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閱中國革命史，常令我感慨萬千。人脈，在其中起著很大的作用。僅就軍事方面來說，朱德元帥的人脈資源最得力。他在雲南講武堂的那些同學，雖處敵對陣營，卻多次冒險幫助他這位老同學，有的還不惜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可歌可泣。
當然，這也得歸功於朱德的人品好，人緣好。
1927年1月，時任國民革命軍楊森第20軍黨代表的朱德，離開該軍到了武漢。朱德遵照中央軍委指示，前往南昌，轉到當時正駐紮在南昌一帶的國民革命軍第3軍朱培德部工作。
朱德同這支滇軍部隊的高級軍官們有著很深的歷史淵源：軍長朱培德和師長王均、金漢鼎等都是朱德在雲南陸軍講武堂的同學，以後又長期在滇軍共事，交情很深。
另外，朱德還有一些雲南陸軍講武堂的同學當時也在江西及其周邊活動，例如國民革命軍第9軍第27師師長楊如軒和國民革命軍第16軍軍長範石生等。
朱德
見了老同學朱培德後，朱德建議成立一個軍官教育團。朱培德欣然採納了這一建議，並任命朱德為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團長。教育團雖然名義上隸屬於國民革命軍第3軍，但實際上受中共中央軍委和江西省委的領導，成為培養軍事人才的一個重要基地。培養的學員當中，中共黨員多達數百人，在南昌起義及以後歷次革命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朱培德生於1888年，比朱德小2歲，是雲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祿豐縣人。在講武堂就讀時，朱培德與朱德品學兼優，表現出眾。每逢遇到外國領事到講武堂參觀，總辦李根源總是從學生中指令這兩人出來指揮。他倆配合默契，指揮有方，時稱“模範二朱”。
1927年4月7日，朱培德就任國民黨江西省政府主席。僅隔兩天，他就任命朱德為南昌市公安局局長。如此一來，朱德一手抓軍官教育團，一手抓地方治安。
蔣介石“清共”命令下達後，朱培德原打算只把擔任政工職務、已暴露身份的共產黨員“禮送”出境，無奈待在第三軍的140多名共產黨員身份全已暴露，迫於形勢，他只得將這些共產黨員全部“禮送”出境，朱德也在“禮送”之列。不過此時，朱培德尚沒有向共產黨人舉起屠刀，其間很大的一部分因素是因為朱德的面子。
1927年6月下旬朱德被“禮送”出南昌，去武漢途經九江訪晤另一位老同學金漢鼎時，享受了“金漢鼎列隊歡迎，還吹三聲軍號致禮”的禮遇。
朱德離開九江來到武漢後，立即向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周恩來彙報了他在南昌的活動情況，並提出可以在江西進一步發展革命武裝力量。鑑於朱德對南昌情況比較熟悉，中央遂派他先趕回南昌。
1927年7月20日，朱德乘江輪抵達九江，一下船，便直奔贛北警備區司令部找到金漢鼎。
此時已任國民革命軍第5方面軍第9軍軍長兼贛北警備區司令的金漢鼎很忙，他正欲上廬山開會。金漢鼎告訴朱德，說朱培德打電話通知他——汪精衛和張發奎上了廬山，有要事相商。
也正是這天，譚平山、李立三、葉挺等同聶榮臻一起在九江開會，決定實施南昌起義。
時間太緊迫了！第二天，朱德婉言謝絕了金漢鼎留他上廬山休憩幾日的邀請，秘密趕回南昌，投入到緊張的暴動準備工作當中。
