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朱泚是商人罢市的总后台
2蔡廷玉死因背后的扑朔迷离
3严郢其人
4打倒张镒
5小结 唐德宗对开始丧失掌控全局能力
1朱泚是商人罢市的总后台
我们上文讲到了由于朱泚和朱滔兄弟代表了幽州格局藩镇集团内部两个不同的利益集团，所以发生了内部矛盾。表现就是蔡廷玉、朱体微为代表通过对朱滔的女婿郑云逵的攻击。同时，蔡、朱二人还认为朱滔不适合担任幽州的领导。这就导致朱滔对这二人极为不满，数次要求朱泚杀了这二人。这样，矛盾就尖锐了。对应朱滔来说是自毁长城。他当然不乐意这么干。这样就将矛盾转到唐德宗这里，拿德宗当挡箭牌了。德宗从而将二人给贬官外放了：
甲子，贬廷玉柳州司户，体微万州南浦尉。
时间是建中三年壬戌，公元七八二年 二月甲子日。此时是朱滔联合王武俊、田悦、李纳等二次开启反唐之旅了。虽然刚刚在前线马燧大败田悦。最为关键的是，此时朝廷搜刮长安富商造成了罢市这样极端的行为。从通鉴的编辑看，是先有罢市，而后才将这二人给贬出朝廷。这就说明，这件事不简单。
按道理来说，朱滔和朱泚兄弟的矛盾，唐王朝一般是不参与的，乐得其成看他们窝里反。可是这次不同，却发配了这二人，而且打的是朱滔的旗号。为什么呢？
从通鉴这里看，很难看到更多的原因。因为没有交代更多背景。特别是蔡廷玉之死背后的复杂因素。
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很大程度上不可能是朱泚的意见。这等于朱泚自剪羽衣。对于孤悬于长安的朱泚来说是大为不利的。虽然他也带着一部分幽州兵，可是毕竟是在长安的势力范围内，这里是唐王朝的地盘，朱泚也不敢轻易造次。而且这两个人是他的心腹，不是一般的拉出来作替死鬼的。所以，处分这两个人对朱泚的打击不小。特别是在前线开启战事的时候，而且是朱滔作为反叛的主力的时候。唐德宗打击这两个人的用意是很明显的，就是在借朱滔的力量来打压身边的朱泚的势力。所谓借力打力，利用他们的内部矛盾。
但是，如果朱泚之前真的是安分守己，那么，自然也不会有这种事情，也就是说朱泚肯定有了某些不轨的举动，让唐德宗感到他的不可靠。否则，唐德宗不会轻易出击的。对藩镇的姑息其实是从肃宗朝就定下了基本的策略。特别是此时的朱泚是来替朝廷防御西方的吐蕃入侵的。从以前的诸多案例来看，唐王朝对那些替自己卖力气的藩镇确实很客气，也很宽容的。象这种打击其重要心腹的举措几乎没有看到过。
那么之前有什么事情可以让唐德宗起了疑心呢？
在这之前，长安只发生了向富豪借钱而罢市的事情。当然因为是在首都，动静不小。关键是收不上钱来没有办法支付军费，这就要造成大麻烦了。可以说带头闹事的这个人是卡住了唐王朝的命门上了。
从前面我们分析看，在当时长安能够成为大商人们总后台的似乎只有朱泚。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前文说过是打击了唐朝的金融业——负责存物品的那些大商人。这当然会负责存银子、金子一类。这种负责存物品的中间行业的出现，就意味着是长途贸易的出现。而当时最遥远的长途贸易，只能是来自西域的贸易。这当然是为粟特人所控制的商业集团才会需要的。当然前面说过朱泚进京其实是和回鹘来争夺长安的市场，那么为什么就不许是回鹘人 呢？这肯定不是回鹘人，因为回鹘的崛起是在安史之乱后借助李唐的需求才真正进入长安的。在这之前他们是纯粹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根本不具备大规模、长距离的贸易需求，更不可能有类似当今银行的这种中间的存款或者是存物的机构的存在，他们掌握不了。所以，从需求看，这些负责存物品的中间商业集团人只能是粟特人办的。从本性来说，唐人当然也会搞，毕竟里面有巨大的利益。