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與哀愁》的封面上寫著“所謂歷史，正是這些平凡人物感受的小時刻。”
書的作者是皮特·恩格倫，他是一名歷史學家、作家，曾經也是一名戰地記者。他親歷過巴爾幹、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的戰爭。
這是一本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個人史的書。《美麗與哀愁》中文版寫了 23 個普通人在一戰中的經歷，這 23 個人來自不同階級、國家和陣營，他們都被捲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書從 1914 年-1918 年寫了 5 個年份，每一年份為一章。每一段的標題都類似於日記，像“ 1917 年 8 月 2 日，星期四，安格斯·布坎南參與坦達木提山脊的強攻”，“同一天，哈維·庫欣在日記裡寫道”。整本書的結構像一個矩陣圖，其中的每一格，就是在戰爭的某一天裡 23 人中的一些人經歷的事。
這本書原先只有 22 個人，在中文版中恩格倫加入了輕型巡洋艦“埃姆登號”軍艦上的德國海軍中尉恩斯特·馮·萊韋措。這艘德國的軍艦從青島出發的時候帶著 3 箇中國洗衣婦和貓，它最終被澳大利亞的驅逐艦“悉尼號”擊沉。
每個國家的版本里恩格倫都會刪減一些人物，選取一些與當地有關的人物。這得益於這本書“矩陣圖”似的寫作方式，恩格倫說他大概翻閱了 80 - 100 個材料來找到這些新增加的故事，因為他的書不斷地被翻譯成不同的語言。
恩格倫非常偏愛細節，這個故事裡的中國婦女和貓都是真實的細節，這些細節特別有說服力。他引用了法國作家司湯達的話表明了他對細節的重視，“人所有的經歷和快樂都存在於細節中。”即便是故事的細節，仍需要更多的細節去支撐它。戰爭並不全部是關於一場一場的戰鬥，而是關於每天日常的生活。
恩格倫說這本書分兩個層次，表面層次是他按照時間的敘事，第二個層次是穿插在敘述中的私人書信和私人日記。在“一戰”開始的時候大部分人是相信這場戰爭的，但是他們後來逐漸變得迷失、懷疑，甚至不相信這場戰爭。這個轉變沒有在表面上敘事，而在第二層次的書信和日記中顯示出來。
書的開頭寫著“謹以此書紀念卡爾·恩格倫”，他是澳大利亞籍士兵，在 1918 年 9 月 10 日的一次戰事中負傷，三天後去世。卡爾·恩格倫是皮特·恩格倫的親戚，早前皮特·恩格倫並不知道這個親戚的存在，是在一次演講之後有一個人告訴他的。隨後他查閱了不同的戰事記錄，真的發現了這個卡爾·恩格倫。但是，這不是他寫這部書的主要原因。卡爾最後埋葬的時候沒有墓地，這本書對他來說也算是一種安葬，這種結局也是很多戰爭中的無名英雄的結局。
全書的最後的“尾聲”裡引用了希特勒 1925 年《我的奮鬥》裡的片段。在 8 月 18 日劉震雲與恩格倫的對談中，劉震雲認為這是書裡第 24 個人物，“希特勒的出現使我知道了恩格倫是一個非常好的作家。因為最好的作家講究作品的結構，就是你如何擺放這些細節、情節和人物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了歐洲的衰落，一戰之後，歐洲失去了它在世界的中心地位。恩格倫說，“每個人在看待歷史書和歷史故事的時候，總有一種感覺，就是我終於看到了結局，這就是結局。很多人都喜歡看戰爭開始的時候，包括投入戰爭的人，但是沒有人能看到最後。當我的讀者們看到這本書快結尾的時候可能也會抱著這樣的想法：這本書終於結束了。但是當他們看到希特勒的時候，就會發現沒有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解決的問題如此之少，但是帶來的問題是如此之多。所以這個故事並沒有結束，我們還有一個比這個更慘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後面。”
