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2 塞尚:我想用一個蘋果轟動巴黎

塞尚:我想用一個蘋果轟動巴黎

塞尚:我想用一個蘋果轟動巴黎

塞尚:蘋果會動嗎?

[英]朱利安·巴恩斯

“塞尚的藝術充分接納人性的矛盾,找到了崇高品性。”
“發現他的畫以後,一切都被顛覆了。”

畫家勃拉克晚年這樣說,“我得重新思考一切。我們要打一場仗,與我們以前知道的,以前會尊敬、崇拜、喜愛的大多數事物作戰。在塞尚的作品裡,我們應該看到的不僅是圖像的新構建,也是(但是人們幾乎總忘了這一點)道德發展的新空間。”

藝術家都渴求學習,藝術是自我吞噬的,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交接轉眼間就完成了。一類藝術家與另一類之間的轉換也是如此。塞尚即使在聲名大噪的時候依然幾無人識:他深藏不露、樸素節儉、不好斂財,經常一消失就是幾個星期;他的感情生活,儘管沒什麼特別,他卻一直諱莫如深,嚴密保護;而且他對世人所謂的成功毫無興趣。

勃拉克,儘管按當代的標準說已經算是個隱士了,卻也是有私家司機的時髦公子;而畢加索則憑一己之力就充分展示了何為二十世紀藝術家——大眾明星,政治達人,腰纏萬貫,成功化身,熱愛鏡頭,好色貪歡。不過若是說塞尚也許會覺得畢加索的生活庸俗(從它侵蝕了從事藝術必需的時間和德行這個角度來說),相比二十一世紀最“成功”的藝術家們,畢加索看上去又是多麼嚴肅苦行、品格高尚啊——那些人不停地拿同一個創意炒冷飯,換湯不換藥,忽悠那些什麼都不懂的億萬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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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尚在普羅旺斯的艾克斯長大,少年時健壯、固執、愛冒險。他和同校好友埃米爾·左拉、巴蒂斯坦·巴耶是三人小分隊,自稱“形影不離組合”。三人都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來到了巴黎(巴耶後來成為一名光學和聲學教授),來到巴黎是大部分有志向的外省人夢寐以求的。不過,三人裡,對於在巴黎能獲得什麼,塞尚的心態最為矛盾。他與左拉這兩個在大都市裡的無名小夥兒,一起琢磨“成功這個可怕的問題”。

兩人後來“不和”,其實倒並不是為左拉的小說《傑作》(外人認為是寫他這位老朋友的)鬧翻了,而是兩人為那個問題找到的答案不同,因此漸行漸遠。(的確,比起失敗來,成功——不管你怎麼定義它——更容易離間同為藝術家的朋友。)左拉需要以物質方式來表現他文學上的成功:豪宅,美食,社會地位的提升,資產階級之體面;而塞尚則是越出名,就越躲著這個世界。

晚年,當他的作品被貪得無厭的沃拉爾大肆買賣時(一九〇〇年,沃拉爾從一個客戶手裡花三百法郎買下一幅塞尚的畫,然後轉手就以七千五百法郎的價格賣給了另一個客戶——要想證明追續權的合理性,這倒是個絕佳的論據),畫家本人卻住在一個採石場裡閱讀福樓拜的作品,儘量不見人。在當今世界,聖安東尼遭受的誘惑之一就是“藝術上的成功”。

瓦萊裡視塞尚為楷模,贊他是“醉心事業的典範”。亞歷克斯·當謝夫在新著的傳記[插圖]中,稱他為“現代藝術創造家中的楷模”。比起拋開一切遠走高飛的藝術家(高更在塔希提島大享豔福,作為工作和生活上的慰藉;蘭波販賣軍火發了財),或是那些瘋掉因而/或自殺的藝術家,這種楷模的力量更大。之所以說更大,是因為比起自殺,繼續活下去更需要英雄氣概。繼續活下去意味著無盡的創作,無盡的奮鬥,需要經常毀掉不如意的作品。

