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後，希臘各城邦陷入了普遍的危機。作為重裝步兵主要來源的中小土地所有者，在失去了土地後紛紛破產，傳統的兵制走向衰落。與此同時，希臘僱傭兵迅速發展，造成了城邦危機的進一步加深和公民集體意識的崩塌。
（一） 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後的城邦危機
公元前 431 年-404 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給希臘世界帶來了致命的打擊，它是古希臘城邦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在這場戰爭之前，希臘各城邦間的戰爭還有著季節性的規律：耕種的季節和打仗的季節是分開的，沒有交叉和重疊。一般等到冬天來臨，城邦間就互相休戰。
伯羅奔尼撒戰爭
到了伯羅奔尼撒戰爭，由於其殘酷性和慘烈性，公民卻不得不被迫在農耕時節前往戰場，這不僅違背了古希臘的習俗，更嚴重影響到了公民兵的農業生產活動。這場持續了近三十年的戰爭，消耗了城邦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大量的公民在戰爭中喪命，成片的土地被荒棄。戰後廣大農民更是由於失去土地而紛紛破產，使民主政體的所依賴的經濟基礎遭到破壞。公民與土地的分離使公民兵制度逐步瓦解,傳統的兵制已經難以再繼續維持下去了。
古希臘
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後，城邦陷入各種各樣的危機。危機表現在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內部的危機主要是由於戰後貧富差距加大造成的，貧富差距導致城邦內部階級矛盾不斷激化，政權頻繁更替；外部的危機則是由於以前各城邦間的矛盾沒有得到完善的解決，而戰爭後由於力量的重組新的矛盾又出現了，特別是由於斯巴達的強權政權所帶來的不滿。不過，古希臘各城邦並不是同時陷入危機的，曾經一些比較強大的城邦如雅典、斯巴達等，率先受到危機的影響，而相對比較落後的城邦如底比斯等，他們受到危機影響的時間稍微晚些。
總之，伯羅奔尼撒戰爭，使希臘各城邦在戰後紛紛陷入危機。它的主要表現是:城邦基礎的崩潰和公民兵的衰落。
近三十年的戰爭給古希臘各城邦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據修昔底德記載：“伯羅奔尼撒戰爭不僅繼續了一個很長的時間；並且在整個過程中，給希臘帶來了空前的痛苦。”
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後，城邦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開始瓦解崩潰。
古希臘雕塑
自城邦形成以來，古希臘社會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就是公民的小農經濟。在古希臘，對土地的所有權是公民的標誌。一個公民失去土地也就意味著在政治上失去公民權。不過，土地的重要性並不是意味著手工業和商業活動不發達，而是說明即使手工業和商業十分繁榮，相對於農業而言，他們對城邦政治生活的影響也是次要的。實際上，在古典時代，土地一直是個人財富的象徵和收入的主要來源。
但是，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對土地的破壞，以及戰後土地兼併和大奴隸制經濟的發展，使城邦的小農階級逐漸喪失生產資料，淪為遊民無產者。小農經濟的逐步解體，使得城邦制度的經濟基礎不斷瓦解崩潰。
在古希臘，城邦內的公民享有兩個方面的特權：公民的財產所有權（尤其是對土地財產的所有權）和政治權利（包括人身自由的權利和參與政治生活的權利）。
古希臘
但是，對土地的所有權是其享有政治權利的前提，公民一旦失去對土地的所有權，也就意味著失去城邦的政治參與權。擁有小份土地的自由農階級是城邦公民群體的主體，更是古希臘城邦社會的基石。以雅典為例，在古典時期，組成雅典公民的主體就是擁有一定數量土地財產、但卻並非屬於大地主所有者的重裝步兵階層和小農階層，他們佔據了公民群體的三分之二以上，甚至可能達到五分之四。
這充分表明，自由農階層是雅典城邦公民群體的主體。他們擁有自己的土地，享有來自城邦對其財產的保護權。除此之外，無論是在民主政治的城邦，還是在貴族寡頭政治的城邦，自由農階層都有權參與城邦的政治生活，特別是公民大會。
古希臘
自由農的政治權力來自於其與貴族的不斷鬥爭。城邦早期的軍隊並不是職業的，而是由城邦公民組成的公民兵。承擔兵役是公民的義務，也是一種與公民政治和經濟地位相聯繫的權利。在城邦的早期，隨著重裝步兵階層逐漸成為戰爭的決定性力量，他們開始要求享有更多的經濟和政治權利。最終，他們與貴族的鬥爭不僅獲得了勝利，更推動了城邦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正因為自由農階層是城邦制度的基石，所以自由農階層的興旺同城邦政治生活的生命力密切相關。這也是為什麼城邦有時候會頂住來自貴族階級的強大壓力、力圖改善自由農階層的境況、甚至向貧困農民分配土地的原因。
然而，伯羅奔尼撒戰爭“震撼了希臘城邦原有秩序的基礎”，參戰雙方均受到沉重打擊，希臘城邦也從此陷入危機，自由農階級更是面臨破產的窘境。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後，大奴隸制經濟得到發展，土地兼併現象越來越嚴重，大量自耕農破產，有的甚至淪為遭到富有農民的奴役。自由農土地的喪失，意味著公民權的喪失。富人和窮人在經濟和政治的矛盾不斷激化，古希臘城邦的社會基礎逐漸崩潰。
