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電視劇中，包青天最為知名的，除了那張黑臉，大概就是開封府南衙倒座裡的三座鍘刀。
龍頭鍘鍘皇子龍孫，虎頭鍘鍘高官顯貴，狗頭鍘鍘一般犯人。
但凡看過《包青天》的，都是張口就來。
但是這裡面隱藏著一個細思極恐的事實：包青天的權力也太大了。
大到什麼程度呢？
他身兼公安局長、最高法院院長、最高檢察院院長、首都市長於一身。
也就是說，抓人、審訊、定罪、死刑複核、死刑執行，他都包圓兒了。
真不愧是姓包的。
這事說來其實是個笑談。那麼真實的歷史上，封建王朝是這麼行使司法權的嗎？
肯定不是。
說起來這件事，我們就要提到另外一個赫赫有名的機構：大理寺。
看古裝劇時我們經常會有疑惑，古代審案斷案時一會兒是刑部管，一會兒是大理寺管，這兩個部門職責看起來大差不差，那古代為啥不合二為一呢？
其實最初大理寺和刑部就是一回事，只不過既不叫大理寺也不叫刑部，而是廷尉。
秦漢時全國最高司法機關是九寺之一的廷尉，西漢景帝時曾改廷尉為大理寺，後來歷朝歷代反覆改名，在大理寺、廷尉之間來回變化，直到南北朝時才基本固定下來。
秦漢時這個部門既管抓捕審訊，也管審判，可以直接判處死刑，權力非常大。
如果簡單以現代機構對比的話，大致相當於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的合體。
如此集中而不受監督的權力，很容易出現冤假錯案。漢朝屢屢出現的臨江王自殺案、戾太子造反案，都與司法權過於集中有關。例如臨江王事件，在當時引發了很大的憤慨。
漢景帝的兒子臨江王劉榮犯了罪，被召到京師審問。當時主管京師治安的中尉官是郅都，他不由分說將臨江王拘禁起來嚴加審訊，禁止他與任何人交通往來。
郅都是有名的酷吏，因為執法嚴厲，時人號為“蒼鷹”。臨江王還是個孩子，顯然被這陣勢嚇懵了，他哀求郅都給他紙筆，想寫親筆信向景帝反映情況，結果遭到嚴厲拒絕。魏其侯竇嬰聞訊偷偷送去了紙筆，臨江王寫下謝罪信，然後便連憂帶怕地自殺了。臨江王死非其罪，他的祖母竇太后極為憤怒，後來不顧漢景帝反對，找了個藉口將郅都處死。
秦漢時的中尉實際上是廷尉在京師的分支權力機構。郅都居然有權將皇子拘禁審訊，而且連公卿大臣都不搭理，可見其權力之大。所以隨著尚書檯、省等行政機關的出現，特別是都官、刑部逐漸形成後，分割大理寺之權也就勢在必行了。
隋朝確立三省六部之後，一度想把大理寺廢除，改以刑部專領司法事務。
這又走上了司法權集中的老路，一些有識之士極力反對，才將大理寺保留了下來。
隋朝的改革基本上奠定了後來大理寺和刑部的權力結構，即大理寺管審判，其餘抓捕、審訊和死刑複核等職能都歸刑部管。唐朝時候還一度出現了三司會審，也就是御史臺（最高監察機構）、大理寺、刑部三個長官共堂審理案件，三個不同機構共同參與重大案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冤假錯案的出現。後來的宋元明清諸朝也不同程度地沿用了這一制度。
隋唐以後處決犯人，各地司法部門定案後，先要報大理寺或刑部複核，極為重要或存在疑問的還要大理寺再審，才能確定某犯人是否可以處決。
所以民間傳說中包拯身為開封知府，堂前大擺龍頭、虎頭、狗頭三鍘，一言不合便開鍘殺人，這是基本不可能之事。開封知府和大理寺互不相干，絕不能代行其職責。
當然大理寺在某些特定情況下，也能超出職能範圍去行使刑訊職權。比如南宋著名的岳飛案，就是在宋高宗和秦檜的直接授意下，大理寺連抓人帶拷打，從定案到處決一手包辦，很任性很狂野，大不符合大理寺的慣常套路，這是皇權侵犯司法權的直接體現。
大理寺一直沿續到清朝。 1906年，經著名法學家、清光緒朝刑部右侍郎沈家本極力建議，改大理寺為大理院，其機構設置和職權範圍全盤效仿西洋法院機關。
雖只一字之差，但中國的司法制度從此跨過了古代與近現代化的鴻溝，徹底將封建獨裁式司法制度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閱讀更多 有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