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广东承宣布政使司惠州府河源县（现河源市），河源县位于东江中上游，新丰江从西向东绕城而过，县城三面环水，水路交通发达，是广东东北部重要的交通枢纽，往来的商客很多，再加上这里客家云集，显得十分繁华。因为繁华，也就滋生了一特殊的行当，却是以敲诈勒索为生，也就是地痞、无赖、混混儿、青皮等流氓群体，而明代统称这些人为“光棍”。
且说河源县有名叫张逸、李陶的两个光棍，平时撒泼无赖，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万历十二年(1584)的某一天，这二人正在在街上闲逛，忽然发现个小男孩，也就是八九岁的年纪，生得是眉清目秀，丰姿俊雅，相貌举止都非常出众。见到小男孩，张逸不由得感叹道:“这个小孩子真是美貌，可惜小了一些，如果大一点，我们哥俩与他结交为友，岂不是好?”
李陶说:“我还不知道老哥这样喜欢漂亮的孩子，要知道男孩的长相随其母亲，你可知道这孩子的母亲?那可是美貌无双，天香国色，楚楚动人的尤物，堪称我们河源县第一也。”
听到李陶的话，张逸不由得怦然心动，恬不知耻地说:“我们河源县竟然有这样的美人，老弟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要知道老哥我可是猎艳高手，如今你可以领我一看，看老兄我如何将之弄到手。”
两个光棍一边谈笑，一边来到小孩的母亲家，进门一看，其母亲果然漂亮，真乃赛过月中的嫦娥，其妙绝更似天仙。妇人忽然见到两个陌生人进到院子中，当即来斥责说:“你们是什么人，竟敢无缘无故地闯人人家的宅院!”
张逸厚颜无耻地说:“来此向娘子讨杯茶喝，顺便与娘子谈谈家常。”
妇人说:“好不要脸的光棍!我家不是茶坊酒肆，敢在这来讨茶吃，还想谈什么家常!还不快些滚出去，要不我就喊人了!”
见到两个光棍还不出院，妇人就朝后堂走去，想关上后院之门，将两个光棍拒之门外，而两个光棍却跟了过来，抵住门不让关，还动手动脚的。妇人急了，高喊:“有白撞贼进了我们院子，大家快来捉贼呀!”
张逸上前搂住妇人说:“我这个贼不偷别的东西，只要偷你!”李陶则捂住妇人的嘴，两个人合力将妇人往屋里拽。妇人挣扎着，用脚踹门。恰恰此时，其丈夫孙诲从外回来，见到此状，不由得义愤填膺，一面高喊住手，一面拾起门闩打了过去。
张逸见孙诲来势汹汹，也浑然不怕，毕竟他在河源县是有名的泼皮无赖，号称打遍河源无敌手，所以放开妇人，架住门叉，而李陶也过来帮忙。张逸深知恶人先告状的道理，向李陶使了个眼色，便共同扯着孙诲来到大街上，与之相互殴打。邻里们听到喊声，都过来劝架，待拉开他们三个人，便问他们为何打架。孙诲讲是这两个光棍强暴自己的妻子，而张、李二人则说孙诲妻子收受了他们的银子，却不与他们相奸。邻里们听到他们争吵，胆小的怕得罪光棍，不敢说话，胆大的明明知道孙诲夫妇都是好人，却也不敢公然与光棍作对，所以提出告官裁断的主意。
孙诲认为自己占理，告官肯定对自己有利，便以强奸事状告张逸、李陶，穷凶极恶，私自闯人宅中要行强奸，妻贞喊骂，幸亏被丈夫发现救下，却不想张、李二人反而行凶殴打，被邻里拉开。如今是妻辱夫伤，冤屈难忍，悬请县太爷殄恶正伦，将两个光棍绳之以法。
张、李二人在河源县横行霸道，又善于辩说，曾经多次被人告到官府，都被他们以假证蒙混过去，官府也奈何不得他们，所以毫不畏惧告官，便以脱骗事状告棍徒孙诲，纵妻土娼，骗取他们丝银60余两。孙妻收了嫖资，却不肯认账，反而教唆孙诲状告强奸。如今钱财已经被骗去，难以再为生计，恳请县太爷追还骗银，免遭骗局。
河源县柳知县开堂审理，先听孙诲陈诉，据供:张、李二人强奸小的之妻，乃是小的亲眼看见，小的上前拦阻，他们又将小的揪出门外殴打，还在街上秽声辱骂。这样的恶逆之人，还望县太爷除此两贼，方不乱王法。
李陶辩称:“孙诲，你也忒杀心了，装捏强奸，谁能够相信呢?你妻本来与我有奸，前后得我银30余两，她替你供养全家，还充什么贞节烈妇。今天张逸也前来嫖你妻，你便偏向张逸，故意让我与你相打，而你又骂张逸，所以张逸打了你。如今你已经骗银在手，反而装什么大丈夫，这大丈夫岂能够是你这样的人!”
