炮火轰鸣声中，有一炮射向了城下，伴随着一片惊叫和哀嚎，命中了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到底是谁，至今不得要领，但可以肯定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一个不重要的人，不会坐在黄帐子里(并及黄龙幕)，也不会让大家如此悲痛(嚎哭奔去)。对于此人身份，有多种说法，明朝这边，说是努尔哈赤，清朝那边，是压根不提，这也不奇怪，如果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在一座孤城面前，对阵一个无名小卒，被一颗无名炮弹重伤，实在太不体面，换我，我也不说。”
看，似乎说得很隐晦，实际上却说得非常明解：努尔哈赤就是死于袁崇焕的炮下。
可惜的是，从相关史料来看，从天启六年正月到八月这长达大半年的时间里，努尔哈赤大部分时间是非常健康的，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期间，他曾率军血屠觉华岛、整顿军马准备远征蒙古（因为东江毛文龙的捣乱，没能成行）。
二、诡辩袁崇焕与后金的勾结问题。
袁崇焕的罪状，是经过了漫长十个多月的审讯，最终由崇祯帝御平台，召辅臣并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翰林院记注官，吏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及总协、锦衣卫堂上等官判定的，共有十大罪：付托不效、专恃欺隐、市米资盗、谋款诱敌、斩帅践约、纵敌长驱、顿兵不战、遣散援兵、潜携喇嘛、坚请入城。
这其中，最为致命的当是“谋款诱敌”，性质就是通番卖国、叛逆造反。
“己巳之变”期间，民间就“喧传袁崇焕挟奴讲款”，廷臣对袁崇焕的弹劾是“督师卖奸不肯力战”。
《明朝那些事儿》却偷换了概念，说民间都造谣“袁崇焕是跟皇太极勾结的叛徒”，朝廷上对袁崇焕的弹劾是“督师要叛变后金”。然后活泼幽默地自我辩论，说：虽说此前也有李永芳、范文程之类的人前去投奔，但事实上，也都并非什么大人物，比如李永芳，只是个地区总兵，而且就这么个小人物，努尔哈赤同志都送了一个孙女，一个驸马的(额驸) 头衔，还有无数金银财宝，才算把他套住……按照这个标准，如果要买通明代最高地方官，总管辽东、天津、登州、莱州、蓟州五个巡抚的袁崇焕，估计他就算把女儿、孙女全部打包送过去，估计也是白搭。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只要袁崇焕智商正常，是不会当叛徒的。
精彩，实在精彩。这一段偷换了的概念的精彩自我辩论，让人情不自禁地要鼓掌。
不过，所有正经史书上的记载、以及研究这段历史的史家学者，根本没有谁过说袁崇焕过要放弃自己身为大明督师的立场，象李永芳、范文程等人一样逃跑叛变到后金的阵营里。
大臣指控袁崇焕，是说他“以五年灭奴欺皇上”、“密谋款敌”，“以胁城下之盟”。
事实就是如此，袁崇焕先前在崇祯帝跟前拍着胸脯、放豪言，说是要“五年平辽”。但到了辽东任上，感觉得根本办不到，为了五年后对自己的承诺交差，不得不动歪脑筋，妄图通过议和谈判来收复部分辽东失地。
《石匮书后集》因此明确记，袁崇焕是“杀毛文龙以为信物，今勾引入犯，以城下之盟，了五年灭寇之局”。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也称“（袁崇焕）无以塞五年平辽之命，乃复为讲款计。”
覃仕勇说史
对明朝清朝火器水平的论述完全错误，对于明朝与西方的技术性差距也认识不足，过高估计明军的战绩，没有客观对待历史事实。此外，他对于崇祯，也是过于美化，着重于标新立异而缺乏深度思考。