Q：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
皮特·恩格倫：《美麗與哀愁》的作者，採訪翻譯：萬之
Q：作為一個書寫戰爭親歷者命運的人，同時也作為一個戰爭的親歷者，對戰爭是一種怎樣的態度？
皮特·恩格倫：把戰爭作為一種景象和作為一種經驗是兩回事。
你可以在電視上看到景觀，可以以一種遙遠的距離觀看，這是景象。你看著它，這是一種力量將你拉入其中，就像你從遠處看一場可怕的風暴。你從遠處看的話，這會非常有趣（ interesting ）。這是一種非常強大的人為力量，人們可以通過創造景觀形成一種力量。但作為一種經歷，是完全不同的事。
這種區別就相當於你從遠處看風暴和自己在風暴中。
在歷史的長河中，你可以看到人們被這種力量吸引，一戰摧毀了歐洲作為世界中心的地位。但當一戰開始的時候，戰爭是非常受歡迎的（ popular ），幾乎每個人都在歡呼（ cheered ），戰爭有一種吸引力。但是當我描述這些人的時候，他們總會讓你失望。因為它耗盡了每一個人、每一件事，因為這是一種沒有靈魂的力量。
這是一種巨大的、沒有靈魂的力量，這是我對戰爭的態度。
Q：為什麼會成為一名戰地記者？這在哪些層面上影響了你的人生？
你覺得作為一名記者上戰場，是您通往一名更好的歷史學家的一種途徑而去這麼做的嗎？
在戰場的這些經歷，對您的非虛構寫作有什麼樣的幫助嗎？它提供了一種更真切的視角嗎？
皮特·恩格倫：我是一個受過正規訓練的軍人，但我也是一個歷史學家。
我被提供了在巴爾幹戰爭中成為戰地記者的機會。得到這個機會，我沒有理由拒絕親眼看到一些事情的機會。
作為一名歷史學家，對於歷史事件總是遲到的。去到一個正在發生事情的地方，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作為歷史學家會有一種挫敗感，就是你永遠不在現場，你永遠晚一步。實地看到這些戰爭的情況，確實讓我變成了一個更好的歷史學家。這些經歷讓我更好地理解特殊環境下人們的行為和反應。
親歷戰爭讓我得到的一個重要經驗，可以說是信息問題（在你理解人們為什麼做決定的時候）。當你在歷史中的時候，你的信息會有侷限。當我成為一名晚了 100 年、 200 年的歷史學家時，我常常有更全面的圖景。而在歷史中的人們（不止是戰爭）常常只有少得多的信息，他們會被有限範圍內的信息引導。因此你會理解人們在特殊情境下的反應，你不能說歷史中的這些人為什麼這麼想，而是人們被給予的是非常有限的信息，他們的精神處在非常可怕的壓力下。這樣你就更好理解了為什麼人們會做非常愚蠢的決定，並不是因為他們愚蠢，而是因為他們缺乏信息，因為他們處在特殊的壓力之下。這使我在面對與歷史人物的關係時變得更加謙遜。你會理解為什麼他們會這麼反應、這麼做。
Q：關於書名《美麗與哀愁》，這其中的“美麗”可以怎麼理解？
皮特·恩格倫：書中有一個美國的外科醫生，他的名字是哈維·庫欣。當我寫他的時候，我對他的瞭解還不是很多。他是當代神經學非常重要的一個人，是著名的腦外科醫生。他去歐洲是因為他對大腦如何影響人非常感興趣。作為一個外科醫生，他一直在給人做手術，他的手一直是沾著血的，他非常知道戰爭的代價。但是 1917 年他造訪法國的時候，這些經歷還是令他震驚。作為一個腦外科醫生，即使他了解戰爭的代價，當他看到當時的場景時，他說：我知道了，就是這些構成了人。
美麗，代表了所有那些吸引人們加入戰爭的東西。從來都不缺乏參加戰爭的人。
美麗，代表了所有讓人們想要一場戰爭、為一場戰爭鼓舞、想要親自參戰的這些東西。代表了所有這些因素的吸引力，吸引人們想要戰爭、吸引人們參加戰爭，這就是“美麗”所代表的。
