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爽韩朝宗之约事，首见于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以下简称《集序》）：“山南采访使本郡守昌黎韩朝宗谓浩然间代清律，置诸周行，必咏穆如之颂，因入秦与偕行，先杨（扬）于朝，与期约日引谒。及期，浩然会寮友文酒，讲好甚适，或曰：‘子与韩公预诺而怠之，无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佗！’遂毕席不赴，由是间罢，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乐忘名如此。”（录文据“四部备要”本《孟浩然集》）
据此，孟浩然是与韩朝宗“偕行”至长安后，发生爽约之事。
次见于《新唐书·孟浩然传》：“采访使韩朝宗约浩然偕至京师，欲荐诸朝。会故人至，剧饮欢甚，或曰：‘君与韩公有期。’浩然叱曰：‘业已饮，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辞行。浩然不悔也。”
据此，孟浩然应韩朝宗约“偕至京师”尚未成行，爽约事发生在襄阳。
今考《集序》所署为“宜城王士源撰”，宜城为襄州属县，因而一定程度上说，王士源可视为孟浩然乡人。据《集序》的叙事，王士源与孟浩然为同时代人。但是，他们并无直接交往，而且在当时的交通与资讯条件下，王士源对孟浩然这位乡贤的事迹其实很隔膜。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孟浩然于开元二十八年（740）辞世，王士源直至天宝四载（745）应诏到长安后，“与冢臣入座讨论，山林之士麕至，始知浩然物故”，他是在六年后才得知孟浩然已不在人世的消息，而且不是在家乡襄阳，竟是在长安。《集序》又讲述了编集孟浩然诗的情况：“嗟哉！未禄于代，史不必书，安可哲踪妙韵从此而绝？故详问文者，随述所论美行嘉闻，十不纪一。浩然凡所属缀，就辄毁弃，无复编录，常自叹为文不逮意也。流落既多，篇章散逸乡里，购采不有其半。敷求四方，往往而获。既无他事，为之传次，遂使海内衣冠缙绅经襄阳思睹其文，盖有不备见而去惜哉？”（按，《集序》的传世文本文字不尽相同。手边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丛书”2000年所出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所附《集序》与“四部备要”本即多有异文。但异文对于理解《集序》的基本含意并无大碍。其详细校勘姑留待日后为之。）由此可知，王士源是在由“乡里”至“四方”收集孟浩然诗作的同时，收集记录了诗人的“美行嘉闻”。《集序》关于孟浩然事迹的记载既然是王士源在孟浩然身后收集所得，因而并不具有第一手资料的原始性质。这些资料显然是可以辨析讨论的。
须辨析讨论的关键问题，是孟浩然爽约是否发生在与韩朝宗“偕行”至长安后。王辉斌先生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撰文指出：“王《序》所云韩朝宗‘因入秦，与偕行’并非既成事实，故《新唐书》将“与”改成了“约”。假若孟浩然是真的偕朝宗到了长安，韩朝宗又为之疏通荐引于玄宗，孟浩然是时‘毕席不赴’，放良机任自流，那岂不和他平时的极强用世之心相悖？那他此行长安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一切只能说明：孟浩然是次并未至长安。”（《孟浩然入京新考》，原载《长沙水电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又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8年第5期。此据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孟浩然新论》）这里并不需要考据——没有新材料的发现也无从考据——而只要按照常理推断就是了，因为任谁行事，常理是不能违背的，孟浩然也不例外。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作如下合理的推断：孟浩然爽约事是存在的，但在乡里流传的过程中却部分地走了样，原本是爽约于襄阳，变成了爽约于长安。试想，到了天子脚下，居然放弃步入朝堂的机会，这般行事无疑更具有浪漫性，更能凸现诗人不受羁束、不慕荣利、珍重友情的美好品质，也更为乡里人所乐道。王士源所采撷的，正是这个失真的、有悖常理的“口传版本”。我们还可以推断，《新唐书·孟浩然传》的作者宋祁是在并无新的材料依据的情况下，将产生于前代的《集序》文字作了适度改写，使之比较符合常理，能够为人理解和接受。
