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奔跑在成长的路上，也，独行在遗失的路上。
那些陪伴成长，记录时光，深藏回味的古物（法），因了我们的个人情感，个人认知，恋恋不忘。可，它们终在岁月的轮转中，愈行愈慢，如同一位踽踽独行的老者，渐被我们抛至背后，老远，老远。
幼年，不知爆米花为何物，只知黄陂方言中“米泡”——确切地说，是“泡”——的存在。虽然，那只是大米受热膨胀后的产物，可那个年代的孩子，爱之又爱。
如今想来，那爱，或许不是因为米泡本身，而是米泡伴侣——砂糖，或糖精。
母亲每年都“炒泡”，且固定两次——腊月间最闲的一次，农忙里最忙的一次。
农忙季，母亲忙里偷闲，挑个晴朗天气，摊晒冻米，而后，和着不知炒过多少年，黢黑光亮的沙，一铲一铲翻炒。
其时，我对父亲关于米泡的吃法嗤之以鼻。
父亲包揽了农忙中一切重体力活，母亲或踩着时间，或按着劳动强度，在不到饭点的时候，适时地为父亲准备米泡——用自家泡茶的大瓷杯，盛上大半杯米泡，加水，加盐，外加一坨白花花的猪油。
那有什么好吃的，又咸又油，像我这样吃多好——拌砂糖可干吃，加开水，再加糖或糖精可湿吃。香甜可口，滋滋美味。
虽如是想，却不曾说。家里的砂糖不是随时有，母亲有她红糖胡椒冲开水喝的习惯——据说顺气——如果跟父亲说了，他也用糖，那我怎办？
我小心翼翼地守着自己的小心思，一守好几年。
母亲依旧每年炒两次米泡，最忙时炒，最闲时炒。她也依旧会在每年的农忙季，时时为父亲冲猪油盐水米泡。至于我，理所当然地享受着至甜美味——加糖的干米泡，或湿米泡。
不知哪年起，我对母亲炒的米泡提不起丝毫兴趣，哪怕米泡伴侣——糖，或糖精——依然存在。
那时，众多伙伴亦如我般，对“炒泡”深恶痛绝，转而对“炸泡”情有独钟。
流行“转乡”的曾经，一位老人在某日拉着个奇怪的机器，走进南新集。
孩子们看稀奇似的，挤在外来者身旁。黑！黑的闷罐，黑的长长口袋，黑的手，黑的面孔。仿佛，他就来自于黑暗世界。
老人把米倒进闷罐，同时加入的，还有几颗糖精，用力将盖子拧紧。而后，一手拉着风箱，一手转动炉上的罐子，匀速，有节奏。
待他觉得差不多了，停下手中的拉、转，倏地起身，提起那烧得火热的闷罐，将罐口对着长长的黑口袋，脚一蹬，手一掰，轰的一声，烟雾缭绕。口袋里，竟是白花花的，肥硕的米泡。
原来，那是“炸泡”。
老人给每个小家伙抓了一小把，笑着吩咐：“快气叫嗯的大人来炸泡”。
炸出的米泡，我们捧在手里，闻在心里，鲜香无比，简直就是高大上的存在。轻轻放几颗到小嘴里，甜，几乎遇液即化，无需咀嚼。
老人炸的米泡，洁白，肥硕，香甜，而母亲炒的，泛黄，干瘪，无味。两相对比之下，其实无需老人吩咐，小家伙们也会闹着要大人拿米拿钱“炸泡”。
兴奋地跑回家，对母亲说了“炸泡”的事。母亲却是极其平淡，说家里还有炒的米泡，不炸。任我撒娇，哭闹，母亲依旧不松口。
我知道母亲的脾气，她说不炸，那是肯定不会炸的。
收起泪水，返至“炸泡”处。不能炸，不能吃，我还可以看的。那里，已经挤满了大人小孩，他们排着长长的队，或端盆或拿碗——盛着白花花的大米——也都无一例外地拿着大大的塑料口袋。
作为编外人员，我站在队伍一侧，闻着香，安静地看着。
队伍里的小伙伴，一个个喜笑颜开，手中的口袋，如凯旋归来的战旗，呼呼作响。那是，胜利的招展，更是，对我这样一个失败者的耻笑。
我终究没有机会大口大口地吃炸出的米泡。
此后，老人多次前来。小伙伴们每次都兴高采烈地拿米拿袋，大口品尝。既无望，我也不哭不闹，依旧在每回，挤在伙伴们的欢笑里，闻香，闻泡。
老人再一次来时，我在队伍里却发现了母亲的身影——拿着米，拿着袋。我疯跑过去，抢一样的接过，对母亲说：“我来排，我来排……”
母亲把位置让给我，站在我旁边，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零钱——有硬币，有分分钱，有角角钱……一分一分地数，一角一角地加。
时隔多年，那炸出的米泡味，已然无寻。倒是母亲站在我一侧，数钱的样子，会偶尔在某个瞬间，跳至眼前，带我，回到童年。
童年在某些画面里回来，而母亲却走远了，渐行渐远，远得失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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