可是，由于有考试做官这一途径，加上我们传统的歧视商人，我觉得还是粟特人来主办可能更为合理。我这里没有查阅太多资料，只是从逻辑推演来说的。而朱泚本人及其幽州商团来到长安当然是做生意的。除了为朝廷防秋以外，主要是为了幽州的粟特商团做生意提供方便。最为关键的是他有军队，也许是雇佣军。这就更需要存物品的中间商业机构代为转递类似军饷这类东西到幽州去。说不定这同时兼任着朱泚和朱滔兄弟军情的秘密传递的功能，也就是地下情报系统。否则何以朱滔前线起兵反唐，朱滔马上就要求朝廷杀掉这两个人呢？当然我知道藩镇在朝廷都有进奏院，类似现在的驻京办。可是驻京办毕竟是明面的，如果是暗地里的，那么这种负责寄存物品的中间商业机构不是更好吗？
所以，综合来看，商人长安罢市的总后台应该就是朱泚。朱泚的做法当然是为了保护商人利益的。从后来的卢杞的下场看，这是朝廷内部的倾向于士族阶层的符号集团和朱泚的商人集团合谋搞的一个商人罢市的闹剧。
同时，这又不是一个一般的对朝廷的反抗，是有着直接的支持前线唐军对藩镇平乱作用的。从背后的联系看，出点子的极可能是蔡廷玉和朱体微，因为这二人是朱泚的谋主。除掉这两个人就理所当然了。
但是从更多资料看，朝廷处理的很微妙，就是只是将这两个人给贬官外放。可是在实际的执行中却除了问题，就是蔡廷玉死了。为什么呢？
2蔡廷玉死因背后的扑朔迷离
这就涉及到了此时朝廷内部的矛盾，即卢杞打击政敌，也是朝廷内部寒族代表和士族代表的矛盾。
这个蔡廷玉的直接的死因是：
滔有请于泚，或不顺，廷玉必折之，俾循故法。滔已破田悦，浸傲肆自用。左右有恶廷玉者，妄云："素毁滔，欲四分燕，廷玉倡之，体微和之。"滔表言二人离间骨肉，请杀于有司。亦遗泚书云云。泚恚滔夺其军，不从。会滔以幽州叛，帝示滔表，而泚亦白发其书，乃归罪于二人，贬廷玉柳州司户参军、体微南浦尉以慰滔。滔使谍伺诸朝，曰："上若不杀廷玉，当谪去，得东出洛，我且缚致麾下支解之。"将行，帝劳廷玉曰："尔姑行，为国受屈，岁中当还。"迁玉至蓝田驿，人白左巡使郑詹："商于道险，不可往。"詹追使趋潼关。廷玉告子少诚、少良曰："我为天子不血刃下幽十一城，欲裂其壤，使不得桀，而败于将成，天助逆邪？今吏使我出东都，此殆滔计，吾不可以辱国。"比至灵宝，自投于河。（《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三列传第一百一十八◎忠义下》）
从这里看，直接的原因是这个叫郑詹的人将蔡廷玉从去蓝田的方向给赶到了去潼关的方向。这里提到了去蓝田的商于道。我们简单看看。商于道即商於古道，为古代的军事、政治、商贾之道，其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该古道由陕西省商洛市（古时亦称上洛郡、上洛侯国、洛州、“商州”）通往河南省内乡县柒於镇，全长约六百里。秦汉时称作“武关道”，唐时有称为“商山道”或“商州道”。商於古道在商於上游是“武关道”的路径。主要利用秦岭北侧灞水河谷和秦岭南侧丹水河谷连接开辟而成。因唐代时其起止点有所变化。由长安东出，溯灞河西侧南行，经今蓝田县城，过灞河至坡底村，上七盘岭，绕芦山北侧，经六郎关、大坡垴过蓝桥镇，溯蓝桥水而上至新店子，经牧护关翻越秦岭，进入商地。顺丹水（丹江）支流七盘河而下至黑龙口，经麻街抵商州城；又东南经现丹凤县、穿越丹江北侧丘陵，过桃花铺、铁峪铺到达武关下南阳、邓州、荆襄以至江南和岭南。秦汉魏晋时期为朝廷的军事生命线路备受重视。所以唐德宗时明令规定：“从上都至汴州为大路驿，从上都至荆南为次路驿”，即其地位在诸驿路中仅次于“大路驿”潼关道。唐代以后，武关道虽失去国道地位，但作为西北与东南地区间联系的捷径，仍发挥重要作用。
