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说过：“我年幼的时候，以为这世界上只住着一种人，那就是我天天看见的家人、同学、老师和我上学路上看到的行人。”
不管是谁，回望童年时代，总是会不由自主地看到曾经年轻温柔地母亲，严厉话少的父亲；还有上学时的种种情景，和小伙伴的喜怒哀乐；在学校碰到的不讲道理、爱惩罚学生的坏老师，或是让人难以忘记的好老师。这些是童年的样子。虽然也许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童年的天真总是会用晶莹的泪光抹去一些不愉快，在回望童年时，一切都理所应当地可爱，明亮。
《幼年》就是这样一本记录了作者童年真实经历的书。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中国东北的边陲小镇，汉族、满族、高丽、俄国人杂居的地方，记叙了作者自己有印象以来，三岁时在红旗河洗澡差点被淹的惊险，到自己步入学校，逐渐成长的故事。作者用自己儿童的视角记录了家庭的欢笑与矛盾、和朋友的嬉闹和自己入学时的经历。在北国广袤的世界中，作者带领我们领略了北方独有的风味，过除夕夜的迎神、冬季夜滑、山间骑马，成为了作者成长的印记。而书中人物经历的穿插，从孩童的视角一窥成年人世界的艰辛，也流露出了淡淡的忧伤。
提到骆宾基和他的《幼年》，就总是会想起萧红和《呼兰河传》。骆宾基比萧红小六岁，还曾与萧红的亲弟弟是同学，萧红与骆宾基并无太多的人生交集，但是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中，他们的人生都被打上的时代的烙印。他们经历了满蒙的独立，看到自己的家乡遭受日本铁蹄的践踏，在颠沛流离中目睹了祖国的分崩离析，当然还有爱国人士、热血青年在抗日上的众志成城。
萧红的《呼兰河传》与骆宾基的《幼年》一样，都是对自己童年时光的记录。在家乡落后的土地上，祖祖辈辈过着逆来顺受、卑琐平凡的生活，他们对于生活的麻木让他们只能在跳大神、放河灯、野台子戏、扭秧歌这些“精神盛举”中得到一丝慰藉。作者用孩童的视角，讲述了在呼兰河这片土地上，“我”在荒凉的家和荒凉的院子度过的童年。祖父是“我”唯一的玩伴，除此之外，“我'只能翻箱倒柜，在储藏室中打发时间。小说文字清理，语言优美，其散文化的叙事风格渲染出了浓浓的忧伤。
《幼年》的作者骆宾基和《呼兰河传》的作者萧红在经历上有相似之处。他们在动荡的年代里成长，经历了家道中落的心酸，体验了贫困人生的艰难。他们的求学之路历经哈尔滨与北平，后又在战乱中飘荡了大半个中华。他们作为成长期的作家，在新旧交替的时代里，都曾接受左翼文学的影响。萧红慕鲁迅之名到了上海，骆宾基也随后跟上，一个被鲁迅肯定，一个被茅盾欣赏。
同为“东北作家群”作家，骆宾基受到从北京来的老师的影响，独自离家，来到北京大学做旁听生。他在十九岁时创作的《边陲线上》受到著名作家茅盾的赏识，也因此走上文坛。“九·一八”事变时，他走在抗日战争的前线，笔耕不辍。他从北方来到上海，又前往浙东，还曾在香港陪伴萧红度过了她人生最后的四十四天。他的创作离不开家乡的土地，更一直是紧紧地围绕着时代的脉搏，而这部《幼年》就是记录自己家乡和童年的典型，被作家韩文敏称为是“二十世纪中国作家笔下最完整而动人的童年回忆。”作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萧红，她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家庭，但又生在一个破旧立新的时代。早期她接受了传统的古典文学教育，后又受到时代影响，大胆地接受新思想，成为新女性。她在文学名家鲁迅的支持下，发表了成名作《呼兰河传》。她的小说融入了诗歌和散文的风格，是诗化小说、散文化小说的代表，《呼兰河传》就是其典型。
骆宾基创作《幼年》是在1944年，他28岁，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夕。往前追溯七年，1937年，27岁的萧红在日本逐渐加快侵虐中华的步伐中，创作了《呼兰河传》。在差不多的年纪中，在刚刚步入青年的人生阶段中，他们就在漂泊中，带着对家乡无比的思念，回望着自己的童年。他们在写作中运用的儿童视角、对家的感觉、对周围人的情感态度以及对家乡的风物，都有各自独特的想法。
一、回顾童年的儿童心理