一、对于崇祯过分同情，忽略了其作为最高领导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年明月最主观的错误就是对崇祯的评价，当年明月对崇祯充满了同情，很想为其翻案，他将所有的罪责推给了大臣们，而将崇祯尽力洗白，从而营造一个悲剧英雄的模样，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子。
崇祯手里一副好牌，实际上占得优势并不小，但是崇祯的多疑和优柔寡断、喜好虚名最终让这些优势化为乌有。
比如说杨嗣昌曾经建议崇祯不要两面作战，应先和清朝议和，以缓解财政和军事上的压力，然后集中全力剿灭李自成，在消灭李自成平定内部后在收复辽东。
杨嗣昌说的很明白，大明的大患是流寇而不是清朝，崇祯听后本来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派了陈新甲秘密和清朝议和，但是却遭到了泄密，一时朝野哗然，纷纷指责崇祯。
崇祯在受到大臣的指责后，为了自己的虚名面子，竟然一改之前的决策，并将罪责全部推给了臣下陈新甲，将其公然处决。崇祯的举动不仅让大明丧失了最后的机会，被迫两面作战，还使得臣子对其非常寒心，陈新甲忠心耿耿，无缘无故就被杀掉背锅，请问以后还会有哪个臣子愿为崇祯效力？
还有就是崇祯的多疑，崇祯完全不懂得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道理，不停的更换首辅，甚至连忠于朝廷的孙传庭也不放心，多次将其投入监狱，最后迫不得已才将其放出。
即使如此，崇祯还是不放心，接连催促孙传庭在未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出关作战，致使其全军覆没，大明进而丧失了最后一支精锐。在大厦倾覆之时还狐疑，简直是愚蠢至极。
另外，崇祯这个人还十分优柔寡断，当时北京快要不保时，有人建议崇祯南逃，或者至少把太子送走，这样至少能保住半壁江山。但是崇祯拖到最后也没出动，当他想逃时北京早已水泄不通了。他的迟疑直接导致了南明因为缺乏合法继承人混战一片。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崇祯对于明朝覆灭的责任都很大，但在当年明月笔下，竟然全成了大臣们的错误。当年明月或许不知道管理学中有一句最大的原则，就是权力可以下放，责任不能推诿，对于最高领导人来说，他对行动的成败负有全部责任，这是管理学和领导学基本的常识，毕竟，你才是最终进行决策的人。
二、过高估计明朝的火器水平，对同时代西方的火器水平缺乏了解，犯了常识性错误
当年明月本人对于明朝火器是十分的推崇，在第五卷谈到万历朝鲜战争时，对明朝的各种武器是娓娓道来，并赞不绝口。
当年明月赞不绝口的火器，主要就是佛郎机和三眼铳，而这三个，糊了佛郎机，恰恰是明代火器专家认为不堪大用的，而就算是佛郎机，也明显吹捧过头。
当年明月在写道佛郎机子母铳和小型佛郎机时，错误将其算作明朝的发明，并将其当做明朝军工具备创造力的证明。
但实际上，无论是子母铳还是小型佛郎机，都是西方15世纪就普遍使用的标准货，并非明军在16世纪接受佛郎机后的本土改进货，这明显属于对西方火器发展水平不了解。
还有三眼铳，更是贻笑大方，在当年明月里，三眼铳是一个能远程能近战的神器，但是在明代火器专家戚继光、赵士祯的眼里，三眼铳则是不折不扣的垃圾，无论是戚继光还是赵士祯，都反复强调，鸟铳远远优于三眼铳，三眼铳的实战效果还不如弓箭。
（当年明月对西方的火器水平十分不了解，三眼铳，佛郎机都是西方15世纪落伍的火器，是最原始的）
赵士祯当时非常气愤的说：
“北兵不耐烦剧，执称快枪三眼铳便利过于鸟铳，教场中打靶，鸟铳命中十倍快枪，五倍弓矢，犹自不服。"此戚少保语也。近见为将者，不惟北地诸君鲜有留心于此，即南人亦觉寥寥。究其所以，皆缘罔知为国，无心灭贼，因循岁月、侥幸功名之流充满戎行，何可语此?又何能知此?”
