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样板戏《红灯记》，大多数人都知道，机灵、懂事、勇敢的李铁梅的扮演者是刘长瑜，也知道该剧大量吸取了沪剧《红灯记》和哈尔滨京剧团排演的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的演出经验，但对哈尔滨京剧团排演的《革命自有后来人》提及不多，对李铁梅的主演云燕铭涉及更少。殊不知，在云燕铭的演艺生涯中，她比更多受到“文革”冲击的艺术家罹难更早，被“解放”也更迟，大好艺术年华几乎断送。

少时初学艺

1926年2月10日，云燕铭生于山西大同的一个小康之家。父亲罗子临原是广东南海人，因逃婚离开家乡落脚于山西大同。罗子临读过私塾，进过西学堂，受过良好教育，很快便在大同立足，并获高薪。随后罗子临认识了自己未来的丈人安永义，安永义是老一辈伶人，科班出身，先学习刀马旦，因身材高大，嗓音嘹亮，后改唱武花脸。安永义的女儿也是京剧演员，艺名新兰秋。在众人的撮合下，罗子临与新兰秋结为夫妻，先后生育了罗篪等一干儿女，罗篪为长女，字钜壎——她就是后来的云燕铭。

罗子临有文化，又积蓄了一些资本，于是和朋友合伙到北平房山县开办了一家“房山煤炭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成为老板。较为富裕的生活，艺术气息浓厚的家庭，使得云燕铭自小获得良好的教育。但仅过几年，罗子临在生意上受骗，以致公司破产，生活一下变得窘迫起来。此时罗子临与新兰秋已育有五个孩子，生活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孩子生病要靠典当家什才能买上药，就是这样，云燕铭的大弟弟还是因病夭折了。

罗子临面对家庭的重大变故，自觉无力支撑，便与新兰秋离异，带着小儿子纪权回到了广东。养育云燕铭及其他孩子的重任，就落在了新兰秋和安永义身上。

安永义和女儿新兰秋不得不重新收拾行头，开始闯荡江湖，主要在河北、山东等地演出。失去稳定生活的云燕铭听从外祖父的建议，六岁时开始学戏，她的戏剧人生由此开始。在山东淄博地区演出时，安永义认识了一位小花脸演员朱喜芬，他是喜连成科班出身，师从萧长华。朱喜芬三十出头，只身一人在外闯荡，安永义有意招他为婿，朱喜芬入赘成为安永义的新女婿、云燕铭的继父。安永义、新兰秋能独闯江湖，可见技艺不凡，现在再加上科班出身的朱喜芬，使云燕铭有了比较规范的学艺环境。云燕铭一家首先在济南立足，成为济南游艺园剧场的台柱。马连良到济南演出时，朱喜芬还给他配过戏——马连良也是喜连成科班出身，算起来还是朱喜芬的师弟。此时的马连良已蜚声梨园，如日中天，马派艺术也逐渐成型。能给马连良配戏，说明云燕铭一家具有投身梨园的资本，马连良对年幼的云燕铭也颇为看好，认为是“角儿”的料。

起步南京舞台

为拓展更大的生存空间，1934年云燕铭一家在朱喜芬的带领下来到上海，在天蟾舞台“傍角”，给天蟾舞台的头牌老生李桂春配戏。李桂春正是后来著名表演艺术家李少春的父亲，此时的李少春还是15岁的少年，云燕铭就和李少春一起学艺。李家在武生戏上有专攻，为云燕铭在武戏上打下了坚实基础。老一辈艺人对艺术追求的执着精神，给云燕铭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次李桂春在演出《打金砖》时崴伤了脚，但他一直坚持到演出结束，等脱下戏靴，脚脖子居然肿得和小腿肚一样粗，李桂春并不以为然。李桂春对儿子李少春的要求也极为严格，打骂责罚是常有的事，李少春后来能成为知名艺术家，与此不无关系。