《幼年》与《呼兰河传》都是从作者自己幼年的视角出发，回忆自己的童年时光，但是作者的出发点却并不相同。骆宾基在《幼年》中，是用儿童视角写儿童的心理，再次回顾童年时自己的经历，家乡的风貌，充满着童真之趣。在萧红的《呼兰河传》中，作者则是用儿童单纯的视角去审视家乡那世世代代在麻木中忙着生、忙着死的呼兰河人，是用儿童的单纯去衬托成人世界的灰暗。
《幼年》中的儿童心理，单纯又有趣。其中一点很普遍，就是将父亲和母亲放在一起比较，“小心眼”地去判断谁对自己更好。故事中的“我”被父亲带到街上，因为父亲身为男性的粗心，“我”吃饭时没有人管，而且睡觉时父亲也不会像母亲那样陪着，这让“我”觉得委屈，“越发感觉自己是给遗弃在另一个世界似的。”并且决定“永远也不跟随父亲出门了”，直到回家见到母亲，“我”“就抑制不住地哭了”。还有一点就是儿童对于父母矛盾的敏感心理。故事中有关于父母亲冷战的描写，这给年幼的“我”极大的心理阴影，家里缺少的温暖气，让他一刻也不愿意呆在家中。还有就是对于朋友的认知。“我”会因为朋友是否着装靓丽、有生气而产生特别的好感，但是在交往过程中，“我”会在对对方逐渐的了解过程中再次判断，抛却肤浅的标准，亲近勇敢无畏的少年。在骆宾基的笔下，儿童在家庭和与朋友交往中的心理被表现得真实而自然，就像是一本关于儿童的心理书。
而在《呼兰河传》中，作者从儿童视角对故乡的回忆，多是忧伤和悲凉，少有开心。她的忧伤与骆宾基《幼年》中对于父母的矛盾而引起的难过相比，显得要成熟得多。团员媳妇儿被婆婆请唱大戏的，折腾得离开了人世，作者用少儿无知的视角犀利地批判了成人的愚昧落后；她对冯歪嘴子一家的观察又道出了成人的残忍与自私。这些故事让《呼兰河传》染上一层批判的色彩，以至于作者在童年时代经历的快乐显得更加稀有。她的童年和骆宾基的童年相比较，显得孤单得多。父母亲的爱是缺少的，只有祖父给了她童年最多的陪伴。也正因此，那些在后院花园中一个人度过的时光，在欢乐中也闲的有些“荒凉”。
二、对家的不同感受：温暖还是荒凉？
《幼年》和《呼兰河传》同为与童年相关的自传作品，其中不乏家长里短、邻里关系的描写，他们在回顾家庭时，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情。
骆宾基在《幼年》中写到了娴静少言的母亲，慈祥严厉的父亲，还有一直照顾他的姥娘。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幸福也无非是指夫妻和睦、长辈爱着晚辈。从这一角度看去，骆宾基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他的父亲和母亲虽然有着解不开的结，但都对年幼的他疼爱有加，正如骆宾基在书中说到的那样：“父亲是我敬爱的人。” 而母亲，自不必说，一直是他最爱的人。
相反，萧红的家庭于她而言只是影子一般的存在。她在小说中说道：“我小的时候，没有什么同伴，我是我母亲的第一个孩子。”她的母亲是名门之女，通文墨、诵诗书，却并不支持女儿上学堂，加上母亲早逝和两个兄弟的夭折，萧红只有一个亲弟弟。之后父亲续娶，但是她与父亲的矛盾，让她和家庭的连接极其微弱。这也难怪在《呼兰河传》中，年幼的萧红只能在后院花园和祖父的相处中得到快乐。她是这么说的：“我拉着祖父就到后花园里去了，一到了后花园里，立刻就另是一个世界了。绝不是那房子里的狭窄的世界，而是宽广的，人和天地在一起，天地是那么大，那么远，用手摸不到天空。”在她的童年中，母亲是隐匿的角色，祖母是残忍的角色，父亲是踢了她一脚让她“成长”的角色。
也许正是家庭生活的不同氛围，奠定了骆宾基在写作《幼年》和萧红写作《呼兰河传》时的不同基调。
三、爱是怀念，亦是鞭挞
骆宾基的《幼年》中，穿插了一些普通人的人生经历，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却有着并不轻松的人生轨迹。有自己父亲的，有姥娘崔婆的，还有“我”的伯父的人生经历。父亲年轻的时候闯关东，为自己积累了财富，也获得了地位，但是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父亲在商场上被骗而破产，曾经的一切化为虚有。年到中年的父亲受到打击，变得更加和善，将时间打发在教“我”识字和《三国演义》上。姥娘崔婆有两个儿子，让大儿子做工，且不顾族人的反对，让小儿子读书，将所有好的都给了小儿子。可是小儿子承受不了这个压力，在一场疾病中离开人世。崔婆带着大儿子的对她的厌恶和对小儿子的释然，来到“我”家做工。最后依旧怀念那片生她养她的土地，回到了老家。还有与“我”父亲有隔阂的大伯，他在贫困中依然相信命运的安排，恪守着古老落后的祖训，重男轻女，且偏爱大儿子，但是“我”带着孩童的倔强，愿意为他守护偷粮食的秘密。他们都是在中国大地上辛劳了一辈子的中国人，他们并不完美，但是在作者的眼中，他们是亲切的，是留在回忆中难以忘却的。