张逸则说:“强奸你妻，只一人足矣。岂有两人共同强奸?若是两人，那是轮奸。此事只要将你妻及邻佑提来审问，就可以知道我们到底是强奸，还是通奸了。”
柳知县可能是因为公事繁忙，不愿意为这样一件小案件而大动干戈，仅仅凭争论双方的气势，就进行了情理上的推断。柳知县认为:张、李二人若是强奸，肯定不敢将其丈夫扯出门外争打，更不敢在街上相互辱骂，如果邻里得知是强奸，也不会袖手旁观。因此，应该是孙诲纵妻通奸，这两个光棍因争风吃醋而相打，之后又打了孙诲。基于这种判断，柳知县认为控告双方都有罪，所以各打三十大板，关入监狱，然后差人拘捕孙诲妻，要将其进行官卖。柳知县为什么要将孙诲妻官卖呢?原来明代妇女犯奸罪，其情节严重者，都要由官府发官媒拍卖，拍卖所得人官，柳知县当然不会坐失利益。
差人来拘拿孙诲妻，她觉得这是天大的冤枉，便高声对邻佑们喊说:“众位乡邻，我家在此居住很久，你们什么时候听说我有过这样的丑事?如今被两个光棍虚捏我通奸，官府要将我发卖，岂有天理!有良心的街坊四邻们，我求求你们了，与我一起去见官呈明此事吧!”
听到孙诲妻的高喊，街坊四邻大多数闭门不出，因为他们唯恐惹上官司，一旦去公堂为证，耽误自己的生计，或者是怕得罪光棍们，将来遭到他们报复。有几个邻居是忠厚长者，也实在看不过去，便对孙诲妻说:“如今姓柳的县太爷，昏暗不明，即便是我们随同你前去见官，估计县太爷也不会改口，更何况我们去为证，耽误生意不说，弄不好还会挨板子，有谁愿意出头呢?依我等所见，县太爷糊涂，不如到别的官那里去告，或许能够得到公正。我等听说吏科给事中邹元标邹大人正好路过本县，他可是朝中公直好人，一定能够裁断出真伪，还你夫妇清白。你不如到邹大人那里去喊冤，一定 会有结果的。”
邹元标( 1555-- 1624)，字尔瞻，号南泉，江西吉安府吉水县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因张居正父亲病死而居丧不丁忧，他三次上疏反对，最终被廷杖八十，发配贵州，万历十一年(1583)才被召回，任命为吏科给事中，乃是一个敢于犯言直谏，不畏强暴之人。
孙诲妻听从邻居之言，在路上拦住邹给事之轿，诉说自己被两个光棍调戏，喊骂不从，丈夫到官府去告，光棍反而说与自己通奸，如今本县太爷要将妄身官卖，安身不服，特来投告。