另外,在塞尚看來,還需要在生活中秉持清廉正氣,這是保證作品不腐敗不墮落的根本。

克萊夫·貝爾指出,塞尚的作品“誠摯至極”。大衛·西爾維斯特總結說,他的藝術充分接納人性的矛盾,向我們展示了“我們在自己身上找不到的崇高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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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是極高的評價,而當謝夫則嫻熟地在真實的塞尚、表面的塞尚,以及他人理解的塞尚之間找到平衡。傳言中,他是自學成才的高尚的野蠻人,搞藝術的低能奇才。沒錯,他是自稱“原始人”,而且,如雷諾阿所說,他“和刺蝟一樣滿身是刺”,歲月沒能讓他老成持重起來,而是——當謝夫形容得好——“越長越幼稚”。但這傳言能紮根,部分原因在於有他澆水施肥,他一直在玩“扮作塞尚”這個遊戲,演了藝術家版的狡猾老農夫,總是口中不說卻心中有數、貌似輸實則贏呢。

而表面之下,塞尚其實知書達理,精通文學,而且是(起碼出身是)資產階級。他那做制帽商、銀行家兼放貸人的父親比一般這樣的父親更通情達理,甚至為自己找了一個很不錯的、可以沾沾自喜的理由,以支持兒子瘋狂的追求:“我不可能生個白痴的。”他的確沒有:保羅在學校得過各種文學獎(他的朋友左拉得的是各種藝術獎)。後來,他父親花錢讓他逃了兵役。他熟讀經典,而且向我們證明了,一個人是可以——儘管這種人少之又少——同時兼備巴爾扎克、司湯達,以及福樓拜之風的。莫奈稱他是“繪畫界的福樓拜”:的確,塞尚有必須的苦行精神,也相信藝術家應該隱於藝術作品背後。

不過,和福樓拜不一樣,在女人問題上,他同樣比較拘謹嚴肅。他很看不慣左拉和女僕亂搞關係這種資產階級陋習;而當他晚年畫浴女的時候,用的是年輕時畫的寫生稿,省得麻煩模特(也許也省得麻煩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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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盯著塞尚的蘋果看得越久,它們就顯得越重。”

我們總是把他看作現代美術的起點:因此紐約現代藝術博物的第一個展廳裡,目前的布展是左邊掛著一幅高更和三幅修拉,右邊和正前方,數量超過他們,掛著六幅塞尚。我們也喜歡強調他對主流現代主義藝術家的重大影響。但塞尚的影響面比這還廣,就連並不追隨他的藝術家,也受到感染。關於這點,畫家費利克斯·瓦洛通說得很好。一九一五年六月五日,沃拉爾給了瓦洛通一本自己寫的關於塞尚的書,前一年出版的。畫家一口氣讀完,第二天在日記裡寫道:

讀這本書沒有改變我對塞尚的認識,或者對他畫作的看法。從任何一個角度來說,塞尚都是必不可少的。我們需要他這個範例,讓我們看清楚各種事情,讓大家仔細審視自己,審視自己的繪畫方法,審視各種藝術,審視生活和“成功”。你並不是非得采用塞尚的“風格”不可,但是如果你花點時間打磨你的思想,更細緻地觀察自然,研究你常用的配色以及你那個行當的工具,得到的只會是好處。就連將來那些走的道路與他截然相反的畫家,塞尚對他們的幫助也會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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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有些同代人猜測到了他將帶來什麼樣的發展和改變,不過他們也一樣清楚他藝術的源頭在哪裡。一位友好的評論家稱他是“‘美好時期’的希臘人”,雷諾阿說他的風景畫如普桑的畫那樣協調,而他的《浴者》圖中的顏色“看上去就好像是從什麼古老的陶器上來的”。就像任何先鋒畫派裡嚴肅認真的成員一樣,塞尚孜孜不倦地向先賢大師學習,一生都在研究魯本斯。雖然我們也許敬佩欣賞他將視覺景象碎片化,而畫家本人所追求的卻是“和諧”。這“和諧”無關“優雅”與“風度”,而始於兩種色調的並置——就像以前韋羅內塞做的那樣。

塞尚根本不覺得自己開創了後人會稱之為現代主義的東西,對於他來說,繪畫意味著通過自己性情的管道,表達出關於自然的真諦。

“說說話,笑一笑,動一動,”馬奈常常對他的模特們這樣說,“想要看起來真實,你們得有生氣。”而塞尚則截然相反,他的模特兒得像衛兵,連著幾個小時一動不動。一次沃拉爾犯了錯——睡著了——畫家朝他咆哮:“混蛋!你把姿勢毀了!我嚴肅地告訴你,你必須像個蘋果一樣穩住。蘋果會動嗎?”還有一次,有人說了個笑話,另一個模特扭過頭來笑,塞尚摔下畫筆,拂袖而去。有的肖像畫,繪製出來為的是捕捉能向觀畫者展示模特個性的某種情緒,不經意的一瞥,稍縱即逝的瞬間。但塞尚的肖像畫與此正相反。塞尚鄙視這種瑣碎,瞧不起細緻逼真的畫,不屑於嘗試描摹個性。
“我畫腦袋就像畫門。”他曾經這麼說過。還有:“如果我對一個腦袋感興趣的話,我就會把它畫得太大。”

