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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捨生取義”來形容這場債務危機的轉移是最恰當不過的。
在前幾年的債務大部分是被地方機構、國有企業、上市公司、大型私企包乾。居民在債務中的比重不高，佔GDP的20%都不到。可經過這輪城鎮化建設的推進過程中，居民債務快速增長，到2017年已佔到了GDP比重的48%。巧妙地把地方和企業的有限責任債務轉化為居民個人的無限責任債務。
這個債務比重已經遠遠超過了其它發展中國家，可以說是危機四伏。而更能體現債務風險的還是與可支配收入的比較，目前我國的居民債務佔到了可支配收入比重的107.2%，超過了以消費超前意識為主導的美國，並逼近了美國金融危機時期的歷史最高水平。
高債務率在短期內緩解了地方和企業的壓力，但副作用也開始顯現出來。
伴隨著家庭債務的累積，家庭債務結構也變得越來越多樣化，給家庭帶來的流動性壓力增加了問題的複雜性。
首當其衝的是對消費已形成擠出效應，致使消費增速連續7年下滑、企業經營活力下降並被動加槓桿，拖累了結構性去槓桿的進程和經濟發展。反過來開始制約著經濟的發展。
可如何才能減少槓桿，何時才能取消槓桿？
這個債務大部分來自於房地產按揭貸款，一般要20年左右的貸款期限。還有不可能在未來十年，甚至更長時間裡會大幅減少貸款幅度。因此，債務不太可能在一定時期內迴歸常態。
但通過以下方式減緩。
1）增長居民收入
通過增加居民收入，尤其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包括工資收入及租金收入等）。在未來的大環境下，租金、物價、匯率、生活成本會繼續上升，相信工資收入的增長是不可能跟著物價的上漲節奏。最好的存錢時期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2）推行自然人破產製度
像西方國家學習，推行自然人破產製度，把個人的債務從無限責任改變成有限責任。在房價下跌過程中，讓資不抵債的居民申請破產，從而減少債務。
3）加快出臺房產稅制度
通過合理設置房產稅，讓多套房產者交納高額的房產稅，使其出售手中房產。並通過提高剛性需求的首付比例來減少債務的總規模。
4）讓貨幣快速貶值
通過貨幣快速貶值，提升GDP總量，稀釋債務比重。從而起到減少債務比例的作用。
以上的幾條假設其實都沒有可操作性，而最好的增長可支配收入方法又不太可能。這樣看來，只能維持目前的高債務比重的現狀這華山一條路。
鞅論財經
“家庭負債率”本身就是一個“偽概念”，債務與負債率的區別不是“等量代換”概念的放大劃分，概念的限制是大白話意思是：在一定範疇內運動，放大或縮小！假設家庭債務的債權人是銀行，而銀行的放貸以及信用卡發放所形成的“不良貸款率”是形成“債務率”的前提，在這裡的“債務率”是“集成”的，但是“債權人”卻是“國家或者民營銀行的出資人”，這裡的“債權人”與上述的“家庭”債務不管是放大還是縮小，其“周延”的概率應該可以列入忽略不計的範疇，因此“問題偽概念”形成，形成的原因無非就是“把個人的問題集約化”，轉嫁風險給國家或者社會的管理部門，繼而侵害不明真相的其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