此后，云燕铭一家又加入了厉家班。云燕铭加入厉家童伶班。这一年她10岁，受到严格的科班教育，在演出《三娘教子》中王春娥一角时受到好评。但随着抗战的开始，厉家班南下四川，云燕铭一家暂时失业，以打工帮佣糊口。为不荒废技艺，新兰秋将自己的青衣戏倾囊传授给女儿，又请刘玉琴专门教授靠功。云燕铭的功底越来越好，戏路也越来越宽。

朱喜芬在上海已经唱出一定的影响，南京更新舞台老板秦昆山闻名前来邀请其全家去南京唱戏。南京成为云燕铭舞台艺术正式起步的地方，这一年云燕铭还不到12岁。

云燕铭起步于南京更新舞台也属偶然。原来，朱喜芬只给她在连台本戏《西游记》中安排了个小角色，但出演比丘尼的女演员突然不辞而别，这可急坏了老板秦昆山。结果这一意外给了云燕铭机会，她主动向继父朱喜芬提出顶替角色的请求，不仅令朱喜芬，也令老板秦昆山喜出望外，当即拍板由云燕铭顶替，并给她起了个艺名“云燕尘”，这是云燕铭的第一个艺名。

多年的勤学苦练，终于在舞台上得到了检验，云燕铭一炮打响，台下一片叫好，一个未来的“角儿”冉冉升起。

从1937年岁末到次年初，云燕铭一家在南京更新舞台连续演出三个月，稳稳地站住了脚跟。恰逢著名伶人高百岁来宁，高百岁师承周信芳，戏好，思想也和师傅一样有左翼倾向，他不仅给云燕铭讲戏，还以自己的左翼倾向感染了云燕铭。高百岁邀请云燕铭一家搭班去杭州、扬州等地演出。在扬州演出时，云燕铭在高百岁带领下拜谒了史可法的衣冠冢，并结识了两位著名左翼文艺家田汉和马彦祥。

得名师教诲

这样，云燕铭一家一直在外闯荡了半年左右，于1938年5月回到上海。在高百岁的推荐下，朱喜芬加入了周信芳的“移风社”搭班。正值抗战初期，在上海的剧团大多数离开了上海，而一些不愿意离开的演员纷纷投入移风社，大牌艺人济济一堂，年仅12岁的云燕铭自然失去了登台机会。这对云燕铭来说当然是痛苦的，她毕竟还是个孩子，只得在家与母亲干点零碎活。不过，她还是意外地获得了两个重要收获：被人称“南冯北梅”的冯子和先生收为徒弟，又拜了周信芳为干爹。

冯子和工青衣花旦，既然拥有“南冯北梅”的名头，可见声望之高，只是他长期在南方演出，不为大多数北方观众了解。冯先生对云燕铭青眼有加，不仅为她改了艺名，将“云燕尘”改为“云燕铭”，还将平生的看家戏《天门走雪》《冯小青》《杜十娘》《红菱艳》等戏目倾囊相授。从此，“云燕铭”这个艺名伴随了她一生。

在冯子和门下，云燕铭学戏直到1939年底一家去青岛演出，动身前，云燕铭再拜冯子和为义父。冯子和先生于1941年病故。在青岛，云燕铭开始挂头牌了，从此她走南闯北，青岛、烟台、沈阳、哈尔滨、营口等，唱到哪儿红到哪儿，到1942年，她已演出过大小不同剧目达120出左右，可见她戏路宽广、功底深厚，这时她年仅16岁。

1942年初夏，云燕铭再度回到自己第一次登台的地方济南，又幸遇一位林姓票友点拨，拜在程砚秋先生门下。在那个时代，一些票友的水平不低于名家，如张伯驹就给童祥苓说过戏。

程砚秋素来不收女徒弟，这是他的规矩。当年新艳秋欲拜程砚秋为师遭拒，年轻气盛的新艳秋竟与程砚秋大唱对台戏，两人几乎反目，成为戏史上的一段逸事。程砚秋允诺收云燕铭为入门弟子，已是大大破例，为此还绕了个弯子，请自己的弟子吴富琴代师收徒，这年秋天在北平举行了隆重的拜师宴，云燕铭正式归入程门。

