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书领读 | 读文学 |《苏东坡传》林语堂
这是《苏东坡传》读后感的第二部分，主要在“写传记”与“什么是好的传记”方面的一些感想。
所谓的偶像，是自己穷极一生想要成为的那个人
读完《苏东坡传》，深感即使再好的书评，也比不上林语堂自己写的《自序》，一言以蔽之，林语堂哪是在写苏东坡，分别是写出了“中国知识阶层传承千年的理想人格”。所以，与其说林语堂在写苏东坡的生平，倒不如说是一个狂热粉丝在抒发自己对偶像的爱。当年他前往美国的时候，随身携带的，只有苏东坡的诗文和信札，因为“一段时间不读东坡诗词，就惶恐不安”。
这种喜爱，已经超越同为文人的惺惺相惜了，而颇有些将其当做自己毕生努力的完美人格的意味。因为从林语堂的许多作品中，都可以看出他率然纯真的真性情，真品格，或多或少有着苏东坡的影子。
他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说，
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人物，是一个对人生有一种建于明慧悟性上的达观者。这种达观产生宽宏的怀抱，能使人带着温和的讥评心理度过一生，丢开功名利禄，乐天知命地过生活。这种达观也产生了自由意识，放荡不羁的爱好，傲骨和漠然的态度。一个人有了这种自由的意识及淡漠的态度，才能深切热烈地享受快乐的人生。
这段话所反映出的人生观，和苏东坡的人生观完全一致。
因此，相对于同时代“横眉冷对”的斗士鲁迅，林语堂则更像是一个笑看人生、歌颂艺术的智者。
究其原因，则是因为他骨子里依旧是“文人”，是姚汉源先生所说的“体文而用史”，文人的毕生追求是发展个人生命格调，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中国文人对“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苏东坡的喜爱了。
什么是好的传记？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对于喜欢读传记的人来说，可以说是有多少夸赞，就有多少批评。读惯了像是《张居正大传》这类考据详实的传记，总会忍不住诟病林语堂的写作过于主观化，他就像是苏东坡的忠实粉丝，喜爱他的一切，批判与他相反的一切。因为这种充满溢美的态度，导致很多人认为他写的传记掺杂太多的主观感情，有失偏颇，具有一定的可商榷性。
而其中最为人所诟病的是，他在此传记中将王安石作为了一个反派人物，几乎进行了“人格谋杀”。
人们总会陷入到“非此即彼”的惯性中，认为既然苏东坡是好人，那么与他作对的便是坏人，因此总忍不住对意见向左者恶语相加。苏东坡人生的起起落落，的确与王安石一党密切相关。在变法问题上，苏东坡和王安石身处两大阵营，他的几次贬谪更是和王安石有直接的关系。
可通透如苏东坡，对于此事却并没有过于耿耿于怀，而王安石也不是什么公报私仇的小人，当苏东坡遭遇乌台诗案被定罪候斩，性命危在旦夕，当时满朝异姓官员无一为苏东坡求情，反而王安石听说反而后上书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但作为苏东坡的忠实拥趸，林语堂可不这么认为，他在书中说王安石“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之术……毫无疑问，他又是一个不实际的理想主义者” 。这显然是不够客观的。
那么，是否就能说，不客观的传记就不是一本好的传记呢？传记一定要尽可能地还原历史吗？
和《苏东坡传》一样，著名的传记作家茨威格写的《异端的权利》，也常常被人批评，虽然文笔大气磅礴，但观点却是极具偏见的。他将卡斯特里奥塑造成一个圣人，相反地，又将加尔文塑造成一个魔鬼。
虽然如此，我却仍认为这些不那么“客观”的传记是十分有价值的。在极权主义笼罩欧洲时，法西斯独裁、麦卡锡主义、莫斯科审判接二连三地发生时，茨威格作为历史学家，也承担起了树立信仰的责任，与其说他在写人物传记，不如说他在传达“我们不应用火烧别人来证明我们自己的信仰，只因为了我们的信仰随时被烧死”的信念。而在内忧外患的动荡社会中，林语堂也正是借助了苏东坡之手，鉴古知今，传达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哲学。
有的传记回顾历史，有的传记传达信念。
对历史的解读，只是指引未来的工具， 这种充满情感张力极具人文意识的作品，反而更容易在读者内心中找到一个突破口去延展其强大力量，振聋发聩，鼓舞人心。
云书领读 | 文学 |《苏东坡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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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知也无涯
以有涯随无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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