在萧红的笔下，《呼兰河传》中的呼兰河人大多是她批判的对象。他们是一群冥顽不灵的群中国。团员媳妇儿的死一大半是要归结为她的婆婆的爱面子。为了向邻居证明她作为婆婆，哪怕舍不得买小鸡仔，也是舍得为儿媳花钱治病的，因而她无知大胆地尝试各种新奇地花样，到最后终于把团员媳妇儿推向死亡的边缘。还有邻居们作为看客，对王姑娘和冯歪嘴子的组合成家庭的各种审视与窥探。冯歪嘴子在磨房做工，与大家相安无事。王姑娘在没有和冯歪嘴子在一起时，被大家夸奖是个好姑娘。但是，当这两个人走到一起时，邻居们的评议开始了，觉得他们不合适，不般配，进而是贬低王姑娘。好像他们有权利去决定别人的选择与生活方式。对他们在冬天里生的孩子，没有应有的怜悯，反倒是对小孩子活下来了这件事觉得不可思议。即便是在萧红家帮佣的有二伯这个人，亦是如此。在萧红的笔下，虽然呼兰县的人们是她难以忘记的，但是这并不否认他们是愚昧的。
骆宾基与萧红同为“东北作家群”中的作家，他们笔下的东北在各自的作品中呈现出不同的风味。
骆宾基的《幼年》中记录了边陲小镇满汉俄韩杂居的情景。满汉之间的矛盾在小孩的心里根深蒂固，童年的他们在交朋友时是一定要分清满汉之别；春天，成群结队的高丽农民像溃退的灾民一样降临；夏天，高丽的女人会用脑袋稳稳地顶着东西，成为“我”心中的疑惑；到了冬天，整个大地进入了冰雪世界，雪地广阔无垠，“我”可以和朋友们约着在冻结的红旗河上滑冰，享受北方独有的乐趣。到了除夕和元宵，家里又是准备各种吃食，进行各种祭神仪式，这些都展示了作者生活地区的风貌。这是确认《幼年》这本书独特性的重要一笔，也让给我”的童年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
萧红的《呼兰河传》中，作者单独用一章去描写家乡风俗，她褒词贬用，将乡亲们参与的跳大神、盂兰会放河灯、野台子戏、娘娘庙大会、跳秧歌这些活动看作是麻木之人的“精神盛举”。 在她的眼中，“这些盛举，都是为鬼而做的，并非为人而做的。至于人去看戏、逛庙，也不过是揩油借光的意思”。而“狮子、龙灯、早船.......等等似乎也跟祭鬼似的，花样复杂，一时说不清楚”。
四、一个是向远方，一个是逃离
骆宾基和萧红辗转于哈尔滨和北平，最后又向更南的上海进军，对于骆宾基而言，他离开母亲，是为了实现自己救国的梦想。他来到上海，在抗日救亡的烽火中开始创作，获得茅盾的认可，创作了一大批与抗日有关的报告文学，如果说这仅仅是通过文字去面对现实中的战争，那么他后来前往这东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则又是向前迈了一步。正如他在《幼年》中，他对未来的想象一样：“未来的天地是多么广阔呀！"但是对于萧红而言，她离开呼兰河、离开哈尔滨，是一种逃离。逃离冷漠的家，逃离众人异样的眼光。她的悲剧，不仅是她自己的悲剧，也是她家庭的悲剧。她的传统文学的根底是在家中积累的，但是作为教育局长甚至是教育厅秘书的父亲却反对她进入新式学堂。她经历了家人的软禁、语言暴力，还有父亲在大街上对她的熟视无睹，那么她曾经参加募捐游行、剪发辫的叛逆都化作她离家的义无反顾的底气。
《幼年》和《呼兰河传》在各方面的不同，并不能否认它们在作者心中一样的创作情绪。也许可以借用骆宾基在陪伴萧红生命中最后的四十四天的交流中整理出来的《萧红小传》中的一段话：
“这样亲如知己而情如姐弟的互诉，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不染尘世的艺术世界里去了，根本忘记了处于战火威胁之中的忧苦，也似乎根本不存在隆隆的炮声。我们如处沙漠之中的绿洲，别有一所神旷心安的天地。”
这《幼年》，这《呼兰河传》，可不就是他们各自的互诉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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