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IC导读
◆普惠金融不是新概念或新事物，其千年发展历程折射出人类社会对金融发展的实践探索和理论认知。新世纪开端时，社会又一次呼吁金融包容性增长，呼吁金融在公平与效率、普惠性与商业性之间平衡发展。
◆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姜建清日前在《北大金融评论》上发表文章，从更宽的视角、更长的历史维度，通过审视普惠金融的探索历史和三次重大转变，重新思考过去、现在和将来普惠金融的发展之路。本文节选自原文第三部分。
新世纪以来普惠金融重新出发新世纪以来普惠金融重新出发，迎来第三次重大转变，特别是金融科技的蓬勃兴起对金融功能进行了再造，普惠金融的实践和理论有待升华。
从古老的典当业到帮困互助的金融互助合作，从宗教慈善组织到现代商业银行，金融确实朝着普惠的方向发展的,但其发展进度远不及人们的期冀。理论界和实践界通常从金融可获得性、金融产品与服务的使用情况、质量等维度来评价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然而在漫长发展过程中，金融在逐步异化，摒弃了以人为中心，慢慢见物（财富）不见人。逐利成为西方金融业的唯一追求，唯利是图的华尔街金融模式成为各国效仿的榜样。从早期漠视金融的商业性到后期漠视金融的普惠性，看来是对立的两极，其实质都是缺乏对金融本质的深刻理解。
在世界跨过了20世纪，特别是经历了惨烈的全球金融危机后，人们开始反思这种金融模式的弊病，愤怒于金融资本主义的贪婪，反对少数人群占有金融财富导致的社会不公平、不均衡发展，加剧全球经济失衡及风险，而危机对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创伤和社会秩序破坏。人们重新思考金融发展的初心和使命，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和路径。
2005年联合国在国际小额信贷年正式提出了普惠金融观念，其定义为:能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以弱势群体和低收入人群可以负担得起的成本，及时和充分地提供信贷，确保他们获得金融服务的过程。普惠金融一经提出，引起了各国政府和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在全球范围内达成共识，因为它切中了当今世界的痛点。
然而，普惠金融的实施，知易行难，需要从理念、理论到行动。首先，要认识到普惠金融不仅仅限于“解决弱势群体金融服务问题”，除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发展权问题之外，还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与包容发展，而这些恰恰是日益凸显和居于核心地位的金融的社会功能属性的体现。金融天生具有经济性，正是金融发挥了中介作用，资产实现了转化，经济发展有了推力，财富得到增值，效率、福利得以提高。然而，金融更具有社会性，对于塑造一个更加公平、公正、高效的世界具有重要意义。普惠金融具有双重属性，它是金融不是慈善和救济，但又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征。因此，既要贯彻商业化、市场化经营，遵循契约原则，有借有还、还本付息。又要以可负担的成本，尽可能广的范围提供融资服务，帮助贫困人群解决发展权问题。通过金融的激励约束机制，使小微企业和弱势群体自立自强。同时利率应尽可能低，但又能覆盖成本和风险，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金融机构亦应从培育客户、综合回报、品牌效应等方面来平衡收益。通过完善金融生态体系，实现大中小银行共生并存，通过金融竞争促使效率提升、成本压降，进而使边际利率趋降。一些新金融机构在法律允可下较高利率的融资方式，是对正规金融机构的适当补充，应持宽容的态度。但须严格定义银行利息（费用）内容，防止变相高利贷。要对“反高利贷”立法并严格执法，打击低借高贷的金融套利行为。
其次，要认识到普惠金融已经成为当今金融发展理论的演化指向，成为金融推动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和谐发展的新特征和新要求。从Goldsmith(1969)等人开创金融发展研究以来，很多学者研究金融发展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政策组合来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Easterly(1993)、King and Levine(1993)、Levine(1998，1999)和Levine et al(2000)等人的研究表明，长期来看金融发展的悬殊差异可以解释不同国家间经济增长的差别。金融的可获得性与创新步伐和企业活力有着直接关系，金融可以通过功能完善来促进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增长。同时，金融对削减贫困有着正面作用，更高水平的金融发展将会带来更快的贫困削减。然而，一些学者指出，单纯追求利润回报和经济增长的金融增长，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则会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而只有包容性的金融增长才对贫困削减、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正面、积极的作用（Kunal Sen，2010）。普惠金融被视为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可以让大部分无法或没有能力的人群参与金融体系。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未来金融的发展方向和模式都需要重新审视，需要立足金融功能完善和结构优化的视角，建立符合金融发展客观规律和社会经济制度环境要求的金融发展理论和体系。
最后，普惠金融的未来发展需要科技赋能，用金融科技的新理念和新手段来破解普惠金融发展难题。普惠金融争议的焦点，依然是普惠性与商业可持续的平衡难题。银行业在叹息缺乏有效信贷需求同时，又望洋兴叹于庞大的小微信贷市场。因为传统的银行融资方式和技术，既无法满足面广量大，需求急迫的小微企业融资需求，亦无法有效控制利率成本与风险。信贷市场半径取决于风险控制半径，风险控制半径又取决于信息数据半径。管控好资产转化中的风险是普惠发展的难题。而技术变革是推动金融普惠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当代金融科技已经从传统的工具角色上升为金融变革的驱动力，可以创新金融服务模式、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金融效率，特别是对“信息不对称”难题的破解，最终使小额信贷业务符合商业可持续。
