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近多家互聯網企業裁員事件接連刷屏，在公司工作數年的中年員工因種種原因被不體面地勸退。儘管具體事件中當事人的行為仍有可斟酌之處，但是，資本確實展示出冷酷而不近人情之處。尤其是在當前競爭激烈的社會環境中，中年人的生存情況逐漸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

中年人曾被認為是職場中掌握話語權的群體。但在當下社會轉型期，這個群體的脆弱程度超出想象。人到中年，從雲端跌入谷底，這樣的故事並不少見。更痛苦的是，再就業之路同樣充滿荊棘，“重頭再來”難度重重。在這個日益互聯網化的社會，留給中年求職者的機會非常有限，公司更傾向於招聘更年輕、更廉價的員工。尤其是一些曾從事傳統行業的中年人，即使有豐富的管理經驗，但恐怕很難在市場上找到相應的崗位了。而也一些人已經做好準備，與職業生涯說再見了。

在人類進入現代社會、建立職業用工制度以來，“畢業後工作、60歲退休”成為一種得到公共認可的工作制度（在中國，退休年齡延後到65歲了）。一般認為，人類20—65歲的這段時間，是有勞動能力、可以自主創造財富的時期。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認為，職業生活被認為是人生命歷程的主要意義，沒有之一。而職業身份，與一個人的自我認知與社會評價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即使是沒有工作的人生前20年裡，他（她）所接受到的教育，都是為了工作而準備的。而有些人在退休後也在發揮餘熱，更是將工作貫徹終身。從這個角度而言，在現代社會中，工作定義了你。

然而，當我們步入全面網絡化的21世紀，突然發現人類的工作模式出現了變化。以下的一些現象，持續地動搖著我們對職場價值的信仰：

——在全世界範圍內，勞動的機會似乎在不斷減少。人口爆炸是一個原因，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走上就業市場。另一個原因是自動化與智能化，大大減少了勞動力需求。以超市為例，隨著智能支付系統的普及，超市店員的人數可以減少一半以上。

——知識的更新迭代在加快。由於網絡媒介與相關技術的快速發展，效率確實得到了大幅的提高，這也意味著一批知識老化的勞動者可能會喪失就業機會。尤其是很多勞動者的知識結構沒辦法得到更新，造成了難以逾越的“本領恐慌”。

——高強度的用工模式。996逐漸成為常態，職業勞動者被馴化為企業戰士模式。“要麼找不到工作，要麼就被壓榨到盡”，這形成了當下青年就業的兩難。殘酷的用工模式，導致勞動者為了適應高度強度的競爭環境，逐漸犧牲個人生活。

——結構性的失業。在一些節奏較快的企業裡，中年失業已經成為一件結構性的問題。這無關於努力程度，更多的是對於大齡勞動者的一種惡意。當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自然崇尚效率，就會淘汰落後產能。而大量勞動者由於薪金較高、精力減退、被家庭分散精力，而被認為是“落後產能”（哪怕他們曾經以996效忠公司），從而遭遇裁員。大量工作（包括技能性工作）變成了“青春飯”。這種“中年危機”，慢慢從焦慮變成現實。

這些現象，構成了我們社會的新聞圖景：勞動者起早貪黑，風雨兼程，又總是身不由己，甚至事與願違。如今年夏天那首紅遍全國的搖滾唱的，“不能再見的朋友，有人墮落，有人瘋了，有人隨著風去了”。各處飄散、枯萎，這似乎是職場江湖的寫照。

有人將失敗歸類於個體的不努力，但這難免有點簡單化。遭遇職場困境的，不乏非常優秀的人，包括985的碩士、博士，還有曾經有過輝煌實戰經驗的“老江湖”。其中還有一些人以極端的方式抗爭，併成為新聞頭條，比如不久前在美國縱身一躍的曾為浙大學霸的華裔臉書員工。半生的努力，依然未能讓他平穩度過中年的劫難。當此類事件已經具備一定普遍性之後，它已經具備了社會學意義——它指向的是，我們社會處於一個怎麼樣的階段，勞動者到底該如何自我定位？

二

必須認識到，我們進入一個看上去很美、但實際上很荒蕪的後工業時代。

建立於18、19世紀的工業體系社會逐漸走完了半場，大規模的勞動密集型生產已經成為了過去。社會學家涂爾幹 （Durkheim）曾經提出，這種工業化大生產，為社會提供了一種“有機團結”，讓職業勞動者按照自己的行業形成了一個統一體——比如同事、同行等，並構成當下社會的行業共識。

但是，隨著自動化與人工智能的深化，作為社會中最主要的職位提供者之一的工廠，能提供的就業機會已經大大減少。而且，不僅僅是工廠，不少依據“有機團結”而締造的大型企業，也在悄悄轉變經營方式，放棄產業中“重”的部分。依託互聯網進行的創新產業、文化產業、服務業、金融業等行業，被認為是新經濟的代表，也是後工業時代的入口。

這種後工業時代，儘管很環保、很便利、很“輕”，甚至創造出一些令人震驚的財富神話，但是也孕育著極高的風險。烏·貝克（Ulrich Beck）曾經預言到這種工作體制的風險性，因此他在其作品《風險社會》中提出，工業社會逐漸消亡、新的“風險社會”正在凸顯。

