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王宏偉
武漢戰疫，很多人第一時間在應對問題上想到的，就是“非典”（SARS）。
十七年前，在總結SARS疫情應對經驗的基礎上，我國構建了以綜合性為主要特徵的現代應急管理體系，對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和社會安全事件分類管理、綜合協調。
十七年後，當洶洶而來的新型冠狀病毒再次肆虐時，我國應急管理體制剛剛經歷脫胎換骨式的重大改革。面對新的疫情，武漢方面最初的應對顯得忙亂無序也缺乏經驗。
這暴露出並不僅僅是疫情發佈及時、病源查找確定迅速、醫療物資供應充足等問題，同時促使人們更需要反思一個根本的問題：如何進一步完善我國應急管理體制，實現應急體系和能力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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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之後，我國在國務院辦公廳內設應急辦，履行應急值班、信息彙總和綜合協調的職能。按照制度設計，應急辦對衛生部應急體系與制度建設進行指導，使其做到常備不懈、有備無患。
當重大疫情超越衛生系統應對能力範疇時，應急辦發揮綜合協調作用，調動、整合發改、工信、公安、運輸等多個部門以及企業、社會多元力量共同參與，形成合力。
但是，一個現實問題是，應急辦因規格低而難以協調，這為後來的應急管理體制改革打下了伏筆。
2018年，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拉開了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大幕。
我國整合了11個部門的13項職責，組建了全新的應急管理部，負責主要自然災害和事故災難應對。公共衛生事件與社會安全事件的主責部門分別是衛健委和公安部。
但是，改革方案規定，將原國務院辦公廳的應急管理職責，劃轉到應急管理部，即應急管理部應仍然具有對各類突發事件綜合協調的職責。而且，機構改革賦予應急管理部編制國家總體應急預案並指導相關部門丶包括衛生部門制定、修訂預案職責。
在整合到應急管理部的國家減災委、國家防汛抗旱指揮部、國務院抗震救災指揮部、國務院安委會等四個高層次議事協調機構中，衛生部門都是成員單位，因為災害事故的處置離不開醫療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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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應急管理部需要而且能夠協調衛健委。但是，作為兩平級的正部級單位，應急管理部要協調衛生部門必須擁有更高的制度權威。而且，從此次疫情應對看，構建統一領導、權責匹配、權威高效的應急能力體系迫在眉睫。
從性質看，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是生物致災因子引發的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也是一場巨大的社會危機，需要多個部門、多元主體共同應對。但是，衛生部門作為專業部門發現疫情後，難以協調其他部門第一時間響應。
當疫情蔓延開來、引起中央領導同志重視後，各方面的力量和資源方才調動起來。而且，武漢疫情應對似乎沒有日常準備充分的應急機制在運行，一切都顯得忙亂無序。
改革後，新成立的應急管理部門作為疫情聯防聯控機制的組成部分，在做好自身防護的同時，二十四小時枕戈待旦，以做到聞警即動。
但是，應急部僅僅作為一種力量是不夠的，因為公共衛生事件應對實際需要高規格的常態應急管理機構協調。臨時成立指揮部以應對重大疫情的缺點，是不利於制度的更加成熟與定型，也不利於經驗和教訓的積累。
未來，應急管理部門不僅要統籌自然災害與事故災難應對，而且至少還要協調公共衛生事件應對，其意義是：
第一，實現常態衛生應急與非常態衛生應急結合。當一般疫情發生，衛生部門單獨可以應對；當重大疫情發生，衛生部門負責專業救治，應急部門負責綜合協調。
第二，防救結合。應急與應急戰時相互配合，平時衛生部門做好疫病防控，應急部門指導衛生部門做好應急準備，包括與其他救援力量聯演聯訓，進而提升國家總體應急能力。衛健委應急辦可在兩部門之間發揮橋接型組織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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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九集體學習中，中央最高領導人強調，推進應急體系和能力現代化，要發揮應急部門的綜合優勢和其他部門的專業優勢。在重大疫情應對中同樣適用，即統合應急部門的綜合優勢與衛生部門的專業優勢。
如果在重疫情期間疊加重大自然災害或安全生產事故，統合的必要性就會更加突顯。這不是杞人憂天，因為只有以大概率思維預防小概率事件，才能把“黑天鵝”和“灰犀牛”都裝進制度的籠子。
推進應急管理改革需要持續發力，而不能一促而就。
為了加強對日益複雜、日益不確定突發事件的統一應對，我國必須提升應急管理部門綜合協調方面的權威，特別是國家建立應急指揮總部時，要將公共衛生事件處置職能整合進來，這有利於高效應重大疫情、有效維護公共安全和社會穩定。
重大疫情是小概率事件，只有與災害事災統一考量，才有可能不斷更新應急制度。
吃一塹，長一智。希望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應對再一次開啟完善應急體制的“機會之窗”！
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國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圖片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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