通过金融场景构建，使资金流、商品流和信息流的可视与可控、透明与可靠。风险控制从单客户、单品种、局部化、碎片化的管理方式，向业务关联、上下游联动、跨账户交易的大数据风控方式转变。通过数据模型准确判断客户状况，有效实现信贷决策和风险定价。金融科技能改善长尾客户的服务供给，适应小额高频、期短急迫的全线上、标准化的融资。政府在行政和公共事务中，通过税务海关、工商行政、公用事业、教育医疗、社会管理的场景，形成了大量有价值的数据资源却闲置浪费。若能建立社会公共信用数据库，在一定规范下开放利用，加之各金融机构自有的信用数据，能有效提升全社会信用数据水平。相信中国普惠金融发展会迎来又一个春天。
新时代普惠金融的发展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普惠金融产生和发展本身具有强烈的内生性，具有因市场需求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模式特性，不同模式之间的差异性大于同质性。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蒂莫西·W·吉南曾论述合作金融内生性的本质不适宜强制性移植。赖夫艾森合作金融的成功就有独特的历史人文原因。复制历史上的金融普惠模式已经不具现实可行性。孟加拉乡村银行的模式也是欠发达国家的普惠金融实践。其极低金额、较高利率的融资方式，与中国的现状也有差别。前方并没有现成可仿效的道路，现今中国蓬勃发展的小微企业贷款、微型金融、三农信贷等普惠金融实践，尤其是在金融科技模式下的普惠金融实践，都可视为对普惠金融发展新探索。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未来谁能提供效率最高、质量最优、成本最低的金融服务，并能实质控制风险，谁将是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成功践行者。
普惠金融的发展，关系到金融从何来，为了谁，往何去的宗旨与目标问题，关系到金融观念、理论和实践的重大突破，关系到社会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结果的优化和公平，关系到金融是服务多数人还是少数人的问题。新的道路只会在探索中形成。新的理论只会在实践中诞生。抚今追昔，千年金融沧桑使人们明晰了金融的初心和使命。革故鼎新，才能让金融真正为推进实现人的公平发展、自由和解放而努力。
姜建清：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回顾与思考
导语世福资本（中国—中东欧基金）董事长、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姜建清日前出席“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股改史》新书发布会”并发表讲话。他回顾了中国金融业开放的历程和带来的思考，并指出持续推进和深化改革是国有银行保持持续发展和良好质量与效益的根本保证。
非常高兴参加《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股改史》新书发布会。借此机会，我谨代表本书编写组感谢中国金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使得本书得以在较短的时间内高质量编辑校对和成功出版发行。
本书是在人民银行和五家大型商业银行的支持下，我们用了两年多的时间，组织五家大型商业银行近50人的写作班底，采访了近30位当时亲历股改的领导者和参与者，征询了37位顾问和50多位专家学者的意见，几经修改完善，最终成稿。希望用文字记录下这段令人难忘的历史，希望能给广大读者带来一些思考。
从业近40年来，我和许多同事一起，非常有幸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中国40余年的改革开放，使得全世界人口最多、贫困人口也最多的国家，励精图治，开启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历程”。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在世界人类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习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40年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国金融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上个世纪末，中国的银行业被称为“技术上已经破产”，通过改革转型发展，浴火重生，如今中国银行业规模、效益与质量，金融市场广度与深度，金融监管体系、市场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中国银行业总资产超过了270万亿元人民币，居全球第一位，盈利水平及资本质量都居全球可比同业前列。最新的英国《银行家》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中，中国有135家银行入榜，按一级资本排名的前十大银行中，中国四家大型商业银行名列前茅。在走过40余年金融改革开放道路的同时，我们迈入了发展的新时期和新阶段。从理论到实践方面，总结和研究40年来金融行业改革开放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构建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推动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下面，我讲四个方面内容。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经历三次重要转折，其中股份制改革是我国国有银行改革的辉煌序章，也是没有退路的“背水之战”和“一场输不起的改革”。
改革开放前夕，我国经济十分困难，甚至处于崩溃的边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发展经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首先面对的难题是“钱从哪里来”。
新中国成立后头30年里，中国仿照苏联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生产由国家计划决定，投资由财政拨款解决，是财政体系而非金融体系担当了分配资源的核心功能，形成了所谓“大财政、小银行”的体制。然而，由于财政的资金供应能力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资金的迫切要求，银行的作用凸显，逐渐替代了财政的地位。银行改革成为金融改革的起点，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三大国家专业银行相继从计划经济下“大一统”的人民银行和财政体系中破茧而出；1984年1月，中国工商银行成立，承担原来由人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一个“以人民银行为领导，以国家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真正的银行”的组织体系在改革中逐渐形成。此后，国家专业银行迅速成长壮大，十几年间资产和营业网点成百倍增长，充分发挥了聚集、动员社会资金和撬动经济发展的杠杆作用。金融与财政的分离，改变了以往“大财政、小银行”的模式，国有银行开始成为国民经济改革发展融资的主渠道，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金融体系逐渐建立并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这是金融业发展的第一次转折。