按照明代制度，无论是何等级别的官员，只要有人拦轿喊冤，都要受理，能办理的就办理，不能够办理的则移交有关衙门。此案邹给事是否能够办理，还要问问大概情况才能决定，所以邹给事命人将孙诲妻带到府第，耐心听其倾诉，并且同其姓名、年纪，父母姓名，以及床上被褥的颜色质地，房中摆放什么家具。孙诲妻一一道来， 而邹给事都牢记在心。
按照制度规定， 邹给事是无权处理这个案件的，但此事关系到柳知县，如果移交该县审理，孙诲妻的冤屈则很难得伸。邹给事在当时是有名的疾恶如仇之人，而勇于担当也是为朝野所公认的，如今百姓不到府里上控，找到自己，就是百姓对自己的信任，总不能袖手旁观，所以写了一封私人书信给柳知县，说自己听说有孙诲起奸情事， 自己觉得好奇，希望柳知县能够将该案的当事人送交自己问讯，问毕便完璧归赵。所请不到之处及僭越的事情，还望柳知县见谅。邹给事在午门受廷杖，乃是全国知名的人物，如今官升吏科给事中，可以直接上奏皇帝，乃是前途无量，柳知县也不愿意得罪这样的人物，便按照邹给事的要求，将该案当事人押送到他的府第。
邹给事先是询问张逸说:“你说与孙诲妻通奸，可知道其姓名?她的父母又是谁?房中摆放什么家具?床上被褥是何花样?”
张逸回答:“我是近日刚刚与其通奸的，还没有来得及问其姓名。她做土娼也羞，即便是其父母有名姓，也不会告诉我的。她房中摆有斗床、立柜，还有木梳、木粉盒、青铜镜、添镜台等。床上是蓝花褥子，牡丹花被，青瓷枕头，还有流苏床帐。”
邹给事再问李陶，则声称:“大凡土娼只呼娘子，不问姓名，因此不知名。我记得她曾经讲过父名朱大，母姓黄氏，婊子说话很难当真，是不是朱、黄，我也不知道真假。其家中的器物，张逸讲得很明白，我就不用再重复了。”
听完两人的陈述，邹给事差人押解两人前往孙海夫妇房中去核实，发现乃是藤床、卧柜、牙头梳、银粉盒、白铜镜、描金镜台、素色褥子、条格布被、布质枕头、无花床帐。也就是说，孙诲妻所讲毫无差错，而这两人所说皆妄。
邹给事再审讯张、李二人，认为他们既然不知道孙诲房中摆有何物品，就不可能是通奸，应该就是强奸。而张逸辩白说:“通奸尚未成功，因为孙诲收了我60两银子，让我前去找他妻子，谁知道他妻子不从，没有进人房中，故此房中之物没有看到，只是信口胡说而已。”
邹给事说:“既然你将银子给孙诲了，他同意你奸他妻子，你为什么要与李陶一同前往呢?”