此外这条道路对于唐代文学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初唐、盛唐时期，经济繁荣，国家统一，很少用兵，商於道的经济、文化沟通作用突显重要。往返于长安、东川、岭南、交广的商旅驮骡，多利用商於道的便捷条件，竭蹶无停，络绎如织。难怪唐末诗人李贞白说，“商山名利路，夜亦有人行。”其时，商州“邮传之盛，甲于它州”。所以唐代诗人、文士、官员或上京赶考，或职务调迁，或去各地视察，或赴京拜谒，或贬谪江南，“憧憧往来皆出是郡”。不完全统计，有唐一代，往来奔波于商於道上的诗人，约二百余人。有的还往复多次，如白居易“七年三往复”，元稹“七度武关”，张九龄“四过商州”。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曾在商州盘桓过七八个月；“苦吟诗人”贾岛辞去蓝田县令落拓为僧时，曾以“无本上人”的法名，挂单镇安云盖寺。盛唐隐逸派诗人王维，虽半隐辋川，对商州山水仍无限神往，曾以题赠友人赴上洛赴任等形式，写过几首赞颂商州山水的诗歌。这一大批诗人于此间边行边吟，一路踏歌为伴，为后世留下了近一千首古典诗歌，而且名篇名句不少，像韩愈的“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温庭筠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等，都是千古绝唱。（《商於道：唐诗之路●姚怀亮》）从这里的记录看，让蔡廷玉走这条路其实是正常的。可是让这个郑詹将人给赶到了去潼关的路上了。前面说的很清楚，如果走潼关路，那么这个蔡廷玉其实就死定了。因为出了潼关路，那么朱滔可能就采取措施了。
问题就来了，究竟是谁下的命令让郑詹将蔡廷玉必死的呢？如果不是朝廷，那么就需要搞清楚，不能让朝廷背这个黑锅。否则这涉及到了朝廷和朱泚的关系，可不是小事情。因此，朝廷的宰相卢杞就提出要对这个郑詹进行审讯调查的建议。
而这一审查，问题就复杂了：
初，京兆尹严郢与杨炎有隙，杞乃擢郢为御史大夫以倾炎；炎既贬死，心又恶郢，图欲去之。宰相张镒忠正有才，上所委信，杞颇恶之。会朱滔、朱泚弟兄不睦，有泚判官蔡廷玉者离间滔，滔论奏，请杀之。廷玉既贬，殿中侍御史郑詹遣吏监送，廷玉投水而卒。杞因奏曰："恐朱泚疑为诏旨，请三司按鞠詹；又御史所为，禀大夫命，并令按郢。"詹与张镒善，每伺杞昼眠，辄诣镒，杞知之。他日，杞假寝佯熟，伺詹果来，方与镒语，杞遽至镒阁中，詹趋避杞，杞遽言密事，镒曰："殿中郑侍御在此。"杞佯愕曰："向者所言，非他人所宜闻。"时三司使方按詹、郢，狱未具而奏杀詹，贬郢为驩州刺史。镒寻罢相，出镇凤翔。（《旧唐书卢杞传》）
从具体看《新唐书》和《旧唐书》关于郑詹的职务有些差别。《旧唐书》是殿中侍御史，在《新唐书》中则是左巡使。《旧唐书·职官三》：“殿中侍御史六人。从七品下，掌殿廷供奉之仪式。凡冬至、元正大朝会，则具服升殿。若郊祀、巡幸，则于卤簿中纠察非违，具服从于旌门，视文物有所亏阙，则纠之。凡两京城内，则分知左右巡，各察其所巡之内有不法之事。”可见，殿中侍御史和左巡使其实就是一个职务。从卢杞这里看，殿中侍御史的行动是受制于御史大夫的。所以卢杞认为郑詹的行动上得到了当时的御史大夫严郢的指派的。因此，也需要对严郢进行调查。这样问题就扩大了。
这绝非单纯是人数增多。而是涉及到了朝廷内的派别斗争。
这位严郢是和卢杞一起扳倒杨炎的政治联盟。当杨炎这个对手被打倒后，那么这个联盟也出现了问题了。从卢杞打倒严郢看，二人当然是有分歧的。否则何以要打倒严郢呢？
3严郢其人
