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朝以前，清政府沒有辦理對外交涉事務的專門機構，只由禮部或理藩院兼管。由於世界資本主義大潮的衝擊，外交事務增多，封建政治體制已難以適應新的變化。咸豐帝在世時，對外國侵略勢力盡管妥協屈服，卻始終對其懷有戒心，未接受其“合作政策”。同治帝年幼，兩位皇太后與議政王奕訴是最高決策者。他們對西方國家的“合作政策”竟欣然聽命，並確定了“撫夷”的對外總方針。這是近代對外關係的新變化。西方列強所採取的對華“合作政策”，是美國首任駐華公使蒲安臣精心策劃的，可保證其既得利益，又能分享新的特權。這一政策也得到英、俄、法等國的完全支持。
外國公使駐京是同治朝“中外合作”的顯著標志，也是西方列強從政治上干涉清政府的重要步驟。《北京條約》簽訂後，法、英、俄、美等10餘個國家的公使陸續進駐。西方列強在對華“合作政策“的旗幟下，展開了形式上比較溫和的侵略方式。
咸豐末年，具有綜合性對外權力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這是清末中央新型官制出現的重要標誌。隨著外交事務的增多，總理衙門的機構和職權也不斷擴大，外交談判、簽約、商貿、遣使、定界、傳教，以至鐵路、郵電、海防等等，凡涉及“洋務”者，幾乎都已包括在內。
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後，英使額爾金致書奕訴，要求清廷建立一個主辦外交的機構，以便與英法等國設立的公使館辦理一切事務。咸豐帝批准了這一要求 ，在北京東堂子衚衕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儘管它的建立帶有被動色彩，但卻是中國近代外交的開始。
同治四年（1865年)，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呈送給總理衙門這份意見書，“勸告”清廷興辦有利於列強的“新政”，對清政府的決策施加影響。
這篇說帖，是同治五年（1866年）英國駐華使館參贊威妥瑪向清政府提交的。文中教訓清政府要順從列強的意志，應該“內改政治，外篤友誼”，同意修築鐵路、敷設電線、開採礦產、訓練海陸軍、開辦學堂，向各國借款；服從列強的旨意 ，切實保護各國在華的一切特權和利益。
咸豐三年（1853年），清政府在上海東門外設立的江海關在小刀會起義中遭破壞，海關曾租借船隻辦公，但外商借口拒交稅款，清廷被迫同意由英、美、法 3 國領事各派一人組成“上海關稅委員會”，監督海關事務。咸豐十年，設立江海北關。
赫德（1835-1911年)，英國人。同治二年（1863年）被總理衙門正式任命為總稅務司。赫德任職後，制定並推行一套由外國人管理中國海關的制度，直接控制中國的財政收人，對北京近代郵政、教育等方面的建設起到一定作用。赫德直至1908年才離開中國，控制中國海關長達48年。
蒲安臣(1820 - 1870年)，美國外交官。1846年於畢業於哈佛大學法學院。咸豐十一年（1861年）任美國駐華公使，積極推行列強聯合侵華的“合作政策”，支持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企圖通過華爾控制中國軍隊，又勾結洋務派首領，干涉中國內政。同治六年 （1867年）卸任後，遊說清政府授權自己擔任“辦理各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率團西遊歐美各國，於次年在華盛頓擠自與美國國務卿西華德簽訂 《中美續增條約》（即《蒲安臣條約》)，擴大美國在中國的侵略權益。
《北京條約》簽訂後，西方几個主要國家的公使陸續來到北京。咸豐十一年(1861年）二月十五日，法國公使布爾布隆最先到達北京，並在東交民巷設公使館。
在法國公使到達北京的第二天，英國公使普魯斯也在北京建立了公使館。咸豐十一年（1861年）六月初一日，俄國公使巴留捷克到北京。二十四日，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第四個到達北京。這樣，法、英、俄、美四國公使，成為第一批駐京的外國使臣。
德國的外交官艾林波伯爵，是第五個到達北京的公使。
繼英法在東交民巷設立公使館之後，俄、美、荷、比等國也先後獲准在此設立公使館。其後，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丹麥、奧地利、日本和荷蘭等國陸續設使館。設有外國駐軍及練兵場，使館界四周建起了約6米高的圍牆，圍牆上設有8座碉堡，並設鐵門，完全變成了“國中之國”。
張德彝（1847—1918年)，字在初，漢軍魂黃旗人。同治元年 （1862年）選入同文館英文班。同治四年，經總署大考，被保奏為八品官。次年隨赫德及斌樁父子等遊歷歐洲，將見聞撰成《航海述奇》。同治七年隨蒲安臣、志剛使團赴歐美訪問，充任譯員。
同治五年（1866年)，總稅務司赫德回國休假，向奕沂等提議願隨帶人員前往外國遊歷，於是，同文館學生張德彝、鳳儀、彥慧，及斌樁、廣英等五人作為清政府的首次派員，先後遊歷法、英、荷、丹麥、瑞典、芬蘭、俄國、普魯士及比利時等國，歷時近10個月。張德彝的《航海述奇》述及遊訪期間種種新奇見聞和真實感受，與斌樁的《乘槎筆記》付梓刊行後，被京城的官員士大夫視為奇書，爭相傳看，併為之讚歎。它使人們開闊了眼界，對西方社會有了一些感性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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