這個社會正在變得高度不確定，習以為常的傳統生活方式，離我們越來越遠。

在學術討論中，風險儘管經常被用作健康、環保等議題之中，但不可否定，失業的風險同樣是現代人最焦慮的來源之一。尤其是不確定的工作狀態，以及高度激烈的人才競爭，令職場成為高風險區。即使充分的教育，也未必能減少這種職場風險。

而新經濟是否能規避這種風險呢？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雖然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網紅通過網絡表演實現了財富自由，但是更多的網絡寫手、UP主、主播依然處於不溫不火狀態，財富變現極其困難，這就是一個被動的狀態——勞動無法變現。

這與工業時代按勞分配的計件工資，處於完全不同的邏輯。很多中年人羨慕青年們在網絡世界賺錢的方式，但話又說回來，這些工作統統都是“幹不到40歲”的工作。哪怕是最火的網紅，其持續性有多久，能火多少年，恐怕是個問號。當這幫青年進入中年後，恐怕也將遭遇轉型的痛苦。

後工業時代，事實上很難複製工業時代的大規模生產。當集體化大生產讓位於原子化的小作坊，在實現了“人的解放”的同時，也意味著人進入了懸空的狀態。

懸空狀態的特徵是什麼？似乎人人都能輕易找到一份工作，但卻不知道未來在哪裡。

在幾年前，大量的閒散勞動力進入了網約車行業，成為了滴滴司機。但是，一旦平臺出現變化，比如利益分成的改變，有可能會讓很多人的命運發生改變。“滴滴不是長遠之計”，很多師傅都曾經跟我說過。但是，什麼才是長遠之計呢？大量的勞動人口，慌張地追尋著職業的不確定性。

人類是需要確定性的動物

且不論尊嚴、面子等抽象的概念，衰敗的風險一直高維存在，這對於個人的自我認同是摧毀性的。

“後工業時代”對人來說是友善的嗎？

答案是否定的！

“邊走邊瞧”是現代人的一個普遍對策。長期規劃似乎變得無用，職業理想也無從談起，更多的工作如同流星般短暫地閃耀。大量的人採取一種“守株待兔”的狀態，等待著似是而非的“風口”的到來，以博短線的方式獲益。

三

英國學者居伊·斯坦丁（Guy Standing）曾經使用“不穩定無產者”

隨著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兩極分化，堆積於系統邊緣的“飄零族”越來越多，這些曾經是社會“不可見”的人，在最近頻繁出現的民粹浪潮中，突然出現在大眾視野之中。

他們可能是失魂落魄的破產中年，也可能是“佛”、“宅”、“廢”的懼怕競爭的青年。他們不願意（或不能）獲得穩定的工作機會，一直被排除在主流職場之外。

從巴黎的“黃馬甲”運動到東京的“為了1500日元而戰”運動，再到最近紐約的“地鐵逃票者”運動，抗爭者的臉譜往往就是處於尷尬地位的“飄零族”。以日本底層運動為例，他們的口號是，“不要被戰爭與資本殺死”。呼喚職業的尊嚴與生存的機會，是飄零族的內在呼聲。

在後工業時代，飄零族的數量一直在增加。他們未必一定是貧困者，或者也賺到了一定的快錢，但是這種懸著飄著的狀態，很可能一直深化著他們的恐懼。這種後工業時代之痛，一直在異化著當代勞動者。他們會覺得自己被主流社會所拋棄，沒有處於一個持續上升的渠道中，在自認為是棄民的同時，有著濃厚的反社會情緒。

當現代性大工廠的秩序分崩離析之後，原子性的生存狀態，未必能令人變得更自由，反而讓人遭遇不安與困頓。

社會學家項飈提出“工作洞”理論時，恐怕很多人忽視了它的兩面性：工作洞是一種折磨，但同時也是一種歸宿、一種自我承認。人被工作所累，但也不能失去工作。工作對人而言，是一種“錨”一樣的存在，它確定了人最終的走向。

飄零族之所以被斯坦丁認為是“新危險階層”，是因為處於邊緣地帶的他們，很容易會產生反社會的情緒，從而變成憤怒的抗爭者。

人們本認為的“後現代”生活應該是充滿想象力、充滿了人文關懷的彼岸世界，但是，誰也料不到前方的竟然是民粹主義與憤怒浪潮。越是發達的國家與城市，飄零組成為了失去希望的“末人”，他們成為了繁華都市最極端的破壞者。在抗議運動中，他們破壞城市、破壞家園，用最原始的暴力發洩著自己的不滿。

有研究人工智能的專家樂觀表示：未來的世界，工作交給機器去做，人類就不需要幹活了。後者可以從事藝術、文學等創造性職業。這看起來是美好的願景，但是，這些職業能帶來實實在在的收益嗎？這些作品就一定有市場嗎？更進一步地說，“不被需要的人”同時也變成了“沒有價值的人”，他們的價值怎麼體現？對於大部分只適合於程序化勞動的人們，其未來何去何從？

後工業時代並沒有一個清晰的藍圖，因此它在帶來願景的同時，也在製造著惶恐與焦慮。越是智能的技術，越成為確定性的夢魘。至少，種種跡象告訴我們，可以幹到65歲的工作越來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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