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月23日，朴来顺乘日军军舰抵达海口，第二天她找到一家照相馆拍了这张相片。此时她26岁。
（1941年2月，朴来顺被骗至位于中国抚顺的日军兵营充当慰安妇。1942年1月日军又将她抽调至海南一慰安所。1945年日本战败后，朴来顺留在中国生活。1996年朴来顺逝于海南岛。）
朴来顺口述实录：
看来我活在人世的时间不会太长了，本不想再提这些事的，但想想快死了，再不说怕没有机会说了。我是南朝鲜庆尚南道咸安郡内谷里人，父母都是老实的农民。我有九个兄弟姐妹，他们现在是否还健在，我不清楚。我是老五。
昭和15年（1940年）下半年，日本人在我的家乡征兵，我的未婚夫被征去了中国战场。他姓崔，当时也不知他在中国的什么地方，在哪支部队。第二年（1941年）2月，日本人又在我的家乡征集年轻妇女，组织“战地后勤服务队”。他们宣传说，参加服务队的妇女在那边只是做饭，洗衣，护理伤病员，每月除吃用以外，还发工资，有钱寄回养家。这样，家乡不少妇女应征参加了战地后勤服务队。
我当时25岁，家中人口多，生活困难，既然参加服务队能挣钱养家，我当然也要去。另外因为未婚夫在中国战场，当时我不知道中国有多大，认为去中国也许就能和他相会。父母开始不同意，后来听了花言巧语的宣传，老人也就不阻拦了。
我们这支战地后勤服务队前往中国时，和我同乘一辆车的有30来人，朴姓有4人。记不清坐了多长时间的汽车，又坐火车，有一天终于到了中国抚顺的日本兵营。他们不让我们住兵营，我们被安置在离兵营不远的一座有围墙的大院里。进了院子，看到这里已经有了不少年轻姑娘，约200多人。
两天后进行编队。我所在的队约50人，有日本的，也有北朝鲜和南朝鲜的。编队第二天，管事就发给我们统一式样的上面写着编号的衣服，叫我们洗澡后换上，说要进行体检。管事把我们领到一个大厅，叫我们排好队。接着来了一位穿着白大褂的中年日本女人，她后面还跟着几个男人。日本女人用眼扫了我们一遍，然后她命令大家就地脱光衣服。
因为害羞，大家都不愿在男人面前脱衣服，就没听她指令，站那不动。这时，日本女人指着前排一个姑娘，叫她出列，先脱衣服。这姑娘看上去十七八岁，她站那没有动。日本女人就向身旁的男人挥了一下手，两个男人立即冲上来，拉过姑娘，几下把她身上衣服剥得精光，接着就把她按在地板上，当着大家的面强奸了她。这姑娘又哭又喊，一边被强奸，一边挨打，脸都打肿了。
这场景把所有人都吓坏了。
日本人继续命令大家脱光衣服，接受检查。这下大家就都脱了。我原以为体检后，便要去煮饭、洗衣服，可哪里想到，当天晚上院子外面一下子来了很多日本军人。管事在门口忙着卖票，两元日币一张。买了票的军人进入院子，按着票上编号，对号将我们拉到床上强奸。
这天是昭和16年（1941年）3月16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从此成了日本军人的“慰安妇”，天天都要接待日本军人，少时一天三四个，多时十多个。
昭和17年（1942年）1月底，那年我26岁，被抽出抚顺市“战地后勤服务队”，乘日本军舰南下。同行的有朝鲜、台湾、菲律宾姐妹共28人。也不知道日本人要送我们去什么地方，只听说路途遥远。我想象到了那边或许能见到自己的未婚夫，所以心情还算是好的。
在军舰上，日本人不让我们闲着，逼我们日夜不停地接待舰上的水兵。这年2月23日，我们抵达海南岛的海口市。住在海口市中山路，就在海口钟楼右侧，具体门牌，店铺记不清了，离日军司令部不远。第二天，我到日本人开的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相，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
因遭水浸而变得模糊不清的朴来顺的一张证件照片。
我在海口市将近一年，我们在日军司令部附近的住地慰安所接待军人，同在这个“慰安所”的还有台湾妹和菲律宾姑娘。晚上接待，白天也接待。我们每月还要轮流外出一次，到较远的日军兵营去“慰问”，每次十多个姐妹。
到兵营“慰问”的那两三天，接待更多，不到一小时就要接待一个，连来月经也不能停。这样久了，我们个个面黄肌瘦，不少人病倒在床上，不能动弹。但只要稍有好转，日本人就马上强迫你再去接待。
慰安所定期给我们检查身体，打针吃药。有的姑娘染上性病，下身溃烂，她的床位会挂上红色的牌子，这时日本人才不敢靠近。但不少姐妹得不到治疗，造成终身残废。
昭和18年（1943年）1月，日军用军车把我送到海南岛南端的三亚市，进了红沙墟旁边的欧家园“慰安所”。这个慰安所里面共有52个姐妹，台湾人和朝鲜人各占一半，而日本女人则安置在三亚市内的慰安所里。在这里，常常遇到性格粗暴的日本军人，动作稍微慢了点就会遭到他们拳打脚踢。接待这种人只好随他摆布，搞得你死去活来，也不敢得罪他。偶而也会遇上一个良心没死的日本军人，他玩得开心，事后会悄悄给你塞上10元钱，或更多一点日币。
我来三亚不到两个月，就患上了疟疾，时冷时热，非常难受，但是照样还得接待。幸好慰安所管事泉井君对我好，他在我床上挂上红牌，我得到了休息和医治。我非常感谢他保护我。
可是不久，经体检发现我得的不是性病，泉井君被调走了，从此再也没见到过他。后来调来一个姓金的北朝鲜人当管事，我从他那里得到了未婚夫的消息。我的未婚夫来中国后与金管事同在一个部队，他们曾一起在华北地区跟中国军队作战。金管事告诉我，我的未婚夫到中国还不到三个月就战死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哭了几天几夜。后来大病了一场。大病还没痊愈，我就又被强迫接客。
1945年8月，日本国战败，日本兵一批批地撤离海南岛。我当时身体已经很虚弱，日本人就弃下我们不管了。一些伤病体弱的朝鲜兵和台湾兵也被丢下了。在那个混乱的时候，我结识了一个名叫石建顺的北朝鲜兵。1948年，我和石建顺结婚，住在三亚市郊的荔枝沟，当时我们靠刈草卖维持生活，虽然清苦，但能够像个人那样自由生活，比起过去慰安所中的日子，有天地之别。我和石建顺共同生活7年，我们虽然没生儿女（在慰安所里身体被搞坏），但那段生活很美好。1955年，石建顺病死了，扔下我一个人。1959年，当地人民政府安排我到保亭县公路工区当养路工，住在离保亭县城6公里的道班宿舍。后来中国政府又给我发了“外国人居住证”。我在韩国只生活25年，而在中国却生活了53年。我希望再也不要发生战争，这是我最后的心愿。
朴来顺写给家人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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