经过几年调教，云燕铭的技艺大为精进。自她6岁学艺以来，对她艺术熏陶发生过作用的几乎都是名门大师，加上自己的刻苦勤奋，在她不到20岁时已成为当红的二路伶人。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她重返上海舞台时，基本都是给叶盛章、高盛林、叶盛长、袁世海这些头牌艺人配戏，她甚至还给老一辈艺人盖叫天配戏，这对一个不到20岁的姑娘来说是莫大荣耀。

后来云燕铭一家又回到北平，自己还成立了“成社”，并加入北平梨园公会，一段时间还接受了王瑶卿先生的指导，1950年正式磕头拜师。王瑶卿先生在梨园有“通天教主”的名号，是老一辈中最为杰出的艺人和教育家之一，这对云燕铭艺术水平的提升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不是时局变化，“云派艺术”便呼之欲出了——老一辈艺人走的都是这条路。

新时代的标杆

1949年初，中共接管北平，北平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于2月8日下令恢复因战事中断的剧院演出，同时展开戏曲界的思想教育和艺术制度改革。负责华北地区戏剧改革工作的是华北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马彦祥——他正是云燕铭的“故交”，1938年初春云燕铭在扬州认识的马彦祥“马叔叔”，那时的云燕铭不过刚满12岁。

云燕铭参加了8月开始的北京戏曲界讲习班，她在学习笔记中写到：“新社会究竟什么样还不清楚……他们对待艺人是友好的，凭自己一技之长，挣自己的‘包银’，谁也不会反对。所以根本不存在着‘谁来伺候谁’的问题，我不怕国民党回来把我当共产党查办！我是艺人！”云燕铭自小就接触到了一定的左翼思想，在十多年的演艺生涯中，四处颠沛奔波，受到过一些权贵的欺凌也是难免的。她虽然一时还弄不清什么是“新社会”，但她认识田汉，认识马彦祥，在她看来，田汉、马彦祥就是共产党的化身，相比那些老艺人，云燕铭自然更容易接受中共的教育。在讲习班结束时，她被评为模范学员。

在1949年7月2日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前几天，从南方赶来开会的周信芳，向马彦祥提出借用一位小花旦南下武汉演出，马彦祥就推荐了云燕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均出席了这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

年轻的云燕铭不仅思想意识有了转变，个人感情也有了变化，这都在情理之中，毕竟到了应该成家的年龄。她很快就融入到新社会的洪流中，解散了自己建立不过两年的成社，加入了筹备中的“中国戏曲研究院京剧实验工作团”，还与马彦祥建立了恋爱关系。

云燕铭一系列积极表现也给她带来了十分重要的收获：以戏曲研究院成员和北京梨园公会双重代表身份被选定为参加“开国大典”的代表。她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把我们这些‘戏子’从‘乞丐、娼妓之下’梨园序谱中解放出来；也只有共产党，才能称我们这些艺人为‘人民艺术家’，真正成为新生活的主人。”云燕铭的另一个重要收获，是在当年10月随周信芳南下演出时，与自己义父一样并列头牌。在武汉，她与周信芳连续演出了两个月，其中《打渔杀家》一出戏就演出了十几场，此前为周信芳配演肖桂英都是梅兰芳、言慧珠、李玉茹这样的名家，而云燕铭出演的肖桂英则另有一番风韵。

经过两个月的演出，云燕铭于年底返回北京，即投入到京剧实验工作团《三打祝家庄》的排练中，同时田汉又点名让她出演《江汉渔歌》中的阮春花。这两出戏在新中国戏剧史上都具有一定标志性。据薛恩厚说，《三打祝家庄》是国家剧院实行导演制度的第一出戏；《江汉渔歌》则是重点戏改剧目。

婚姻生活多波澜

1950年4月3日，云燕铭结婚了，她的丈夫正是戏剧改进局副局长马彦祥。他们从建立恋爱关系到结婚不过7个月，虽算不上“闪婚”，但彼此的认识和理解确乎不够长。此时的马彦祥不仅比云燕铭年长18岁，而云燕铭已是他的第四任妻子了。