基于《集序》及《新唐书》对于爽约事的不同记载，当今研究者亦持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以《集序》为据，认为爽约于长安；另一种意见以《新唐书·孟浩然传》为据，认为爽约于襄阳。兹就两种意见各举一家为代表，略作平议。
前者的代表是《唐才子传校笺》（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之《孟浩然传》（陈铁民先生校笺，以下简称“陈笺”）。“陈笺”立足于韩朝宗偕浩然入京的基本判断，考曰：“山南东道采访使（按，《集序》作“山南采访使”，微误，“陈笺”有辨正）之设置，实始于开元二十一年，朝宗之‘兼山南东道’，亦在是年”，“据《通鉴》卷二一四载，玄宗自开元二十二年正月至二十四年十月居于洛阳，因此，朝宗偕浩然入朝之时间，必在二十二年正月玄宗由长安至洛阳前。浩然（第二次）赴长安，当在开元二十一年。此次长安之行返抵襄阳之时间，则大抵应在开元二十二年或二十三年仲夏（按，考证过程有省略）”。这段考证针线颇为细密，但仅停留于技术层面而忽略了一个大前提，即：浩然既爽韩朝宗之约，在朝宗为他铺平了道路（先扬于朝）、确定了日期（与期约日）的情况下，故意不赴约，这表明浩然实无意于仕进，但是，“陈笺”定为浩然此次由京返襄阳所作《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诗却写道：“中年废丘壑，上国旅风尘。忠欲事明主，孝思侍老亲。归来冒炎暑，耕稼不及春。”诗中所述，显然是抱着入仕的目的来京，甚至对入京而耽误了耕稼不无遗憾，这些抒写都是十分真切可信的。既然如此，“忠欲事明主”的浩然为何要因爽约而放弃入仕的机会呢？再说，即使将浩然离京的时间定为开元二十二年仲夏，他于爽约之后仍在京城滞留了半年，若非求仕，为何滞留？假如将浩然离京的时间定为开元二十三年仲夏，其在长安滞留达一年半以上，如此执著地求仕，却在此前白白放弃入仕的良机，其行为何乃矛盾如此？由此可见，以《集序》为据对孟浩然入京所做的叙事，因违背常理实不能自圆其说。这里事实上涉及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传统考证，是将相关材料罗列起来以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如初等数学的推理）加以排比分析，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这样的考证即使做得十分严密，但如果忽略了与所考问题相关的内容（包括常理、常情等），考证的结果就未必可信。
后者的代表是王辉斌《孟浩然“平生重交结”略议——兼及其人格魅力的诸种表现》一文（以下简称《略议》。载《孟浩然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关于爽约事，王辉斌早在前引《孟浩然入京新考》一文中，已有明确表述：“韩朝宗约孟浩然进京相荐这一史实，只能发生在开元二十三年春以后。因为这一年据《旧唐书·玄宗纪》所载，唐玄宗曾于是年春正月下诏：‘（其才有霸王之略、学究天人之际、及堪将帅牧宰者）令五品已上清官及刺史各举一人。’韩朝宗是时身兼荆、襄二史，又是山南东道采访处置使，自然可举孟浩然入京。但孟浩然终因与‘寮友’（按，“寮友”系《集序》用语，宜用《新唐书·孟浩然传》“故人”）相聚而‘卒不赴’。”
《略议》回顾了研究这个问题的过程，写道：“据拙著《孟浩然研究》第二章第二节《孟李过从》之所考，与孟浩然在襄阳‘剧饮欢甚’的这位‘故人’并非为他人，而是写‘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的李白。”将孟浩然为之倾情倒意、“剧饮欢甚”以致耽误了一生前程的“故人”锁定为李白，是令人解颐的说法。回看 “陈笺”，并未道出《集序》所谓“寮友”为何人，不能不说是又一缺憾。《略议》将事情发生时间定为开元二十三年早春，考曰：“李白在这一年的早春之所以来到襄阳，主要是因唐玄宗于是年正月‘大赦天下’所导致。唐玄宗这一次的大赦天下，其内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中之一者，即为上引《旧唐书·玄宗纪》之‘其才有霸王之略、学究天人之际、及堪将帅牧宰者，令五品以上清官及刺史各举一人’云云……李白的此次襄阳之行……即其希望时任山南东道采访使兼襄州刺史的韩朝宗，能依据这一‘赦文’内容而将其推荐给朝廷，对此，其集中的《与韩荆州》一文，已是将其说得非常清楚。但韩朝宗却未能荐李白于朝廷，故李白在由襄阳到江夏后，于《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一文中，将在襄阳求助韩朝宗无成之事，借送‘张祖监丞’之名义，乃发泄无余：‘误学书剑，薄游人间。紫微九重，碧山万里。有才无命，甘于后时。刘表不用于祢衡，暂来江夏。’将韩朝宗比作‘不用于祢衡’的刘表，其愤懑之情，藉之即可见一斑。”这段文字考察了李白此次来游襄阳的经历，与学界关于李白研究的相关结论是符合的。兹将我自己所认同的李白相关事迹简述如下：
