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為《新京報》寫長文《高考恢復40年：那時沒人懷疑“知識改變命運”》，此處發的是該文後半部分。
我們絕大部分人都經歷過高考，也往往覺得，高中生活太枯燥無味，整日除了背書，就是做題。然而，在1966到1977年高考廢除期間，許多知青在艱辛勞作之餘，依舊堅守著對知識價值的認可，暗自盼望著“高考”這一公平競爭機會的來臨。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高等學校招生進行重大改革》，宣佈恢復高考。當天，天南海北的知青也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播報中，聽到了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在很多回憶中，他們不約而同地用杜甫那句“漫卷詩書喜欲狂”形容當時的心情。
備戰高考：從頭來過，全國上下手忙腳亂
知青們有機會上大學了，但要複習，一沒有時間，二沒有資料。
無論是廠裡做工，還是鄉下務農，想參加高考的青年們都只能在工作之餘，擠時間複習。在山裡插隊的劉延民每天從早上6點到晚上7點，要喂三次大豬、六遍小豬，還要準備飼料、砌豬圈、墊豬圈等，只能利用有限的空餘複習。
參加1977年高考前，王新輝在一個山村中學當老師，要在批改完學生作業、備好課後，才有時間複習下要考的內容。他回憶，
“時常是一邊吃飯，一邊背記，晚上一邊洗腳，一邊看書”。
不得不通宵達旦。
無論是廠裡做工，還是鄉下務農，想參加高考的青年們都只能在工作之餘，擠時間複習。電影《高考1977》再現了這一場景。
相比於時間，複習材料更加緊缺。當時文理科都要考政治、語文、數學，文科另考史地（歷史、地理），理科另考理化（物理、化學），外語作為參考，不計在總分。為能獲得這些科目的資料，考生們各顯神通，有人拿出留了十年的中學教材，有人得到城裡親戚寄來的油印材料，還有的人只能手抄各種習題。
材料都是有多少複習多少，現在任教於首都師範大學的孫文泱回憶，他姑姑從上海寄來好幾冊《幾何》《代數》，有了豐富的數學材料；弟弟在一箇中學任教，幫他找歷史老師要了十幾頁有關中國史的填空題；世界史資料用的是他爸爸單位發的週一良、吳於瑾《世界歷史》；地理內容不多，只有一些傳抄的材料。
複習之餘，考生們還要想報專業的事。“文革”剛剛結束，人們對於“文科”心有餘悸，傾向於學理工科、技術類的科目。後來從事黨史研究的薛慶超曾說，“在七七級大學生中，凡是報考文科的，基本上都是因為報考理工科，沒有考上大學的把握，才這麼做的”，這種說法當屬實情。
歷史學者雷頤從軍隊報考大學文科，成績高於重點分數線，但雷頤的父親希望他放棄入學，補習下數理化，來年再考，上個理工科大學。總的來說，當年大多數考生填報學校和專業時，都比較隨意，首選把握最大的或最熟悉的。在他們當時看來，只要能上學就好，上什麼學就相對不那麼重要了。
招考部門也和考生一樣忙亂。1977年召開了兩次招生會議，錯過了正常的招生日期，直到當年10月，招生意見才通報到各省。高考已經11年沒有進行過了，現在一恢復就是面對幾百萬人參加的大考，無論是考前命題，還是對監考人員的培訓，都極為緊急。
如遼寧在得到恢復高考消息的第二天，就組織了20多人的命題組，送到一個遠離市區的賓館裡工作。直到這時，命題組的老師們才得知基本原則——考查範圍不超過高二，以基礎知識為主。20余天後，經過數十次審核和校對，遼寧省高考試卷才交付印刷。
在當時，印刷試卷的紙張需先向本省計劃委員會申請，再由出版局調撥，但恢復高考時已屆年尾，沒有多餘的紙可供使用，一些省份於是奉命徵用了準備印刷《毛澤東選集》第5卷的紙張。由於經驗不足，河南、山東一些地方把正反兩面的試卷，只印了一面，導致考生需要參加補考；吉林延邊印刷試卷時，對廢紙處理不當，出現了洩題情況。
即使是裝試卷的麻袋都不敷使用，那時麻袋是防洪和戰備的專用物資，如雲南是省委親自下令，才徵用了2000多條麻袋。當時在江蘇組織高考工作的胡星善說，