李陶说:“张逸不认识孙诲家，我给他带路。”
邹给事说:“这就奇怪了，最初你们两个人都说给了银子，与孙诲妻有奸，如今却说给别人带路。既然别人房中之物能够信口胡说，还有什么不是信口胡说的呢?你们此前说是将银子交给孙诲妻，现在又说交给孙诲，从本官开始问你们的时候，就没有一句实话，反复百端，光棍之情显然。按照《大明律·刑律·犯奸》条规定:‘强奸者，绞。未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尔等罔知律法之严，故为禽兽之行，强奸良民之妇女，按律应该杖流。
按照《大明律·刑律·贼盗·恐吓取财》条规定:‘凡恐吓取人财者，计赃，准窃盗论，加一等，免刺。尔等借口通奸而恐吓殴打人妻之丈夫，计赃应该是该绞。按照《大明律·刑律·贼盗·诈欺官私取财》条规定:“凡用计诈欺官私，以取财物者，并计脏，准窃嘉论，免刺，按律也应该是绞，尔等乃是无赖之徒，不羁浪子，应该按照光棍罪予以斩首，而数罪并罚，从重而论，乃是行强不容宽贷，斩首用戒不源。”
这里要讲一讲什么是“光棍罪”，这乃是元代所形成的术语，经过明代的进一步定义，“光棍”是属于“三五成群的凶恶之徒”。在官府收税收粮时“偷盗搂扒"，在有斗殴杀人事件时“将尸扛拾图赖”;是“无赖匪徒以敲诈为事者”，属于“诈骗之匪”。
这些人一是家无恒产，身无长技，犹如一根光溜溜的棍；二是为无正当职业的游民，好吃懒做，无事生非；三是凶狠好斗，贫极无赖，专以欺诈别人，强索钱财为生。凡是此等光棍，在《万历问刑条例》里，都予以严打，只要确定是“光棍罪”，一般都是不分首从皆斩。邹给事遍引律例，最终还是将张逸、李陶确定为无赖棍徒，也就是“光棍罪”，所以将他们拟为斩刑，显然是按照问刑条例拟罪的。
如果按照现代的刑法，张逸、李陶二人乃是强奸未遂，而敲诈也没有成功，无论如何都不会是死刑的，但那个时候对那种威胁到社会秩序，影响百姓正常生活，不务正业而以敲诈勒索为生的无赖光棍，一直持严打的态度，因此才会出现“光棍罪”。在朝廷看来，只有除去这些“蟊贼”，良民才能够安居乐业。
其实邹给事无权拟罪，但以他的身份，可以直接申文广东巡抚及广东巡按，也就是“两院”，提出处理意见，由他们进行裁决。对于柳知县也不可能不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个柳知县，不详查案情，仅凭自己的主观认识，就断定孙诲夫妇卖奸，而张逸、李陶买奸，将他们各打三十大板还不说，居然要官卖守贞之妇，乃是理民又以冤民，听讼不能断讼。
如果按照《大明律·刑律断狱·官司出人人罪》条规定:“凡官司故出人人那，合出全人者、以全罪论。”其判处孙海三十板，乃是全人，以全罪论，则要笞三十:判处张逸、李陶各三十板，则是失出，按照失出减五等量刑，至少要杖八十，两个人失出合计，就要杖一百、流三千里。因为官有处分可以抵罪，邹给事只是提出“三尺之法不明，五斗之体应罚”，也就是说采取罚俸处分。
邹给事的申文，也没有知照柳知县，直接就递送到“两院”，随后巡抚、巡按依照邹给事的拟罪，将张逸、李陶按照光棍强奸罪处斩，将柳知县罚俸两个月。此外，以孙诲之妻守贞不染，赏白练一匹，一方面算是旌表她的贞节，另一方面算是赔偿孙诲无辜被打的三十板，就算是结案了。这正是:
毒口螯人蛇蝎恶，除奸剔蠹邹公贤
这个案件的审理本来并不难，如果柳知县稍加用心，就可以找左邻右舍进行查证，而两个光棍诬赖孙诲卖奸，给付了60两银子，也不可能没有凭据，还有基层组织的坊里长等可以调查，但他不去用心审理，仅凭主观推断，就确定孙诲夫妇卖奸，不但处罚了孙诲，还要将其妻官卖，可以说玩忽职守。就是这样一个视民如草芥的知县，仅仅予以罚俸两个月，也可以看到当时官场的黑暗。
邹元标是一个志向远大的人，他不顾打击和迫害，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即使是数次被杖责，多次遭贬斥，也宁折不弯。在本案中，邹元标能够在非其职责所在时，而不顾一切地越权审案，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他能够凭借自己的名气得以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正二品),但屡遭陷害，多次贬官，甚至为民，以至于其家乡江西吉水县流传“割不尽的韭菜地，打不死的邹元标”的歌谣。邹元标能够为孙诲夫妇雪冤，故此时人夸奖他，在朝为直臣，在外为良吏，是一代名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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