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25 “修昔底德陷阱”的深意:大國對抗的邏輯

修昔底德陷阱始終是一個熱門的討論話題。在以前的討論中,我常聽到這樣一種觀點:既然歷史上大國之間的對抗時常發生,那麼“修昔底德陷阱”就是無法避免的,就勢必然的。說到這讓我想起了一段經典的相聲段子,說:一個人因為吃方便麵死了。吃方便麵還能死人?對啊,他要吃方便麵,下樓去買,結果讓車撞死了。不可否認,歷史上的大國對抗確實時有發生,但就此簡單地得出“修昔底德陷阱”必然發生,無法避免這樣的結論是不恰當的。今天我們就來聊一聊這個話題。

雖然不同時代、不同地區都有著各自不同的特點,但是各國在對國際關係的處理中,都遵循著一定的行為邏輯。這一行為邏輯也構成了現實主義外交的理論基礎——各國的行為最核心的目標就是追求本國利益的最大化。這一理論是我們看懂一國行為的基本出發點。具體到大國對抗甚或戰爭的問題上時,就是一國在決定是否加入戰爭之前必須考慮加入戰爭的收益是什麼,代價又是什麼。衡量打仗和不打仗哪個對我更有利。《孫子兵法》強調“多算者勝”即是這個道理。不論是既有大國還是新興大國,都會在“多算”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國家戰略——“大戰略”。對“大戰略”的執行和調整就成為本國實現利益最大化這一目標的根本了。通俗來說,就是在確立目標之後,通過計算和分析形成方案,然後再根據現實情況來執行方案或者靈活調整,從而更好地實現目標。

“修昔底德陷阱”的深意:大國對抗的邏輯

耶魯大學教授漢斯·摩根索為現代國際關係研究立下汗馬功勞

但是這裡存在一個問題:我們對歷史的解讀是建立在我們已知結果的情況下進行的合理推導。但現實情況是大戰略的形成是不知道未來的。執行者和謀劃者可以推測不同的結果,形成不同的方案,提出各種應對法則。但是永遠無法準確的知道對方一定會怎麼做。另一方面,理論是理性的,但是執行者是感性的。這二者結合起來就會造成了誤判,從而導致“撞車”的發生或者事與願違的出現。

理論聯繫實際,我們來看看歷史上的幾個經典案例。既然我們談的是“修昔底德陷阱”,那麼我們首先就要聊一聊發生在公元前5世紀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就是這場戰爭的親歷者。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們已經詳細討論了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的原因,這裡只做總結。斯巴達和雅典本身都不願意彼此間爆發大戰。在《三十年和約》主導下的希臘國際體系中,雙方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確立了雙方各自的霸主地位:斯巴達的伯羅奔尼撒同盟和雅典的提洛同盟平分秋色,雙方在各自的體系內發展壯大。與普遍的認為不同的是,斯巴達的盟國科林斯和墨伽拉才是這場戰爭的始作俑者。斯巴達支持二者的動機實際上是擔心科林斯和墨伽拉的背盟可能損害伯羅奔尼撒同盟,這個同盟是斯巴達立足的根基。另外,雅典的伯利克里之所以拒絕斯巴達的解決方案,是因為斯巴達拒絕通過仲裁解決爭端的做法違背了《三十年和約》的規定,這實際上等於是雅典像斯巴達的威脅屈服。同時,伯利克里提出的軍事戰略,即憑城堅守,不與斯巴達陸軍對抗。斯巴達無法在陸地上擊敗雅典,也就認識到雅典的不可戰勝,也就會放棄戰爭重回《三十年和合約》。這一戰略的初衷是藉此結束戰爭。但是這種戰略等於是將主動權拱手讓給了別人,客觀上推動了戰爭的發生。

“修昔底德陷阱”的深意:大國對抗的邏輯

伯利克里在演講

另一個經典案例是一戰之前的歐洲。1871年德國統一之後,俾斯麥充分地認識到德意志第二帝國在中歐的崛起徹底打破了歐洲的均勢,因此俾斯麥通過《德俄再保險條約》《地中海協定》《德奧同盟》和《德奧意三國同盟》等複雜的條約體系打造一個將歐洲除了法國之外的所有大國都囊括進來的國家關係網,形成彼此需要的格局。從而實現歐洲的和平。在軍事層面,德國傑出的軍事家老毛奇制定了西守東功的軍事戰略:在西線守住法國的進攻,同時在東邊對俄國形成優勢,最終為德國贏得和談的籌碼。可以說,老毛奇的核心目標依舊是實現和平。但是到了施利芬和小毛奇時代,軍事戰略卻完全改變了。由老毛奇的利用有限勝利達成無限的政治成果,變成了將法國徹底擊敗這樣的巨大的軍事目標。無獨有偶,德皇威廉二世重用的海軍元帥提爾皮茨準確的認識到建設強大海軍的意義。海軍是英國的根基,只要對英國海軍造成嚴重傷害,即是德國海軍全軍覆沒也沒有關係,這樣的威脅存在就會迫使英國謹慎考慮戰爭,甚至畏懼戰爭。但是,提爾皮茨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拒絕了與英國談判的機會。這樣一來就將英國徹底置於自己的對立面。

“修昔底德陷阱”的深意:大國對抗的邏輯

施利芬計劃將軍事戰略凌駕於政治目標之上

通過對伯羅奔尼撒戰爭和一戰的分析我們看到,戰爭的主要參與者的初衷都是避免戰爭,或者至少是將戰爭的代價最小化。為什麼?因為不論是斯巴達、雅典還是德意志第二帝國都是現有國際秩序的受益者,他們都是在這樣的秩序中發展壯大的。他們謀求的是對現有秩序的維護和調整,而非徹底的改變。但是大國間的全面戰爭一定會徹底改變現有秩序。因此,他們可以接受有限戰爭,但是絕對不希望徹底大戰。

但是他們都犯了一個錯誤,將軍事戰略凌駕於大戰略之上,偏離了最有利的目標。

從反面來說,二戰中的德國確實是要徹底改變現有國際秩序,這場戰爭是蓄意發動的徹底的大戰。但是它的爆發是建立在一戰後脆弱的,而且是失敗的凡爾賽體系之上的。對於這個體系,各方都不滿意。不僅是德國、日本和蘇聯,即使是英國和法國也認識到凡爾賽體系的問題,美國乾脆推出了國聯。因此這個體系是必須改變的。德國選擇了各種改變方法中最徹底但也是代價最大的一種——世界大戰。很多人會利用二戰的例子來佐證“修昔底德陷阱”。但是這裡有一個邏輯上的矛盾。“修昔底德陷阱”核心觀點是現有大國和新興大國之間的對抗。但是美國和蘇聯在當時和德國一樣都是新興大國。二戰實際上仍舊是大戰略的對抗。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修昔底德陷阱”並非不可避免。大國在“廟算”的階段必須充分考慮戰爭的收益與代價,制定合理的軍事戰略,並以明智的軍事戰略與外交戰略支撐國家大戰略。而這個“明智”就是我們研究歷史的意義所在。“修昔底德陷阱”的真正內涵,是以歷史上的災難來警示後人。如果將此理解為戰爭不可避免,那就徹底跑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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