意思是鸟铳比三眼铳、快枪、弓箭这些东西高到不知哪里去了，但是北方军队依然固执己见，不愿接受新鲜事物，如此因循守旧，部队怎么能强大？
再比如火器专家焦勖在《火攻掣要》中说的
“近来购得西洋大铳，精工坚利，命中致远，猛烈无比，更胜诸器百千万倍”。中国火器“铸造无法，其大器不过神威发熕，灭虏虎蹲，小器不过三眼快枪。此皆身短，受药不多，放弹不远，且无照准而难中的。铳塘外宽内窄，不圆不净，兼以弹不合口，发弹不迅不直，且无猛力。头重无耳，则转动不活，尾薄体轻，装药太紧，即颠倒炸裂”。
无论是赵士祯还是焦勖，都认为明朝火器与西方相比差距很大，但到了当年明月笔下就成了差距不大，基本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这明显和事实不符。
就算是红夷大炮，明朝引进的也是西方落伍的16世纪末舰炮，与17世纪中期的西方火炮已有差距，而且明朝炮兵训练很差，不懂测绘，往往只是一通乱打，这种情况下明军的火器注定无法战胜清军。
（马嘎尔尼笔下的清朝火枪手）
除了对西方和明朝的差距不了解，对于清朝火器水平也不了解。
当年明月不止一次的在谈及明朝火器时说到了清朝，军队手持长矛，只能目光呆滞的面对英军，但实际上，清军的火器装备率远高于明朝，无论是西方的作画还是清朝史料，都能看出清朝部队以装备鸟铳为主，火器部队高达60%以上。
清军实际上是以两百年前的火器对抗英军，而非以大刀长矛面对洋枪洋炮，说清军只有大刀长矛完全是主观臆断。
（清军火器配备很高）
总之，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主观错误着实不少，作为小说和通俗读物来看还是不错的，可以提振兴趣，普及视野，但要真把他当做历史严肃著作或者历史事实来看，则南辕北辙，明朝那些事和万历十五年这些真正的学术著作相比，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沉思的托克维尔
当年明月在这本书里评价朱棣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公认的伟大皇帝，我并不认同。
当年明月情不自禁就走向了帝王英雄主义的亢奋大道上，而不是去全面揭示帝王的种种面相。
↑朱棣是一个善于伪装的凶暴之徒
比如对朱棣的描写和评价，在烘托“天子守国门”的英雄情怀下，《明朝那些事儿》对朱棣的挖掘并不全面，尤其对朱棣英明神武背后的人性黑暗面，挖掘的不够。
而这些阴暗面，值得每个读历史的人知晓，了解。
如果说朱棣报复性的残忍折磨杀害反对派，是出于政治需要，尚可以理解，但对反对派无辜的家属和奴仆的戕害，就实在过分了。
当年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杀害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全部的儿子，但对他们的其他家属还算是优容的，李世民甚至娶了弟媳妇，把李元吉的妃子纳为己有了，以前看历史看到这一段，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可是对比朱棣的做法，李世民简直是菩萨。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引用一段张宏杰先生在《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里关于朱棣的一个小故事，作为补充。
“永乐十一年（1413年）正月十一，教坊司的官员在皇宫右顺门门口禀奏：齐泰的一个姐姐，两个外甥媳妇，加上黄子澄的妹妹，四个妇人，平均每天被二十条汉子轮jian，年纪小的都怀有了身孕，除夕夜的时候生了个龟儿子，又有个三岁的女儿。朱棣听后，依由之，说道，小的长到大，便是摇钱的树儿”，史料引自《奉天刑赏录》。
↑黄子澄一家遭遇堪称悲惨至绝
而在此之前，朱棣早就把黄子澄一家搞得家破人亡，黄家老小六十五口几乎尽数被斩首，侥幸的妇女就是上述悲惨的经历，妻族外亲三百八十名亲戚全部发配边疆。
所以，在任何回答中国历史上最伟大帝王的问题里，我从来都不会把朱棣放进这个行列，虽然他开疆拓土，文治武功都是顶级表现。
但从最基本的人性来说，朱棣是一个善于包装自己的恶魔，英伟的身影下，藏着无数无辜人的血泪，而这一切，本来可以避免，试问，饶恕那些无辜者，对他的统治能动摇分毫吗？就算斩草除根，给个痛快也是人道啊。可是，他却非要这么残忍暴虐。
看来，朱棣确实读懂了帝王权术的精髓——令人畏惧要比受人爱戴更安全。但人家李世民怎么就能够收住心里的恶魔呢。
我见青史多妩媚
《明朝那些事儿》写的还是非常好的，能写出这样的历史科普读物的人不多。
和史学家不同，作者是一个史学爱好者，他对明朝历史发展的脉络把握的很不错，史料背景也很扎实。
这本书既然是科普甚至类似于“历史报告文学”的文学著作，在对历史事件理解和历史人物的好恶肯定会有明显的个人喜好的痕迹。