李白于开元十八年“初入长安”，欲以干谒求仕进而不果，十九年出京，五月游梁园，冬在洛阳，二十年秋返至安陆家中。嗣后有襄阳之行。安旗师主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5年出版）所附之《李白简谱》（笔者分工所撰），将李白出游襄阳定为开元二十二年事。笔者所撰《李白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做了微调，推后至开元二十三年。李白来游襄阳的直接目的，是干谒韩朝宗。然而干谒未果。拙撰《李白诗选》在李白此期诗作《襄阳歌》下有“题解”（即注解[1]）曰：“当时天下有‘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之说，李白来谒韩朝宗，作有《与韩荆州书》，书云：‘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书上不报，干谒失利，乃作《襄阳歌》以宣泄胸中郁闷。著名的《赠孟浩然》诗亦此期所作：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我数年前有次在襄阳参加孟浩然研讨会，曾提交题为《重读〈孟浩然〉》的论文，文中指出，“‘醉月’一联即指孟浩然因沉醉而爽韩朝宗约事。‘风流’，也应指孟浩然夫子这种鄙弃功名的潇洒之举。”而辉斌教授干脆说“会故人至，剧饮欢甚”的“故人”就是李白。在没有更具说服力的文献资料发现之前，我觉得这是有可能性的、甚至是最佳答案。试想，除了李白这位天才诗人，还有谁能使孟浩然如此倾倒，如此不顾一切、不惜代价地与之“剧饮欢甚”呢？况且李白恰好在这时来到了襄阳！
有趣的是，顺着辉斌教授的结论说下去，事情的原委就应该是这样的：开元二十三年正月朝廷举人诏下，作为山南东道采访使兼襄州刺史的韩朝宗肯定首先属意于襄州籍的孟浩然，并“约浩然偕至京师，欲荐诸朝”。浩然也是答应了的。等到李白来游襄阳，递上《与韩荆州书》请求引荐时，无论韩朝宗对李白持何种评价及何种态度，事实上已不可能举荐他，因为朝廷诏书明确说“各举一人”，这个仅为“一人”的名额已经被孟浩然占用了。况且李白当时家居安州（安陆），安州属淮南道，不在韩朝宗任职之山南东道的范围。因此，李白干谒无果是注定了的。然而，当韩朝宗约孟浩然登途时，我们不妨想像，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浩然当时正与李白“剧饮欢甚”，刺史韩大人通知他“出发的时间到了”，他一想，自己一个人去长安，好友李白却没有这样的机会，于是犯了后世贾宝玉一样的脾气（宝玉当着黛玉的面，要摔掉“通灵宝玉”这个“劳什子”，浩然也不愿丢下李白去做“劳什子”官），毫不犹豫地说：“业已饮，遑恤他！”硬是背弃了与韩朝宗的约定。李白肯定被感动得一塌糊涂，于是当场挥笔写下了《赠孟浩然》。如果这样的想像能够成立，那么，这首诗就有了“本事”。诗的开头和结尾表达对孟浩然极度崇敬的心情，中间两联浓墨重彩地渲染浩然鄙弃功名的品节。“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二句，即眼前发生的浩然因剧饮而爽约事。“中圣”用三国时徐邈故事写酣饮；“迷花”也是写酣饮，李白同期所作《襄阳歌》开篇“落日欲没岘山西，倒着接（篱）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蹄。傍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公醉似泥”数句写山公醉态，“花下迷”即“醉似泥”的样子，“迷花”与“花下迷”意同。我们还可以想像，李白当时反思自己：前几年刚有“初入长安”求仕的经历，虽然遭遇了挫折，但用世之心并未消减。这次专程由安陆来襄阳谒见韩朝宗，献上《与韩朝宗书》，希求汲引的心情那样迫切，较之孟浩然爽约之举，一正一反之间，反差是何等巨大！所以，李白由衷地感叹：“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自己面对孟浩然，实在学不来（故曰“徒此”），而只能发一番“高山仰止”的赞美，实在是惭愧得紧！
就这样，属于韩朝宗的这个推荐名额白白地作废了。孟浩然也失去了最后一次出仕的机会，从此安心地在襄阳做布衣，直到5年后终老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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