事實是，戰爭常常在最開始的時候是非常吸引人的，但是結束的時候永遠是不受歡迎的（ never popular ）。
一個簡單的事實是戰爭很容易開始，但是很難結束。
（Q：這個“美麗”是打引號的，諷刺性的嗎？）
這個是諷刺的。在許多版本的書裡，包括第一版瑞典版，封面就是反諷的。書名是《美麗與哀愁》，但是封面圖片是一具被老鼠啃噬過的屍體。這種諷刺在瑞典版裡面是非常明顯的，在英文版本里，是 The Beauty And Sorrow ，沒有加of the battle。美麗與哀愁，就是有一種反諷在其中。很多版本中都把戰爭這個詞拿掉了，“美麗與哀愁”這五個字是一個更好的書名。
Q：美麗與哀愁中的 23 位人物是如何成為你的寫作對象的？
是先有了寫這本書的方法論而去選擇了對應的材料，還是在收集材料的過程中，這樣的一種寫作方式漸漸出現了？
皮特·恩格倫：在寫這本書之前，我已經知道有很多一戰中的書信和回憶錄，我在大學裡也教授一戰相關的歷史課，在這之前我就瞭解到這些文字材料的存在。在歐洲，有一些從一戰而來的書，留存至今已成為了經典，即便你對歷史不感興趣，這些書有鮮活的文學性，也可以作為文學閱讀，比如
Memories of a Fox-hunting Man。至少有十本介紹一戰的經典書籍了，大家已經作為文學經典在閱讀了。所以，一戰確實是一場“文學性”的戰爭，二戰就沒有產生這麼多的經典文學作品，雖然也有類似《安妮日記》之類的書。
我想寫一本與之有關的書，但我不希望寫一本傳統的書，因為已經有很多傳統書寫的書成為經典了。我想寫一本用新的方式訴說歷史的書，一本只從底層展開的歷史書，而不是宏觀敘事。我思考著，如果我用 20 多個人的個體經歷來寫，會是怎麼樣的？於是我寫了個體的所見和經歷，來傳達戰爭的圖像。
本書最困難的部分就在於寫法，即這本書是怎麼結構的。如何結構這本書，這是一個技術問題。這本書的結構是人物和時間交織在一起的，像建立一個矩陣圖一樣，把從戰爭開始到戰爭結束的日子列出來，將人物放進其中，填滿一個個方格。
這個矩陣圖，即關於結構的想法是先出現的。
另外一個困難的地方在於選取人物放到矩陣圖中，因為有很多的資料，你要思考選擇什麼樣的人填到格子中去。當我選取人物的時候，我希望選取不同的人，不止是士兵、軍官、男人，也有女人和兒童，不止是英國人，還有來自世界不同地方的人。
這個矩陣圖自然地形成了敘事，一個星期是一個格子。一開始在矩陣圖中加入人物是容易的，而後就變得越來越困難了。我不想要同一個人在每一個章節裡，他們應該有一些距離。到後面要找到空格子就變得越來越難了。
但有時候，日期的選擇是偶然的。所以我不是總選擇最好的日子、最有衝突性的日子。有可能我想要將這個人放在這個日期裡，但是那段時間裡這個人沒有發生任何事。但是這不重要，因為我這本書所要說的其中一點就是，戰爭不全是戲劇性事件，很多時候就是無趣的，沒有事情發生。一本關於戰爭的書裡不應該有太多的戰爭事件（ action ），因為戰爭其實本身並沒有那麼多戰鬥。這本書裡有些人從來沒有從未聽到過一聲槍響，這些經驗也是相關的，他們的經驗也是戰爭經驗的一部分。
Q：你說過“一戰”是一次“文學性”的戰爭，這個說法是您基於對很多別的戰爭的瞭解之後所做的描述嗎？這種“更多地用文字方式保留下來記錄”的特殊性是什麼造成的？
皮特·恩格倫：是，我說這是一場“文學性”的戰爭。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所擁有的知識、一個在文學上來說有洞察力的人，讓我看到了這一點。一戰中，文學是人們生活的一部分，文學可能從未有過如此強大的影響力。閱讀戰爭、書寫戰爭，在一戰中是傳播戰爭最重要的方式。