1927年7月下旬，朱培德已覺察到朱德、賀龍、葉挺等聯繫密切，必有重要舉動的情況下，不僅不控制朱、賀、葉等人，反而差遣手下的師長、也是朱德同學的王均到遂川掌握部隊，自己則向蔣介石請假上廬山療養，在客觀上為南昌起義提供了方便條件。
南昌起義前夕，朱德曾給又一個老同學、駐臨川的國民革命軍第9軍第27師師長楊如軒（雲南賓川人）寫信。朱德在信中曉以革命大義，勸其棄暗投明，一起南下廣東。南昌起義軍南下之際，朱德又派人給楊如軒送去一信。楊如軒沒有回信，只是匆匆支走了送信的客人：“請轉告玉階兄，望他多保重，我自有主見。”
1927年8月3日，起義軍分批撤離南昌，朱德率第9軍教育團作為先遣隊踏上了南下的征程。駐臨川的楊如軒得知起義軍要經過那裡，考慮到同窗之誼，就把駐軍撤到了城外，悄悄地讓開一條南下的大路，使起義軍順利通過撫州，經宜黃、廣昌直指瑞金。如果當時楊如軒以逸待勞、竭力阻截，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11月上旬，朱德率領起義軍餘部抵達湘粵贛三省交界的上堡、文英、古亭一帶山區，這恰好又是楊如軒的防區。朱德立即寫信給楊如軒，希望老同學能“沓起眼皮，把上猶借他練兵三個月”。楊如軒雖未作正面回答，但確實“沓起眼皮”，又一次做了起義軍的“避風港”。
朱德於是抓住這個難得的間隙，在江西崇義縣開展“上堡整訓”。這是起義軍自南昌開拔以來，連續經過3個月長途轉戰，取得的一個暫時相對穩定的環境，使部隊得到了較好的休整。
“上堡整訓”時，朱德在報上意外地看到了國民革命軍第16軍已從廣東韶關移防到同江西崇義接鄰的湖南郴州、汝城一帶。天寒地凍，大家穿的還是起義時那身單衣短褲，糧食、薪餉更無著落，尤其嚴重的是槍支彈藥和被服無法得到補充，朱德、陳毅、王爾琢等為此焦慮不安。
朱德便寫了一封信給國民革命軍第16軍軍長範石生，希望這位老同學能開展合作。
範石生這位老同學，給朱德幫忙幫大了！
範石生是雲南峨山人，比朱德小一歲，早在1923年，他就是第2軍軍長，被孫中山親自授予了陸軍上將軍銜。1909年，範石生考入雲南陸軍講武堂丙班。因成績優異，同時與朱德被選入特別班。兩人遂訂金蘭之交，過從甚密。
朱德給範石生的信發出約半個月後，範石生覆信了，還派人與朱德聯繫，表明願意合作。
1927年11月21日，朱德親自趕往第16軍第47師師部駐地汝城，與範石生的代表曾曰唯談判。最後達成協議：同意朱德提出的部隊編制、組織不變，要走隨走的原則；起義軍改為第16軍第47師第140團的番號，朱德化名王楷，任第47師副師長兼第140團團長（不久，範石生又委任朱德為第16軍總參議）；按一個團的編制，先發一個月的薪餉，並立即發放彈藥和被服。
當時，第16軍軍需處長唐鳳翥還不解地說：“範軍長平時對一槍一彈都看得像命根子一樣，今天卻對朱德這個老同學、老朋友這樣慷慨！”
之後，為醞釀湘南暴動，朱德在汝城還召開了中共衡陽地區所轄各縣縣委書記會議。對於這些，範石生從不過問。
1928年初，朱、範合作的事被告密，蔣介石下令要範將朱德部隊解除武裝，將朱德解京正法。範石生不忘舊誼，信守協議，立即寫一封密信派秘書楊昌齡前往韶關犁鋪頭第一四○團團部交給朱德，同時又派侍從副官和軍需處送去1萬大洋作為路費。範石生在信中特囑咐朱德率部要走大路，不要走小路，以免部隊遭受損失。