但是严郢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严郢，字叔敖，华州华阴人。父正诲，以才吏更七郡、终江南西道采访使。郢及进士第，补太常协律郎，守东都太庙。禄山乱，郢取神主秘于家，至德初，定洛阳，有司得以奉迎还庙，擢大理司直。吕諲镇江陵，表为判官。方士申泰芝以术得幸肃宗，遨游湖、衡间，以妖幻诡众，奸赃钜万，潭州刺史庞承鼎按治。帝不信，召还泰芝，下承鼎江陵狱。郢具言泰芝左道，帝遣中人与諲杂讯有状，帝不为然。御史中丞敬羽白贷泰芝，郢方入朝，亟辨之。帝怒，叱郢去。郢复曰："承鼎劾泰芝诡沓有实，泰芝言承鼎验左不存。今缓有罪，急无罪，臣死不敢如诏。"帝卒杀承鼎，流郢建州。泰芝后坐妖妄不道诛。代宗初，追还承鼎官，召郢为监察御史，连署帅府司马。郭子仪表为关内、河东副元帅府判官，迁行军司马。子仪镇邠州，檄郢主留务。河中士卒不乐戍邠，多逃还。郢取渠首尸之，乃定。岁余，召至京师，元载荐之帝，时载得罪，不见用。御史大夫李栖筠亦荐郢，帝曰："是元载所厚，可乎？"答曰："如郢材力，陛下不自取，而留为奸人用邪？"即日拜河南尹、水陆运使。大历末，进拜京兆尹。严明持法令，疾恶抚穷，敢诛杀，盗贼一衰，减隶官匠丁数百千人，号称职尹。（《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五 列传第七十◎元王黎杨严窦》）
从其出身看，他父亲是从小吏起家的，所以是下层寒族的代表。这就决定了与上层士族不一致。这就是他和卢杞结盟推倒杨炎的根本原因。安史之乱，他将皇家在东都的神主秘密的藏了起来。说明他本人的文化又有所倾向于士族的文化。神主是代表皇家礼法的，也就是写了历代唐朝皇帝名字的木头牌子。之后他为吕諲所推荐。所以哦我们在看看吕諲为什么推荐他呢？《新唐书列卷一百四十传六十五吕諲传》
吕諲，河中河东人。少力于学，志行整饬。孤贫不自业，里人程氏财雄于乡，以女妻諲，亦以諲才不久困，厚分赀赡济所欲，故称誉日广。
帝复两京，诏尽系群臣之污贼者，以御史中丞崔器、宪部侍郎韩择木、大理卿严向为三司使处其罪，又诏御史大夫李岘及諲领使。諲于权宜知大体不及岘，而援律傅经过之，当时惮其持法，然以岘故，多所平反。
上面两条信息，上一条是写这个人和富家翁结亲，自然得向着富人说话。可是 这个人又很懂法律，说明他的立场在到一定程度上又站在唐王朝的中等社会阶层。起码是自耕农阶层。其总体行动是在皇族的基本指导下的。这个李岘是唐太宗李世民儿子吴王李恪曾孙，信安郡王李祎第三子。综合看是一个中间派，左右都占些。但是，其姻亲的财富比其学术立场当然更有说服力，也就是比较倾向于富人的，只是不那么明显而已。
再看下面郑郢还和肃宗亲近佛教和方士搞斗争，反对皇帝搞这些。这又说明他的立场是偏儒的。特别是和佛教和道教都保持一个距离，说明是中间派的立场。同时他还得到了郭子仪和元载的推荐。这都说明他的基本立场是中间派。但是下面他又接受了李栖筠的推荐。李栖筠（719年－776年4月16日 [1] ），字贞一。赵郡赞皇县（今河北赞皇县）人，李栖筠出身赵郡李氏，。唐朝中期名臣，中书侍郎李吉甫之父、太尉李德裕之祖父。是士族的人。
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查几句体外话。有些学者认为李栖筠不算是士族，其孙李德裕也不是。从其很多政策来看与传统的士族的政策大为不同。所以认为他们不是士族，或者说是唐代中后期不再有士族和寒族的斗争。从现象上看是这样的。这里面有两个问题，某些学者没有搞清楚。第一就是唐代开始的士族由于大量的破产，已经不是隋唐之前的六朝那样的士族了。时代不同，士族本身发生变化了。第二就是，由于语音的固化，我们依然在使用士族和寒族斗争这样的概念。也就是我们现在很难有新的概念来概括社会上斗争的两大主要集团。第三点就是双方在斗争的过程中越来倾向于吸收对方的政策，从而使政策趋同化。这是中唐以后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这是一个过度阶段，一切都在发生变化。最终到了北宋才基本结束。所以，我们在唐代起码以安史之乱为标志，安史之乱后的所谓的士族和寒族的斗争的概念已经大为不同之前较为标准的士族和寒族的概念了。这点自安史之乱后到北宋初之前的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我们只能大概的继续以士族和和寒族的概念来表述两大社会集团。所谓的士族已经凋零，而寒族未必就不衣紫。