“試卷印妥後如何包裝，用什麼袋子，裝多少份，有什麼保密要求，袋子上需要何種說明等等，必須精心設計，現做實驗、現寫說明、現訂貨、現投產……”
一切都是從頭來過。
考場實錄：公平的迴歸改變了不正常的教育秩序
時隔十年，能重新走進高考考場，大多數人用行動表示了對此次機會的珍視。
在北京監考的魯崇英回憶，
“我原來想，青年們被‘四人幫’毒害了這麼多年，個別人考試答不上來，可能搗亂。沒有想到，考場秩序會這樣好，考生態度會這樣端正。學生真的變樣了。有些過去被‘四人幫’一夥罵得抬不起頭來的老教師，今天看到學生這樣遵守紀律，尊重老師，嚴肅認真地對待考試，感動得熱淚盈眶。”
其實魯崇英擔心的事，並不是沒有發生。如一名遼寧考生在數學試卷上寫詩，控訴“四人幫”當政，自己失去學習機會：
“寒冷考試場，心緒漫無邊。猶念‘四害’滔天罪，坑殺青少年。蹉跎晃十年，禍國談何淺。罪當千剮難消恨，報國恥空拳。華主席英明，一舉澄空間。江山絢麗花萬朵，抒志在明年”。
考生水平普遍不高，還是在遼寧考場上，史地試卷有一道題問：“中國的四大發明是什麼？”有考生回答：“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還有考生說“長矛、大刀、火箭、原子彈。”
語文試卷有一道題要求翻譯：“夫夷以近，則遊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考生答：“姐夫領著小姨子去游泳，到那裡後看見游泳的人很多沒有下去，那是不道德的……”如此種種，並不鮮見。
自古就有的考場弊案，1977年高考也不例外。河北省故城縣發生了一場特大舞弊案，縣委書記以下數十名幹部涉案。縣委書記馬連寶共有6個女兒，前三個女兒都通過“推薦”上了大學，他還想故技重施，把高中在校的四女兒送進大學。
馬連寶先後找到文教局長、招生辦主任，讓他們“幫忙”。考點負責人給縣委書記家“小四”換了三次考號，安排成績好的學生坐在她旁邊；考試期間，馬連寶派通信員以送藥為名，給女兒傳送答案。故城的其他多名縣委常委也利用職權，或者巧妙安排座位，或者改試卷。被查處後，馬連寶說：“我不知道今年(招生)辦法改了。”——公平確實開始迴歸了。
即便在考場上發揮良好，也不意味著你能正常上名校。1977年高考，取消了原本要查祖孫三代的政審，沒有了充滿黑幕的“推薦上學”，但“文革”十年的思維慣性，並不會因一個文件、一次高考就改變。在高考政策的執行中，還是有不少考生受到政審的刁難。
在教育部發布的《招生工作簡報》裡，經常能看到一些成績很好的考生，或者因為父親是國民黨，或者由於母親是“右派分子，與日特有聯繫”，而被縣裡扣押材料，無法錄取。
王代文兄弟的經歷更為荒誕，他們出身教師家庭，參加1977年高考一起上線後，有幹部公開質疑：
“這是什麼政策，讓地主資本家的子女上大學！”“他們家只能去一個！”
這兄弟兩人同母異父，王代文的生父被認為是“畏罪自殺”，他本人則“對現實不滿”——在給朋友的信中說“近段時間新歌不多”，同時“走資本主義道路”——在裁縫鋪裡幫人裁過一兩件衣服。於是王代文的弟弟去上了大學，他只好第二年再考。
到1978年，高考制度確定下來，但還是很特殊。制定複習大綱必須照顧當時考生的實際水平，負責物理編寫的老師擔心，
“這幾年中學教三機一泵，一下子轉成力學，彎子太大”“考動力學，但不知道中學是不是有天平”。
大綱最大限度地兼顧了考生的特殊性，如歷史考題以中國史和近現代史為主，外語考題要求在初三水平。參加這一年高考的人數，超過了1977年，達到621多萬，直到2003年這一紀錄才被打破。
恢復高考，最大的意義在於恢復了公平。當初從學校走出後，走進工廠，下到鄉間的年輕人們，不會想到還有機會重回校園，成為作家、科學家、領導幹部，他們的命運確實是因這次高考而改變。
但是，當我們注意到5%左右的錄取率，也會知道，真正因為這次高考改變命運的人，並沒有想象中那麼多。高考的意義，更多地還是改變了中國不正常的教育秩序，是中國逐步走向正軌的一個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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