但这不是史书，有个人感情偏向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我们不可能像对待《明史》一样对待这部书。
这部书的整个逻辑关系很清楚，但是对于某些历史人物的评论相对来讲比较主观。比如对王阳明的评价就表现出他对王阳明的超过其他人物的敬仰。
总的来讲，作者对明朝的各代皇帝的评价基本上是正面的，对于皇帝出现的荒唐，残酷，虚伪的行为粉饰过多。表现了作者对明朝这个历史时期的喜爱倾向。
所以，我们不必为这部书当中的所谓“主观错误”进行评论，因为有些对主观错误的评价，恰恰是另一个主观。
因为，这部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而是带有作者的明显个人评价的“历史文学”。
步武堂
中国有历史，但从没有过真实的历史。自司马迁以降，遑论当年明月？
历史的荒谬犹如现实的迷茫。
胡适说：历史，不过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婊子。
喜欢旗袍的就露出大腿，喜欢性感的，就给它穿上丁字裤。
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
历史也是沉重的。
能把历史写的好玩，好看的人很少。
当年明月做到了。
很好。
至于倾向性的问题并不重要，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都会不同。
俺就是认为金瓶梅的文学历史价值要远胜于红楼梦，有几人能够认同？
当年明月写的是小说，这时候的历史是为小说服务的。
作者查阅的那些历史资料有多少是真实的？
几百年不算久远，几十年前的事又有几人能说清楚？
这年头，只有妈妈是真实的，谁敢保证自己是孩子的亲爹？
要想确定孩子不是隔壁老王的，要去亲子鉴定中心。
历史去哪鉴定？
侯爵不喝二锅头
《明朝那些事儿》是当年明月空闲时在天涯社区煮酒论史论坛发表的作品（后来在新浪博客连载），一开始帖子就是《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他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笔法，对明朝十七帝和其他王公权贵和小人物的命运进行全景展示。这部作品的语言幽默风趣，以网络化的语言讲述明朝三百年的历史，因此无论当时在论坛上还是出版以后都大受欢迎。但同时也饱受争议，无论是06年引爆全球华人最大的历史论坛的“当年明月门” ，其中对历史观点的争论，对网络管理的思考，还是今天的网络上对书中观点的争议，都没有停止过。这是自然的，因为作者的初衷只是想把他读的历史，了解的历史写得很好看，这是属于他心中的历史，而他的立足点是正史史料，不曾想成为了引爆点。石悦开创了一种他自己都无法界定的历史体裁，不同于史记、教科书、戏说，他的应该是趣味历史，读书札记，而他的观点，他所做的事 应该正如他最后举的徐霞客的例子，人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的。
一方面，当年明月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展现了一个个活在纸上的古代人物，把历史故事写活了，这对明朝历史普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这种纯粹草根白话写史的方法也被后来人运用，像《唐朝那些事儿》、《宋朝那些事儿》、《三国那些事儿》等等都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好像一夜间都找到了出书的方向，当然质量也是参差不齐。
当年明月的观点主观化是很自然，因为历史在客观记录本身就或多或少受人为主观化的影响。而一开始这只是一个帖子，观点一疏忽就会错误多，十多年了吵了不知多少。除了当年明月自己承认假想的建文帝生死之谜外，像一开始作者说元朝规定百姓不能上学和当官就没名字，只能用父母年龄相加或出生日期，其实用数字命名只是代号，是民间习俗，元朝没这种规定。比如王华直接揍了11岁的王阳明，因为他不好好读书，而有做圣贤的理想。五年级的小学生夸口，不至于被打吧，《王阳明全集》中龙山公王华是闻之笑曰：“汝欲做圣贤耶！”，只是当作小孩子开玩笑。再比如对明英宗的人品说得超白，像是形势所逼做出一系列决定，不是好皇帝但是好人。这么个经历复杂的皇帝帝王心术，政治手段被简单忽略了，只是说他善于交朋友。虽然明英宗在废除人殉葬，复辟后任用贤臣上可圈可点，但是忽视了厂卫制在他手上发扬光大，杀于谦是因名不正言不顺 ，暗示儿子为于谦平反就纯属于YY了。明宪宗朱见深宠幸万贵妃的故事大写特写，对荆襄流民安置等善举一笔带过。
总之，这本书主线无错，细节方面推敲起来错误会很多，这本书真正的价值应该在开辟了阅读历史的一条新路，与吴晗的《明史简述》、《中国历史小丛书》不同，是为《唐朝穿越指南》这类书的写法指明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