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繼位後，天下太平國力鼎盛，在政治、經濟、文化以及軍事等方面達到了封建社會的頂峰。取得這樣的成就，乾隆帝本人是頗為得意的，但隨著帝王私慾的不斷膨脹，到了乾隆晚年，官場腐敗，社會矛盾叢生。而這一切根源都得歸罪於乾隆帝本人，很多人說，進貢之風的興起，是打開乾隆朝政治腐敗大門的鑰匙。
對於懲治貪官，乾隆帝的手段不可謂不嚴厲，甚至比起雍正來也有過之而無不及。可人到晚年，優點突破分寸轉化為缺點，缺點則變本加厲，從抑制收斂狀態變成肆無忌憚。步入晚年以後，乾隆無心進取，奢侈的界限被一再突破。為了收羅人間珍寶，進貢則成了全國官員最熱心的“政務”。
按說，皇帝富有四海何須如此大動干戈呢？事實上，這種說法站不住腳，皇帝並不能任意支配國庫來滿足個人消費，清代尤其如此。乾隆的個人財富主要來自內務府，國家財政的蒸蒸日上並不能直接保證皇帝日常的消費水平的水漲船高。所以，官員進貢與否或是貢品質量的高低，直接決定著皇帝的生活質量。
乾隆初、中期，乾隆對自己較為約束，一度限制或禁止官員進貢。可到了晚年時慾望膨脹，一年三節的時間限制也被打破了。除了三大節，端午節、上元節、重陽節，大臣們都可以迎合皇帝的胃口踴躍進貢。這些文玩古董，珠寶玉器不可能都是官員自己掏腰包，說到底都是從百姓身上盤剝而來。
事實上，乾隆晚年的很多貪腐大案的背後，都和進貢有著密切的聯繫。能數起名的大貪官就有李侍堯、國泰、伍拉納，浦霖、阿思哈、盧焯、恆文、良卿、方世俊、彰寶、王亶望、陳輝祖等，而這些貪官充其量不過是冰山一角，整個官僚體系通過進貢這個藉口獲得的財富不知凡幾。
由進貢引發的腐敗帶來的更為嚴峻的後果，乾隆對物慾不加節制的追求，給天下傳達了兩個不良的信息：
首先便是官場奢靡之風大起。乾隆晚年，社會風氣日趨奢靡，官場之上，官員們整日攀比的是誰家的花園精緻，誰家的戲子高明，誰家的收藏更多。在江南一帶的官僚中，人們有“三好”，即“窮烹飪、押優憐，談古董”。這也可以說是整個乾隆時代官僚、士人階層平日愛好的一個縮影。
其次是官場上送禮成風。乾隆繼位時，對官員送禮有很嚴厲的約束。他規定官場之上，不得以送“土特產”之名給上級送禮。然而，晚年乾隆連自己都公開索取重禮，將自己早年定下的規矩拋諸腦後。官場之上請客送禮之風迅速升溫，只要是個官，都要在送禮上大做文章，以保證仕途通暢。
乾隆晚年，官場上形成了一個潛規則，即無錢不辦事。王亶望任甘肅巡撫時，在當地就留下一句順口溜：一千見面，二千便飯，三千射箭。其意是送一千兩銀子只能見王亶望一面；送兩千兩銀子，有機會和王亶望吃頓便飯；送三千兩銀子，王亶望一高興會和送禮之人拉拉弓，射射箭。這句順口溜雖出自甘肅，其實大清十八個省，又有哪一個督撫不是這樣的呢？
如果是乾隆晚年進貢之風大盛是開啟腐敗大門的鑰匙，那麼和珅所提議的議罪銀製度就是縱容貪官了。“議罪銀”指的是地方大員犯了過失或罪後，可以出一筆銀子贖罪。乾隆晚年，和珅主管戶部和內務府，他深知僅僅靠進貢並不能滿足皇上高品質的生活，因此發明了議罪銀製度。
除此之外，乾隆還有一個更為可恥的辦法，他居然讓內務府對商人發放高利貸並出售部分特許商品的經營權，以此牟取暴利。堂堂天子竟與民爭利，這種做法和乾隆好大喜功，講究面子的一貫做法極不匹配。唯一的解釋就是，乾隆晚年對財富的追求沒有止境，或者是感到錢越來越不夠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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