马彦祥也是名门之后，他是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二公子，才华出众；他还是颗多情种子，先后有五段婚姻，前三任妻子分别是：被称为复旦才女的沉樱、著名电影演员白杨和林斐宇。

结婚当天，北京演艺界许多艺术家、名流前来祝贺，济济一堂，时为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赠送了一对金笔，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手书贺词，婚礼上田汉还即兴赋词助兴。不过，马衡老先生对儿子并不客气，说希望这是他最后一次结婚。婚后云燕铭得知，推荐自己出演《江汉渔歌》的正是马彦祥，而田汉通过这个事情感觉到马彦祥对云燕铭的倾心，撮合了这段姻缘。

婚后几年里，云燕铭的生活是平静而紧张的，1952年8月12日参加了对中央政治局的专场演出，1953年参加了由文化部组织的国家艺术团赴朝鲜慰问演出。1955年1月，云燕铭所在的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京剧实验工作团改为中国京剧院，云燕铭成为二团的领衔主演，她还参加了华沙第五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与叶盛长主演的《水漫金山》获得民间舞蹈表演金质奖，随后又进行了对北欧五国的访问演出。1956年又参加了对南美诸国的访问演出。

就在云燕铭南美访问演出归来，等待她的却是一场婚变。事实上，云燕铭与马彦祥的感情基础并不稳固，年龄差距大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彼此都没有很好地认识过对方。而在婚后，她又与从小颇有交往的张云溪过从甚密，张为此还受到过组织的批评。这样，云燕铭与马彦祥分居了一年多。

经过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大批知识分子被打入另册，导致传统京剧的中坚观众严重流失，加上对剧目的整治，集中在北京的许多剧团和演员渐渐无戏可演。上级决定对北京演出团体和演员进行压缩和调整。于是，正处于婚变中的云燕铭带头报名去了黑龙江省哈尔滨京剧团，并办理了离婚手续。（后来，马彦祥又娶了童葆苓，童葆苓原本与号称“话剧皇帝”的石挥为夫妇，在反右运动中石挥跳海自杀。）

1958年3月下旬云燕铭抵达哈尔滨，受到当地政府的热烈欢迎。到了哈尔滨的云燕铭立刻投入到排戏、演出中，上演了许多剧目，还把在中国京剧院的台风带到了哈尔滨京剧团。云燕铭在哈尔滨如鱼得水，十分轰动。

本来，云燕铭是以“借调”方式到哈尔滨的，但黑龙江省政府以及哈尔滨市政府给予了她异常优厚的待遇，省委书记欧阳钦批示将她的待遇定为副省级，月薪770元，是当时黑龙江的顶级工资。在三年大饥馑时期，云燕铭因持有特级待遇证，生活上也没遇到什么麻烦。当时的哈尔滨市委书记任仲夷说“她跟我的待遇是一样的”。为留住云燕铭，1960年底哈尔滨市政府还腾出一套条件优越的高干房安顿云燕铭一家，云对此十分感激。

李铁梅第一人

云燕铭在哈尔滨京剧团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排演了现代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为后来样板戏《红灯记》的产生开辟了道路，积累了经验。

云燕铭对演绎现代戏的经验并不丰富，上世纪50年代中期，她曾经演出过一出叫《三座山》的戏，虽然舞台、唱腔设计都有一定水准，但因为歌剧不像歌剧，京剧不像京剧，被人说成“非驴非马”而终至失败。在排演《革命自有后来人》初期，也出现了这种现象，给观众的感觉是话剧中夹着京剧的唱段。尤其是云燕铭从没有过当革命者的经历，对于革命者、工人阶级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完全没有把握，塑造的人物僵硬、刻板也就在预料之中。针对这种情况，剧团暂停演出，让剧组到铁路上与工人们一道生活，寻找艺术感觉。

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体验和各种材料的翻阅、体会，在导演和主创人员的悉心指导和交流中，云燕铭终于找到了扮演李铁梅的感觉，在思想上契合了人物的身份。她充分利用自己在旦角上全能型的艺术条件，根据不同场景、角色情绪的变化，将青衣、花旦、武旦、彩旦等不同表演形式糅合进角色中。云燕铭说：“《革命自有后来人》从排演到现在，经过不断的修改，因此，我的戏经常有变动。不过重排一次，就能加深对角色的理解，渐渐地我爱上了李铁梅。”云燕铭成为李铁梅第一人。

