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鴻觀察 張洪平
特朗普開啟與中國的貿易戰，此乃虛晃一槍，實則醉翁之意不在酒。真實目的乃是要在討好國內選民基本盤的同時，要求中國更大力度的開放市場，為貿易帝國派爭取更大好處。而其又不願意拿出真金白銀的利益作為交換，所以才製造摩擦，妄圖能夠無中生有創造用於交易的籌碼。
中國的反擊既剋制又精準，通過少量制裁初級工業原材料和農產品，瞄準了特朗普支持者中的普通農民，逼特朗普坐到談判桌前。與此同時還有更多殺傷力更大的武器蓄勢待發。中國的回應既給特朗普留下面子，又有效達成了雙方坐下來談判的目的。美國當地時間25日週日，財長姆努欽表示“貿易戰不是目的”“尋求與中國達成協議”。貿易戰還沒開打，美國在氣勢上就已經輸了一陣，未來大概率將會大事化小，最終雙方達成某種程度的妥協。
不過，類似的貿易摩擦、貿易衝突，甚至是更大規模的貿易戰，未來可能會越來越普遍，原因在於不同國家對於自由貿易的認知出現了分化。世界範圍內的經濟，自二戰結束以來已經大踏步地深入融合，在全球範圍內逐漸形成了一條清晰的分工鏈條，並形成了發達國家消費，發展中國家儲蓄的局面。不過在每個國家內部，不同群體並沒有“齊步走”，而是出現了貧富分化越來越嚴重的局面，並且還在不斷惡化當中。
這在發達國家引發了“新民粹主義”抬頭，具體表現為排外情緒的上升，支持貿易保護者數量增加而且聲音越來越大。這種情況又由於“選民政治”的作用得到放大，想要從中撈取政治資本的政客也借題發揮，鼓吹“保護”本國經濟與工作崗位。
這種論調受到了來自學術界的反對，理由是依據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自由貿易能讓參與各方得到更大的好處。如果各國都能專注於生產自己最擅長的商品，然後通過貿易進行交換，那麼因為分工會提高生產率，所以總的產量能增加，成本會降低，大家都能得到更多更低成本的產品，Happy End！
不過，這個理論並不完美，不知是否故意，比較優勢理論中沒有對貿易商品進行區分，沒有區分是初級工業原材料、農產品，還是對工業化程度要求更高的複雜工業產品。
看似是個小問題，但在加上時間的影響之後，最終的差別就是巨大的。發達國家的工業能力更強，製成品質優價廉，在競爭中如果能夠自由進入發展中國家市場，將輕易擊敗本土競爭者。而喪失了本土市場的銷量之後，本國製造業倒閉破產，也就徹底失去了繼續進化提升的可能性。
最終是製造業被外國企業佔領，本國的經濟結構淪為原材料產地和傾銷市場。而發達國家的工業實力卻能不斷持續提升水平，越來越強。最終將國家間的經貿關係固定。相應的，最終利潤也被附加值更高的，佔據產業鏈高端市場的發達國家企業拿走。雖無壟斷，勝似壟斷。
現在中國的情況是，不甘於淪為原材料產地和傾銷市場，要力爭上游，這就和發達國家的貿易帝國派發生了根本性的衝突。市場在一個時間段內就那麼大，高端、中斷、低端的總量是基本穩定的。你要來高端市場搶份額，勢必影響我的銷量，那我當然要反對。所以近年來在中美矛盾上，商業帝國派不再那麼熱心遊說緩和矛盾，而是和國家利益派合作，對中國加力施壓，想要拖延中國經濟中“高質量”部分的增長。既是要留住其在中國市場的份額，最好還能增加，也是要防止中國企業“反攻”發達國家的市場。
隨著中國堅定“高質量發展”的決心，和綜合實力的不斷提升，中國與發達國家間的貿易爭端也會越來越多。這是中國作為“打擂者”的追求，與發達國家“守擂者”的利益之間，深層次的利益衝突導致的，不是大家坐下來和和氣氣談判就能解決的。所有妥協都是暫時的，底層的利益矛盾會不斷誘發新的表層衝突。
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究其根本是因為在全球經濟深度融合的同時，國家間的政治結構卻一直停留在一個個“民族主權國家”的階段。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下，國與國之間是名義上的平等地位。經濟資源可以相對自由地全球流動，而其造成的貧富差距卻被國界所隔離。就像放大版的歐盟一樣，德國生產率高，民眾富裕；南歐各國淪為“邊緣地區”，只能發展低端產業。時間長了南歐人和德國人的差距越來越大，南歐人越來越不滿。另一邊德國人也不高興，憑什麼我們要出錢救助那些“懶漢”？在政治層面上沒有進行統一，這是歐盟組織結構的一個深層次缺陷，如果不能向前一步達成完全一體化，歐盟恐將走向崩潰，現狀維持不了太長時間。
不過遺憾地是，幾十年內，我們恐怕很難看到一個覆蓋全世界大部分經濟體的政治統一體。換句話說，我們距離“世界政府”還很遙遠。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就要退而求其次，尋求一種可用的緩解貿易爭端、阻止貿易戰爆發的全球貿易體系。我認為，在WTO框架下，設計一套“受控制的自由貿易”體系，是比較務實與合理的。其實現在的WTO，與其說是“自由貿易”的倡導者，不如說是變相的“配額貿易”的組織者。
大家談來談去其實都是利益的交換，所以與其被自由貿易的原則束手束腳，不如索性大方地承認這一點，並在此基礎上設計一套可持續的更公平的貿易體系。具體來說，就是要把貿易產品按照“含金量”進行區分。農產品、工業原材料，這些“資源稟賦”類的商品可以不設限額或很寬鬆。工業產品和高知識含量的服務業，則要按國家人口、經濟規模等設置限額。比如機電產品，中國每年可以出口多少進口多少，美國可以出口多少進口多少，然後大家競價，價高者得。這樣既可以刺激各國提升自己產品的競爭力，也能平衡貿易差額，還能給本國企業在國內留下足以生存的空間，讓其有升級發展的可能。
關於怎麼給商品的“含金量”分級，可以參考最終產品的“複雜度”進行分類。通過統一的標準，將商品在生存過程中凝結了多少“含金量”，與多少產業發生關係，能帶動多少相關行業，能促進多少生產率提高，進行量化的比較。每隔一段時間（比如3年）調整一次，以適應情況的變化。而且這種調整是在給定規則下的自動調整，不能受各國政治變化的干預，不能你國內利益集團一鬧事，就要求修改國際貿易規則。要確保公平規則的嚴肅性。
這貌似與“自由經濟”的理念不符，但卻能長期地維持“可持續”的國際貿易，而且可以縮小國家間的貧富分化，是一種改良的“比較優勢理論”。當然，要真正實施這種方法，需要各國之間放下自己的小利益，通力達成合作，而這並不比締造“世界政府”容易多少。從目前局勢來看，美國放棄領導世界貿易體系的傾向已經十分明顯，只想著撈取短期的好處。歐洲方面自身難保，也無法出多大力。中國雖有壯志維持自由貿易體系，但獨木難支，現有資源精力能夠讓一帶一路倡議落地已屬不易。
每個人都在爭取對自己最有利的形勢，但所有人都這麼做時，卻形成了“三個和尚沒水喝”的局面。要解決這種困境，需要高瞻遠矚的領導人，克服人性中短視的弊病，站在更高的層次進行整體設計。任重而道遠，需要全世界各個國家一起砥礪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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