而在另外一方面,藝術中是有超越“個性”的東西的。“你不是畫靈魂,”塞尚咆哮道,“你畫的是人體,人體畫得好,靈魂——如果他們有靈魂的話——他媽的自會露出來照得到處都亮。”塞尚的肖像畫,“與其說是‘肖似’,不如說是‘存真’”。當謝夫這話說得有水平。大衛·西爾維斯特說,“我們看著人,他們似乎都顯得複雜充實,塞尚再現這種特質的本領,無人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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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塞尚的肖像畫都是靜物畫。而它們中那些成功之作,就妙在統領整幅畫的是色彩與和諧,而非那些描繪人們說、笑、動這類常人常事的圖像。那兩個彎腰坐在桌前打牌的人,實際上永遠不會出牌或者贏一墩;他們也許正瞪著這輩子見過的最好的一手牌,但他們要想攤牌的話,得先等殯儀員來。塞尚夫人,被丈夫的嚴格要求束縛在椅子上,一動不動,不管他描繪她多少次,她也不會向我們透露她的人格。她完全可以是他最喜歡的一扇門。

不過,當然啦,一扇門,或者一個蘋果,一隻碗,完全可以和一個人一樣有意思,一樣“生機勃勃”。於斯曼曾經描述過“醉醺醺的陶器裡七倒八歪的果子”,口氣又是惱火又是欽佩,當謝夫在書裡引用了這段話。“醉醺醺”這個詞用得真是妙。因為,儘管蘋果不像畫商,蘋果可以乖乖保持一個姿勢不動直到開始腐爛,但我們若從形狀、顏色,以及能不能吃的角度來定義蘋果的話,它又不只是一個蘋果。弗吉尼亞·伍爾芙注意到,盯著塞尚的蘋果看得越久,它們就顯得越重(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沒錯,蘋果的確“會動”)。這個發現,一定會讓塞尚很滿意。他創作目的之核心,就在於“參透物體”。“它們讓我們快樂振奮。關於我們自己和我們的藝術,一個糖罐子能告訴我們的,絕不亞於一幅夏爾丹或一幅蒙蒂切利所能告訴我們的……人們覺得糖罐沒有相貌,沒有靈魂。但那也是每天都在變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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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有靈魂的糖罐。一個糖罐每天都會變化嗎?當然。照射在它上面的光也許會變,我們的感情(對於它會讓我們想起的人和事,或者對於它固有的美)也許也會變,但罐子本身會嗎?它的重量、它的形狀、它的外觀會嗎?沒錯,它是有可能將我們導向更廣闊、更宏大的事物:“茶杯上的裂紋打開了/通往死亡之地的通道。”(奧登)但到了某個節點,嚴肅、講原則的泛神論就會退化為不合情理的可憐謬誤。康定斯基曾寫道:“塞尚給予一隻茶杯生命,或者更準確點說,他在一隻茶杯裡看到了生命的存在。他將靜物畫推到一個高度,讓靜物不再毫無生機。”這話也許沒錯,但反過來說也一樣成立——他將人物降到了,或者說壓到了一個低點,使其幾乎失去了生機。這些畫作中的動作一般源於觀畫者的視線,眼睛隨著筆觸之動而動,而不是畫作描繪的什麼動作。偶爾,也許他會下筆急促,用稍短的筆觸讓某棵樹看上去更靈動一些;但正如他用色很少炫人眼目一樣——他的朋友、最親近的同事畢沙羅指出,他只會在暗光下用亮色——他畫的風景也很少令人激動。不過,它們依然能表達並激起快樂。塞尚一方面壓住這個世界,把它畫得厚重,好似要把它釘在原位;另一方面又讓它輕快飛揚,手舞足蹈——約翰·厄普代克描述過這種感覺:“這輕快得古怪的嚴肅,這面對平凡時的一陣戰慄。”他的風景還和藍色大有關係:巴恩斯收藏館搬到費城中心後,重新布展,格局未變,但自然光線更充足,此時,塞尚的各種藍色(以及綠色)就突然迸發出了新的或者說原本的光彩。如果身處滿屋的塞尚畫作之中,有人問你那個粗魯但屢試不爽的問題——如果能偷的話,你會偷哪幅?——我猜大部分人要麼會選擇“醉醺醺的陶器裡七倒八歪的果子”,要麼會選擇一幅藍色調的風景,畫中有樹,有水,有斜斜的河堤、山坡,遠處有菱形的紅屋頂。