从记录看严郢和杨炎也有矛盾。两个人曾经因为是否修建关中水渠发生冲突。杨炎希望修建水渠，而严郢认为修渠浪费民力，老百姓只需要把现在的田地耕种好就行了。后来严郢希望修建水渠作运输通道，杨炎也不同意。两人互相拆台。
郢又言："五城旧屯地至广，请以凿渠粮俾诸城，夏贷冬输，取渠工布帛给田者，令据直转谷，则关辅免调发，而诸城辟田。"炎不许，渠卒不成，弃之。（（《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五 列传第七十◎元王黎杨严窦》））
这条特别体现出其对经济规律的运用，很有现在说的商业头脑。
唐大历十四年（公元780年）六月一日敕：“诸坊市邸店，楼屋皆不得起，楼阁临市人家，勒百日内毁拆，至九月二十日，京兆尹严郢奏：坊市邸店旧楼请不毁。”（（注：《唐会要》卷五九《工部尚书》，第822册，第1037页。转自：由唐入宋都城立体空间的扩展 - 百度文库 https://wenku.baidu.com/view/06e8c730b90d6c85ec3ac6fe.html 作者：宁欣，女，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这是最为典型的严郢代表商业阶级说话的证据。而朱泚正式入京是在大历九年。到大历十四年已经是五年的时间了。这五年是安史之乱后李唐难得的比较安定的时代。而朱泚是典型的商业集团的领袖，此时的这个严郢为商人说话，当然就是为朱泚说话。所以，从罢市的情况看，严郢背后可能和朱泚产生了某种联系。朝廷朝廷向富商借钱，就是打击了富商的利益，而严郢是曾经为富商说过话的。当然也就等于打击了严郢的势力。这也就是为什么卢杞要和严郢闹掰的原因。
进一步说，这也是为什么卢杞拉上严郢打击杨炎的原因。严郢的商人集团的利益和杨炎的代表大富豪和士族的利益是有区别的。卢杞是借助了商业集团的利益一起搬到了代表士族土地富豪的杨炎。例来都重视杨炎的两税法对唐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似乎杨炎就是代表了唐代的商业利益，其实从严郢和卢杞结盟来看，杨炎更多还是代表土地贵族。
从借助商业集团打倒大富豪土地贵族杨炎这个的代表来看，朱泚很可能也让唐德宗和卢杞君臣给合谋利用了。只是这点对于朱泚来说还不损害他的利益而已。
4打倒张镒
扳倒严郢，卢杞的矛头这才对准了张镒。卢杞的办法很巧妙，利用严郢经常私下来找张镒串门的机会制造二人泄密的圈套，将这两个人都给赶出了朝堂。
张镒（？—783年），字季权，一字公度，吴郡昆山人。唐代中期经学家、宰相。朔方节度使张齐丘之子。以父荫授左卫兵曹参军。郭子仪表为元帅府判官。累迁殿中侍御史。肃宗乾元初贬抚州司户参军。徙晋陵令。后迁屯田右司二员外郎。居母忧，以孝闻。与杨绾、崔祐甫善。代宗大历初出为濠州刺史。政务清简，延经术士，讲教生徒，撰《三礼图》九卷、《五经微旨》十四卷、《孟子音义》三卷。李灵耀反，镒严守御，擢侍御史，兼缘维镇守使，迁寿州刺史，历江西河中观察使，改汴滑节度使，以病辞。建中二年（781年），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中书侍郎为凤翔、陇右节度使。建中四年（783年）后营将李楚琳作乱，被杀。
