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中國文明有沒有5000年，都是人們爭論的焦點。主要原因在於外國專家或者說是西方學術界判斷文明的形成有這樣三個要素：冶金術、文字和城市的同時出現。中國的甲骨文和陶文（古人在陶器上刻畫的文字符號，較有名的如半坡陶符、丁公陶文、高郵陶文等，有學者指出可能是比甲骨文更早的中國最早文字）得不到認可，冶金術出顯得也相對晚一些，所以，中國文明的時長總得不到西方學術界的認可。
對此，一些中國學者極力地按此標準進行考古，想要得到實證、認可，另一些學者則或多或少地持有西方學術界的觀點。同時，一些有識之士提出，因為地域和文化的不同，中國文明應該有自己的標準，不見得要以西方的所謂標準來衡量自身文明的時長。但是，這麼多年過去了，似乎還沒有中國的專家學者提出過中國文明不同於西方文明的文明標準，或者提出了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現在，我們要告訴大家的是，這個好消息終於傳來了，中國文明終於有了自己的文明標準，可以把西方的那一套扔到一邊去了。
良渚玉琮
王巍，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歷史學部主任，中華文明探源工程（2001—2016年）首席專家。在2020年第02期的《求是》上，王巍發表了題為《中華5000多年文明的考古實證》專業論述文章，提出西方“三要素”並不是具有普遍意義的標準，認為中華文明的形成有自己的特殊規律，同時提出了符合中華文明特質的判斷社會是否進入文明的標準。這個標準有4個，具體如下：
1. 生產力獲得發展，出現社會分工；
2. 社會出現明顯的階級分化，出現王權；
3. 人口顯著增加和集中，出現都邑性城市，併成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4. 第四，出現王所管轄的區域性政體和凌駕於全社會之上、具有暴力職能的公共權力——國家。
紅山文化玉人
我們認真學習的領會了王巍的這4個標準，對於這4個標準《中華5000多年文明的考古實證》作出了這樣的更為詳細的解釋：
1. 在農業顯著發展的基礎上，出現農業和手工業的分離，並且部分手工業生產專業化（如琢玉、髹漆、製作高等級陶器、冶金等）。
2. 社會階層分化顯著，少部分社會上層精英壟斷社會管理權（如軍事指揮權、原始宗教祭祀權），出現最高統治者——王，形成嚴格的社會等級制度及維護社會等級制度規範的禮制。貴族、權貴控制鹽、銅等重要的經濟資源以及高等級手工業製品的生產和分配。出現埋葬王、其他高等級權貴階層的專門墓地和隨葬高等級禮器的大型墓葬。
3. 出現反映王權的高等級大型建築和需要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興建的大規模公共設施。出現明顯的城鄉分化。
4. 國家的產生是文明形成的本質特徵。戰爭、刑罰和殺戮等暴力行為成為較為普遍的社會現象。祭祀等禮儀活動在社會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
仰韶文化陶鷹鼎
王巍說，以上幾個特徵，並不包括以地中海和兩河流域文明為基礎所總結的、西方學術界常用的“三要素”中的兩條文明判斷標準，即文字和冶金術。這種差別，正是中華文明不同於埃及文明和兩河流域文明的地方，恰恰說明人類文明的起源和歷史的發展有其普遍性的一面，也有其特殊性的一面。
第1點社會分工是基礎中的基礎，何盛明《財經大辭典》（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中認為，在早期的人類歷史上，有三次社會大分工：
1.原始社會後期發生的畜牧業同農業的分離。原始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有了提高，促進了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引起了部落間的產品交換，為私有制的產生創造了物質前提。
2.原始社會末期，因金屬工具的使用和改良引起的手工業同農業的分離。使商品生產得到迅速發展，以手工業為中心的城市開始出現，除了自由人和奴隸之間的差別外，又出現了富人和窮人的差別。
3.奴隸社會初期出現的專門經營商品買賣的商人。它促進了奴隸制的鞏固和發展，開始積累了商業資本，腦力勞動開始從體力勞動中分離出來。
西安半坡人面魚紋
這是人類社會文明進程中的分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明確提出了“第一次社會大分工”的理論：“遊牧部落從其餘的野蠻人群中分離出來——這是第一次社會大分工”。但是，人們應該看到，這種分法不適合於中國文明，在中國文明的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從新石器時代起一直以農業為主，沒有遊牧部落從“其餘的野蠻人群”中分離出來，也就沒有農業和遊牧業的社會大分工。
所以，王巍的“農業和手工業的分離”時段應該在何盛明所說的“第二次分工”上，是原始社會末期。在這個時候，中國早期文明的王權、城市和國家都在社會分工的基礎上基本形成，也就沒必要將它納入中國文明的標準進行單獨的論述了。也就是說，不管是王權、城市和國家都是在社會分工的基礎上進行的，都離不開社會分工。
為了好記，我們把王巍的判斷中國的文明的4個特徵或者標準，歸類為3個，即：王權、城市和國家。這在理論和實踐中都能說得過去，從此，人們就可以以此為鑰匙開闢和判斷中國文明的時長了。
紅山文化玉龍
就4個特徵或者標準，王巍在《中華5000多年文明的考古實證》中，以良渚文明為中心的長江下游地區5000多年文明的進行了說明，這是得到考古證實的，沒有任何的爭議，也是完全合乎4個特徵或者標準的。在此基礎上，王巍根據中國各地的特點，給出了文明的時長。具體如下：
1. 中原地區的文明起源，距今6000年到5500年；
2. 遼河流域文明的曙光，距今5500年到5000年；
3. 長江中游江漢文明的誕生，大約距今5000年前後；
4. 黃河下游的文明起源，大約距今4800年前後。
二里頭遺址的綠松石龍
王巍說，距今10000年前，中國開始出現最初的栽培農業，北方是粟和黍，南方是稻，為文明的起源奠定了基礎。距今8000年前後，農業有了初步發展，製陶、制骨乃至琢玉等手工業也取得了進步，開始出現社會分工和社會分化的端倪。但是社會還沒有出現明顯的階層分化。距今6000年前後，農業顯著發展，人口增加，出現面積在100萬平方米左右的大型遺址和規模較大的墓葬，社會開始出現明顯分化，文明化進程加快。而到了距今5000年前後，長江中下游、黃河中下游和西遼河流域等一些文明化進程較快的地區，社會分化加劇，出現了掌握軍事指揮權和宗教祭祀權力的王權，率先進入了區域文明（古國文明）社會。
這無疑告訴了人們這樣一個事實和史實，至少在距今5000年中國就進入了文明社會。在這一點上，作為中國人至少應該具備中國文化、文明的自信，而不是拿西方所謂的文明標準來硬套在中國文明的身上。同時，人們應該相信，不同的地域會誕生不同的文化、文明，這個世界從來就不是一個標準下的文明尺碼，更不會讓文化或者文明全都躲進一個標準的模板內。有一點，西方的學者們應該好好地研究了，那就是因為地域文化或文明的不同，中國文明才被頑強持久地保留了下來，從未中斷，更不用說是被毀滅了。這並不是所謂標準就能決定了的，也正因為如此，中國文明具備它獨一無二的特性，進而，有能力也有資格擁有自我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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