在這之後，有了新的媒介，從而有了新的傳播和分享經歷的方式。二戰的時候，我們有了廣播和影像（ moving images ）等材料。新媒介的採用改變了人們參與戰爭、傳播戰爭的方式，我認為就沒有那麼多被寫下來的經驗了。伊拉克戰爭期間，我注意到所有美國士兵都有一個小相機，並且一直在拍照，很少有人用文字記錄。那是一個“圖像性”的戰爭，他們的記憶是由圖像構成的。但是一戰中，是由文字構成的，（當時）只有文字。
當然，現在人們也繼續書寫戰爭，即便是伊拉克戰爭也產生了很多不錯的文學文本。但是一戰之後，文字書寫漸漸失去了它的中心地位，圖像漸漸變得越來越重要了。當我們回憶一戰時，是文字的材料。而想起二戰，圖像已經更佔據了記憶的中心位置了。
Q；在書裡多次提及戰爭規則“一是一，二是二”，是一種不傷及無辜的態度。書裡的註釋裡寫到“一戰”的戰俘 90 %戰後活著回家，這一點不同於二戰。為什麼在一戰中，人們可以表現出對於戰爭規則的嚴守，而之後卻不行了？
皮特·恩格倫：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 1914 年的戰爭比 1939 年的戰爭更加文明。1939 年的二戰是因為一戰而導致的，但 1914 年的戰爭在更多方面來說都是更加文明的戰爭。
一戰不是一個意識形態的戰爭，也不是一個種族主義的戰爭，而二戰是。一戰是不同國家之家發生的衝突。在一戰中，人們不會將對手看作是要被碾壓的動物，不是要消滅的低等生命。在這樣一個非意識形態的戰爭裡，對手不是要被根除的動物，而是值得尊敬的對手。
在瑞典烏普薩拉的大學裡有一個戰爭紀念碑，上面有一長串在戰爭中去世的學生和畢業生的名字。但是其中也有 3 、 4 個名字，他們 1914 年出發為德國而戰。他們是德國人，但他們依舊因為參加戰爭而被紀念，他們是可敬的對手。
Q：書裡有羅伯特·穆齊爾和弗朗茨·卡夫卡，他們都被稱為現代主義小說家，他們的作品中都帶著荒誕性，你曾說過“他們的偉大在於，他們能夠把常常是荒謬的現實轉化為偉大的文學”，你認為“一戰”的經歷對他們來說是一種怎樣的影響？
皮特·恩格倫：穆齊爾和卡夫卡，他們經歷了戰爭之後都有所轉變（ transform ）。
我認為穆齊爾在荒謬性上有更多的轉變，他將這種荒誕描畫進了自己的時代中，尤其是在他的著作《沒有個性的人》裡。卡夫卡在戰爭之前就對存在持一種荒誕的態度，但是他的這種荒誕感在戰爭中突然地變為了時代的荒誕感。當時代變得荒謬的時候，卡夫卡的這種荒誕性與時代相互匹配上了。所以，戰爭對於穆齊爾的改變和對卡夫卡的改變是不同的。
時代和卡夫卡的步調越來越一致，卡夫卡從戰爭的第一天起就有這種荒誕感。當戰爭進行得越來越荒謬時，卡夫卡開始表達一些東西，是一種和以前一樣有力量的東西。如果沒有戰爭的話，卡夫卡作品的偉大之處就不會被理解。
如果允許我做一個推測的話，如果沒有經歷戰爭，穆齊爾的《沒有個人性的人》很有可能寫不出來。在戰爭最開始的時候，穆齊爾是對戰爭叫好的那些人之一。而卡夫卡無論如何都還是能寫出他的著作。我認為這是這兩個作家的區別。
Q：在用個人的故事敘述宏大歷史這件事上，你向誰學習過技巧或者思考方式？
皮特·恩格倫：我是個歷史學家，我有很多的研究材料是個體故事。
其次，即使不被提起，個人的素材也存在在歷史中。我作為記者的工作經歷，增加了我對個人故事的興趣。
第三點，我是一個對人有好奇心的人。當我在街上、巴士上、飛機上看到某些人的時候，我很容易會去想他是一個怎麼樣的人，他的生活是怎麼樣的，他的志向是什麼，他在期望什麼。我對人感興趣。
在歐洲有這麼句話，“如果你救了一個生命，你就拯救了一個宇宙。”
我認為作為個體的人是非常有趣的，這是一本只使用個體素材的實驗性質的書。
但問題也是很明顯的，它很容易喪失對廣大圖景的描寫。我可以寫這本書的一個原因，是已經有很多描繪了時代背景的書。有從下往上寫的書，也得有宏大敘事的書（從上往下寫），兩者你都需要。如果你只有宏觀敘述，你會有一個宏觀視角，但是你會缺少其中的人性。如果你只從個體書寫，那閱讀者很有可能理解不了。