再度公演的《革命自有后来人》引起了轰动，不仅多次在黑龙江省获得各种奖项，周恩来在陪同朝鲜崔庸健委员长访问时还观看了专场演出，并将剧本带回北京，请长期在东北从事地下工作的刘少奇修改。

1964年6月在北京举办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革命自有后来人》大放异彩，北京的报刊对该剧的成功进行了广泛报道和评论。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也观看了演出，并给予了好评。剧目被文化部评为全国京剧团体学习剧目之一，灌制了唱片，还出版了剧本的单行本全国发行。在观摩演出结束后，剧组被文化部留下继续公演，二十多场戏票三天内全部售出。

《革命自有后来人》的异军突起，风头盖过了另一部相同内容的剧目，这就是江青安排中国京剧院排演的《红灯记》。很显然，江青对这一结果非常不满，要搬开这块石头。一方面，她下令停止对《红灯记》的宣传，重新修改。另一方面，她对哈尔滨京剧团提出了苛刻要求：一、不要巡回演出；二、不要给其他剧团辅导；三、不要在北京公演；四、不要灌制唱片，已灌制的唱片只在内部发行。江青还提出将两剧组合并的“建议”，接着又安排两个剧组去上海向爱华沪剧团的《红灯记》取经，她还亲自赶到上海组织座谈会，提出自己的指导思想。应该说，此时江青还是希望两个剧组能共同搞出一台好戏的，但对哈尔滨京剧团苛刻的要求，差不多等于宣判了《革命自有后来人》的死刑。

著名的“黑帮分子”

黑龙江方面听从了江青的“指示”，准备对剧目进行再度修改，主演云燕铭却受到了突如其来的打击，这使云燕铭成为最早受到政治运动冲击的京剧演员。

1965年上半年，哈尔滨全面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10月，云燕铭被停职反省，先后被打倒的还有市委书记处书记郑依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牛乃文，市文化局局长章子冈等。云燕铭是黑龙江省“三名三高”之首（名作家、名导演、名演员，高工资、高稿酬、高待遇），生活方式是“资产阶级”的，家里雇佣保姆就是证据，这都是使她成为批判对象的理由。不过，“文革”前的批判总体说来还算温和，云燕铭每天的“工作”就是到反省室里写材料，深挖自己的“腐朽生活方式”和揭露有关领导的“资产阶级思想”。

几个月后，“文革”爆发，思想批判迅速演变为暴力斗争。1966年8月23日云燕铭被抄家，26日她与黑龙江省省长李范五、省文教委书记王一伦、省委常委兼哈尔滨市委书记任仲夷同台被批斗。从此，云燕铭陷入不断被游街、批斗的屈辱生活中，成了黑龙江省著名的“黑帮分子”。

1969年春天，云燕铭先后被发配到工厂、农村，经过一年的劳动改造才回到哈尔滨。此时，“哈尔滨京剧团”的牌子已被摘掉，改名为“木偶皮影艺术剧院”，云燕铭则被下放到“牛鬼蛇神学习班”劳动改造，一直到1972年初秋回到京剧团——她的主要工作是打扫剧团的厕所，次要工作是给剧团排演的“样板戏”做群众演员。剧团也照猫画虎地排过不少样板戏，但就是没有排过《红灯记》，但对于云燕铭来说，能够重新回到舞台，她已经非常知足。

粉碎“四人帮”后，京剧团受到冲击的演员们纷纷得到了平反，而云燕铭又落到了最后。想来，不仅因为她的名声大、影响大，还因为她不是在“文革”期间受到的迫害，所以平反也姗姗来迟。

直到1979年云燕铭才真正回到舞台，主演了自己拿手的京剧传统戏。但中国京剧艺术却在这十多年的摧残中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5年第6期，作者施京吾，原题《且听雁在云中鸣——云燕铭谈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