朱德就此率部脫離險境，收集廣州起義部分失散人員後折向湘南，湘南暴動後又發展了新的武裝力量，將擁有1萬多人的革命武裝帶上井岡山，鞏固和發展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此後，朱德保存的南昌起義的革命火種便引發了中國革命的燎原之勢。
對於範石生的幫助，多年之後，朱德還深情地說道：“他接濟我們十萬發子彈，我們的力量又增強了。他還一個月接濟萬把塊錢、醫生、西藥、被單……在紅軍的發展上來講，範石生是值得我們讚揚的。”
範石生後被蔣介石解除了兵權，抗戰爆發後回雲南，在昆明以行醫為業，不再過問政事。1939年3月在出診途中被人行刺於昆明街頭，終年52歲。
刺殺範石生的兇手究竟為何人，目前有兩種最普遍的說法。第一種為國民黨提供，刺殺範將軍的兇手楊維騫、楊維驤是範石生在雲南講武堂同學楊蓁的兩個兒子，作案後他們說是"子報父仇"。
第二種說法為朱德、周恩來的回憶和敘述。蔣介石對範石生援助了朱德部隊恨之入骨，但因範石生與國民黨內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黃紹竑、李品仙、何健、朱培德、李濟琛、陳濟棠等關係非常好，所以蔣介石不敢隨便殺範石生，就以範剿共不力，降其軍職，從上將軍長降到少將師長而羞之，最後將他的部隊解散。範石生脫離國民黨軍隊，孤身回鄉後在昆明被害，是蔣介石的陰謀。
楊維騫兄弟一直否認現場還有第三個兇手，以此證明自己是子報父仇。根據當時昆明法院的審理查證，範石生身上有12處槍傷，和兇手所說只開了三槍嚴重不符。而且拉範石生的黃包車伕親眼所見，至少有三名兇手從不同方向朝範開槍，應是有預謀的謀殺。
結果只判處楊維騫有期徒刑9年零5個月，楊維驤有期徒刑1年11月，還緩刑3年。
楊維騫並沒有向國民政府、法庭以及報界提供範石生殺他父親的證據。 有人說他只坐了10個月的牢，後來就一直在家。
楊維騫被釋放後，隨即到國民黨的國防部工作，那些地方不是隨便什麼人就能進去的。實際上，刺殺範石生時，楊維騫是國民黨中央軍校的學生，此前他還上過國民黨政治大學。由他出面行刺，也能說明這起謀殺案的政治性質。
當年，楊蓁不是範石生主使打死的，是範石生手下的徐德師長帶領譁變的團營長和士兵在雨中打死的。範石生與楊蓁是同學，又是生死之交的金蘭兄弟，而且一起參加護國戰爭（楊蓁曾任靖國聯軍總參謀長、滇軍第三衛戌司令等職），還共同參與了反對唐繼堯的討伐。唐繼堯復辟後，楊蓁懷鉅款逃往香港，他的部隊就瓦解了。是範石生將楊蓁請到自己的部隊讓他擔任師長，後又任參謀長兼前敵總指揮的。楊蓁也盡職盡責出了大力。那麼好的朋友，沒有利害上的衝突，不可能自相殘殺。
朱德後來曾說過楊蓁被殺一事：“範石生與楊蓁都是我的知心朋友。楊蓁耿直而欠委婉，忠厚而不講策略，善於攻敵而不善於團結中下級官兵，清高廉潔而不善團結同僚，疾惡如仇而不善於助人改過，操之過急，遭致慘死，太可惜了。石生熱愛子弟兵兼有兩面性優點，故善待官兵，屢次轉敗為勝化險為夷。”
他還說：“範石生和我對楊蓁之死談過多次，談得很詳，我也調查過，確實不是範石生指使人打死的。當時他身失自由，面臨全軍瓦解。兇手行兇後即逃逸，無法懲辦兇手。再提追查兇手，全軍立即潰散，他自己也生命難保。”
楊蓁還有個兒子叫楊維駿，現已98歲，仍在世，曾任雲南省政協副主席。這是個大好人，退休後退而不休，事蹟很了不起，大家可自行搜索瞭解之。（劉繼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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