這就好比，坐在旅館裡看這座城市，你可以看到這些高樓，但很少能看到移動的人。當你乘坐電梯下樓，離開空調房間走到溫暖的街道，你看到樹蔭底下有鮮活的人和具體的生活。當你站在街上的時候，你看不到高樓了。但其實上海是兩種元素的結合，上海有高樓，但也有街上的巴士和人。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你總是坐在高樓裡看城市快速移動。但其實兩者都不可缺少。
Q：為什麼這種敘事方式並不常見？
皮特·恩格倫：因為它不是傳統的敘事。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第一個給故事（悲劇）下了定義，什麼是故事（story）？故事是由開頭、中間和結尾構成的。
我認為不常見的原因是，如果沒有一條敘事弧線，你不知道他們最後能不能被連接在一起。所以寫這本書是一個實驗，我花了至少 6 個月的時間來確定這個方法可以成功，這可以成為一本書。這也是一個關於臨界點的問題，你到底得用多少個故事，才可以使這些故事結合成為更有價值的一個東西（ becoming something more）。如果你只有 50 個個體故事，它不會變成更大的一個東西。臨界點在於究竟多少個故事才能成書，是 30 個、 70 個、 100 個，還是 200 個故事？我認為這是為什麼不常見的原因，因為是一個實驗方式，它不是一個傳統的敘事故事，它是一個敘事的結合，你比較難判斷這樣的方法是否有效。
我最開始的意圖就是想用一個個的個人故事構成一個比較完整的戰爭圖像。我堅持這種衝動沒有放棄，最後走到這一步。當你講一個故事的時候，你要連接它們，這是這本書帶有實驗性的地方。我有很多的故事，我要把它們連接在一起。一開始可能就是一把散落的珍珠，最後串起來是一串珍珠項鍊。
Q：你曾經在 70 年代初的時候，參加過反對越戰的團體活動和瑞典社會民主黨青年黨。但在這之後您再也沒有參加過政治團體。這期間是什麼促使了你的改變？這對您後來學習歷史、寫作等有什麼影響嗎？
皮特·恩格倫：對我來說，這些經歷讓我明白我對從政不感興趣。
我發現我很難站在某一個政黨後面支持他們，這是政黨的一個問題，它們都要完全的忠誠。但是作為一個作家，我無法對除了真理（ truth ）之外的其它事物絕對忠誠。這對我的影響是，讓我更公平地看待人和事，作為一個知識分子，而非在政治上。我想要理解世界上發生的事情，理解人。這是一個自然的選擇，而不是一個重大的（ important ）選擇。
但我還是相信社會公正。
Q:《波爾塔瓦》( Poltava )還沒有中譯本，可以和我們說說這是怎樣的一本書嗎？
皮特·恩格倫：這是我的第一本書， 30 多年前寫的。這是一本更為傳統的歷史書籍。它有一個主線敘事，關於一場瑞典和俄國之間的戰役。瑞典輸，俄國贏。這場戰役決定了俄羅斯之後的崛起。如果沒有這場戰役，俄國不會成為強國。瑞典和俄國之間有過很多次的戰爭，這是持續時間最久、最血腥的一場，持續了 21 年。
這本書就是關於這場戰爭，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這更多的是一本傳統歷史書籍，但它依舊包含了很多個體人物。寫這本書的時候，我搜集了 300 年前所有這場戰役中可以找到的個人素材，所以這本書中也有多個人物。
一般來說，這是一本年輕人寫成的傳統歷史書。
Q：聽說你的下一本書將是一部歷史著作，主題來自 20 世紀，形式會有點不尋常。是在刻意尋求一種書寫上的創新嗎？
皮特·恩格倫：對於敘事的探索實驗，是非常有趣的。我相信在形式上的實驗。
題圖來自維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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