古希臘
此外，戰後公民在經濟上的貧富分化和政治上的有權無權的分立，改變了城邦的社會風氣和公民的精神面貌。這主要表現在城邦統一的公共生活逐漸瓦解，公民共同體意識日益淡化，公民責任感消退，城邦的理想開始破滅。
總之，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後，城邦由於不能繼續為城邦內的公民提供一種良好的生活方式，逐漸喪失了凝聚力。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伯羅奔尼撒戰爭是城邦制度的終結，而自由農階層的破產是導致城邦政治生活方式衰落乃至崩潰的根本性原因。
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後，公民兵制逐漸走向衰落。在過去，城邦一直堅持公民兵制，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會選擇使用僱傭兵。但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後，使用僱傭兵已經成為古希臘世界各城邦的一種普遍現象了。戰場上的僱傭兵數量越來越多，導致公民兵在城邦軍事體系中的地位開始動搖。在古風時代，僱傭兵主要盛行於公元前 7-6 世紀的僭主時期。僭主通過利用僱傭兵來鞏固自己的政權。
這是因為，僱傭兵與僭主之間這種依靠金錢建立的關係似乎比公民兵更為可靠。
古希臘
僭主統治在希臘衰落後，僱傭兵一度走向低落。但是，從公元前 5 世紀起，僱傭兵的使用又開始增多起來了。尤其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一些軍事任務和戰役都是由雙方的僱傭兵完成的。這些僱傭兵在戰場上主要從事槳手的工作，當然重裝步兵中也有他們的身影。不過，一般只有在遠征時，城邦才會使用僱傭兵來替代部分公民兵。到了公元前 4 世紀，僱傭兵的使用就已經非常普遍了，就連過去一直堅持使用公民兵的斯巴達也開始使用僱傭兵了。
公民兵走向衰落的原因主要在於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後的城邦危機。所謂的城邦危機，實際上是當時古希臘城邦出現的一場社會危機。伯羅奔尼撒戰爭後，城邦公民數量大量削減，農業遭到破壞。同時，城邦內部也出現了激烈的內訌，使人們對城邦的責任感和榮譽感退化，與城邦的聯繫減弱，這些問題都阻礙了公民兵的繼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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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伯羅奔尼撒戰爭和瘟疫造成了城邦公民數量的急劇減少，這從根本上限制了戰後公民兵的來源。以雅典為例，雅典人在西西里遠征的撤退中被俘 7000多人後，讓雅典人認為他們已經沒有能夠補充軍隊的適齡男青年了。除了被俘和戰死的士兵外，戰勝方有時會在佔領城池後殺光城邦的成年男性。作為戰勝方的斯巴達及其同盟軍也面臨了公民數量的大量削減。據哈蒙德估計，斯巴達在戰爭中損失了大約 1000 名公民，不過這對於在戰前僅有 4000 名公民的斯巴達來說已經是很大的損失了。城邦公民人口的急劇減少，造成戰後一些城邦很難在短時間內重新恢復戰前城邦的公民兵數量。此外，瘟疫也是造成雅典公民兵源枯竭的重要原因。伯羅奔尼撒戰爭開始前，雅典第一、二、三階級的公民數量大約有兩萬六千人，等到戰爭結束時人數急降到了三千人。
第四等級公民在公元前 431年約 1.4 萬人，到戰爭結束時僅為 5000 人。總之，公元前 431 年雅典公民共有 4萬人,而到了公元前 404 年，僅剩餘 8000 人,公民兵源的枯竭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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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戰爭也給土地和農業帶來了巨大的災難。我們知道，古希臘城邦的公民兵主要來源於擁有小份土地的農民。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交戰雙方頻繁地破壞對方的農作物和土地，導致城邦大量土地的荒蕪，最終造成戰後城邦內農民階級的破產，使他們難以繼續依靠土地生活，也使他們無力再繼續承擔公民兵的負擔。
此外，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後，由於貧富差距急劇拉大，城邦內部各等級公民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前，城邦還能從維護公民集體，鞏固城邦政權的角度讓富者繳納額外租稅，承受強迫公債，即所謂富人的“公益捐獻制度”。然而伯羅奔尼撒戰爭後，城邦權威蕩然無存。窮人與富人之間的矛盾不斷尖銳，富人再也不肯執行昔日的公共捐獻而救濟貧困公民，而城邦對此也無可奈何。這不僅不利於公民兵內部的團結，還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公民兵制的繼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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