“塞尚逼近了‘不可能’的邊緣。”

對於塞尚來說,藝術與生活平行存在,而非從屬於生活、臨摹生活。它有自己的規則,追尋自己的和諧,排除了解讀生活的舊式繪畫,宣告了色塊畫之民主:一塊色斑,一個色塊,不管是組成一條褲子,還是表現一個腦袋,都一樣意義重大。好在所有的理論都會和現實有衝突,而塞尚世界裡的居民,有時和在平行世界裡做模特擺姿勢的自己一樣不聽話。在給老朋友(抽菸斗的)麵包師亨利·加斯凱畫像時,畫家試圖向加斯凱的兒子解釋自己作畫的步驟:

看啊,加斯凱,你爸,他坐在那兒,不是嗎?他在抽菸鬥。他只用一隻耳朵聽我們談話。他在思考——在思考什麼?而且,他被各種各樣的感覺衝擊著。他的眼睛和之前不一樣了。裡面有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一點點的光,發生了變化,以適應窗上那塊在變化著,或者說幾乎沒有變化的窗簾。所以你看,眼皮下面這微小的一塊深色,這塊的色調已經變了。好。我把它改掉。但是這樣一來,邊上用的淡綠,我看出來稍重了點。我調淡一點……我繼續,整幅畫都這樣,做幾乎不可見的細微修改。這隻眼睛看起來好多了。但是,還有那隻呢。在我看來,那隻眼睛斜著。它在注視著什麼,注視著我。可實際上這隻眼睛在注視他的生活,他的過去,你,我不知道它在看什麼,但不是在看我,不是在看我們……

這個時候,加斯凱擅自動了動,張嘴說道:“我在想我昨天堅持到第三墩才出的那張王牌。”你不是畫靈魂,你畫人體,靈魂自會顯露出來。但有的時候靈魂實際上關心的是紅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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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沙羅評價說,馬奈一出現,就讓庫爾貝忽然看起來成了“傳統的一部分”,他還說,塞尚之於馬奈,也是一樣。事實證明,這話很對。而如果說塞尚對馬奈做了馬奈對庫爾貝做的事,那麼那些繼承、充分汲取並拆分了塞尚藝術的人(從立體主義開始),他們之後,留下的又是什麼樣的塞尚呢?他是現代藝術,甚至是狹義的現代主義藝術的發端,這一點很清楚。但今天,在各大公共美術館的牆上,他躋身已成為傳統的藝術,也毫不突兀。我們能看出我們欠了他什麼,又還了他什麼。我們明白為什麼他的同行們重視、仰慕他,收藏他的作品。不過,我們大概不會像他那樣看不上他大多數的同代人,不像他那樣對高更充滿鄙夷,也不像他那樣有德加“夠不上畫家資格”這樣荒唐的看法。我們當然尊敬他,視他為有藝術氣節的楷模,也欣賞他最傑出作品中的種種和諧(它們看上去既“現代”,又亙古永存)。這對嗎?這“夠了”嗎?對於當謝夫來說,這遠不夠,他在傳記開頭和結尾都宣稱,塞尚“對我們這個世界,以及我們對這個世界認知的影響,堪比馬克思或弗洛伊德”。這似乎是狂熱、忠實的粉絲一時激動說出的話,而不是經得起推敲的論點。

當謝夫引用了佈列松的話:塞尚“逼近了不可能的邊緣”。

這話也許沒錯,但美術在繼續,藝術在變化,有時這是建立在塞尚的發現之上,有時則不是。我們每日看世界的眼光真的已“塞尚化”了嗎?它真的就像我們的意識中滿是馬克思或是弗洛伊德式的比喻那樣,充滿了視覺諷喻嗎?話說到這兒,讀者們也許會像畫家筆下兩位牌手中的一位(若是有人允許他們動一動的話),輕叩桌子,低聲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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