可以说就是在调查蔡廷玉之死的案件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朱滔遣人以蜡书置髻中遗朱泚，欲与同反。马燧获之，并使者送长安，泚不之知。上驿召泚于凤翔，至，以蜡书并使者示之，泚惶恐顿首请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谋，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长安私第，赐名园、腴田、锦彩、金银甚厚，以安其意；其幽州、卢龙节度、太尉、中书令并如故。（《通鉴227卷》）
同时考虑幽州兵的军权问题。也就是要解除朱泚对幽州兵的军权，对凤翔节度使的领导权。
上以幽州兵在凤翔，思得重臣代之。卢杞忌张镒忠直，为上所重，欲出之于外，己得专总朝政，乃对曰："朱泚名位素崇，凤翔将校班秩已高，非宰相信臣，无以镇抚，臣请自行。"上俯首未言，杞又曰："陛下必以臣貌寝，不为三军所伏，固惟陛下神算。"上乃顾镒曰："才兼文武，望重内外，无以易卿。"镒知为杞所排而无辞以免，因再拜受命。戊寅，以镒兼凤翔尹、陇右节度等使。 （《通鉴227卷》）
这实际上等于将朱泚的兵权解除了。换谁是颇为讲究的。必须是当地的兵卒不反感，从这点说，也可以证明张镒和朱泚有某种关系。
这只是一方面，当朱泚开始反唐后，这种联系就切断了：
德宗将幸奉天，镒窃知之，将迎銮驾，具财货服用献行在。李楚琳者，尝事朱泚，得其心。军司马齐映等密谋曰："楚琳不去，必为乱。"乃遣楚琳屯于陇州。楚琳知其谋，乃托故不时发。镒始以迎驾心忧惑，以楚琳承命去矣，殊不促其行。镒修饰边幅，不为军士所悦。是夜，楚琳遂与其党王汾、李卓、牛僧伽等作乱。镒夜缒而走，判官齐映自水窦出，齐抗为佣保负荷而逃，皆获免。镒出凤翔三十里，及二子皆为候骑所得，楚琳俱杀之；判官王沼、张元度、柳遇、李溆被杀。寻赠太子太傅，葬事官给。
可见让他去代替朱泚几乎就是一个忽哟的结果。根本不起作用。他之所以能去就是朱泚给面子啊。当然我们的故事还没有讲到朱泚反唐，德宗出逃奉天的事情。
5小结 唐德宗对开始丧失掌控全局能力
从线索总结看，朱滔朱泚兄弟的矛盾转到朝廷这里，而矛盾的焦点蔡廷玉之死则引出了背后卢杞对严郢这个中间派的右派和张镒这个士族派的两面的斗争。而这还是在刚刚斗倒杨炎的时候。朝廷的派别斗争几乎是不停的在进行中，一个联盟倒下，一个新的联盟起来，。同时内政和对前线平定藩镇战争交织在一起，显得非常的复杂。
至于蔡廷玉是怎么死的，郑詹到底是受到了谁的指令，从最终的可能看德宗本人是最大可能了。严郢不可能，张镒没有条件。此时卢杞最大，所以如果卢杞不是黑手的话，几乎只能是唐德宗了。这是德宗和卢杞上演的双簧。而之所以君臣合谋上演这番大戏，当然还是因为商人罢市——朝廷没有钱。
通鉴在严郢死后加了一句话：
上初即位，崔祐甫为相，务崇宽大，故当时政声蔼然，以为有贞观之风。及卢杞为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离间群臣，始劝上以严刻御下，中外失望。
这是在说严郢被打倒，张镒被赶出朝堂，朝廷内的局势开始发生改变了。大的风波就要来了。中外失望，就是说很多人开始不支持唐德宗了，没有人支持，自然该倒霉了。通鉴这里的话说的非常的委婉。而我们的分析的根本原因就是唐德宗打击这些商人集团和富豪派造成自己的孤立——这正是泾原之变的原因。打击商人的代言人严郢和剥夺朱泚的军权，这就是将长安中最危险的一支势力逼向反唐的道路。可是，不如此，前方的战事也得打败，因为没有军饷。此时的唐德宗是进退维谷了。
没有钱，天子也难做！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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