第二次转折是市场化、法制化改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不断进步。改革伊始，国家通过发挥银行的杠杆作用，扩大货币投放和信贷规模，推动经济增长，银行业亦通过增设机构、放权让利、扩大业务范围和改革资金管理，来搞活金融、搞活经济。但是“微观搞活”和“宏观稳定”是一对矛盾。在改革的前十多年（1978—1990年）中，信贷年平均增长率20.38%，经济年平均增长率14.6%。信贷投放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但也导致市场流通的货币过多，通货膨胀从根本上是一种货币现象，当然在中国还有结构失衡的原因。于是，经济过热和通胀压力开始显现。
20世纪80年代出现两次经济“过热”，1993—1995年又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通胀率达到24%—25%。面对经济金融过热混乱的形势，国家采取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治理整顿金融秩序、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的过快增长。实行银行业与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房地产业分业经营，成立了三大政策性银行，相继出台规范金融行为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1996年，国民经济扭转了高通胀局面，物价涨幅回落到较低水平，顺利实现“软着陆”。之后保持了20多年低通胀水平的宏观金融环境。
微观层面的金融问题也逐步凸显，商业银行贷款成为社会融资主渠道后，不良贷款也伴随出现。从1984年到1990年，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不断上升，大多数年份在10%以上，80年代末期达到15%，1996年达到20%以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央更加高度重视金融风险，开始着手重点解决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并为之后国有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革做了思想和基础准备。
本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内各界对加快国有银行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已经形成广泛共识。但是对于沉疴已久的国有银行其症结究竟何在，以及能不能对国有独资银行的产权制度实施股份制改造等问题，还存在不同的认识和广泛质疑。与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的争议类同，国有银行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科学管理不够，而是有着更为本质的体制机制问题。要引领国有银行朝着市场化、现代化的方向走得更远、更踏实，还需在体制机制方面进行改革。在党的十五大确立了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并确定股份制是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途径后，党中央高瞻远瞩，于2002年年初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作出了“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具备条件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可改组为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条件成熟的可以上市”的重大决策，决定利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五年的时间，背水一战，彻底解决国有银行的体制问题和不良资产高企、竞争力低下问题。“内忧（不良贷款）外患（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竞争）”下，2003年国务院开始推动以产权为核心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在中国银行、建设银行股改试点和交通银行深化股份制改革取得阶段性成功之后，国务院于2005年不失时机地推进中国最大的国有银行——工商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并于2008年顶住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果断推出农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由此，中国五大国有银行全部成功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和公开上市，实现了由国有独资银行向国际公众公司的嬗变。
第二，中国的金融改革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市场化改革道路，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和体会。
40年来，国有银行始终围绕邓小平关于“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的目标，经历了企业化改革、商业化改革和股份制改革，最终实现了市场化经营。总结40年来中国金融业改革，尤其股份制改革的宝贵经验和成果，我觉得主要有几点经验体会。
一是，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发展是硬道理，金融发展是服务实体经济、解决自身困难和问题的根本途径与有效方法。与一些储蓄率较低的国家依赖外债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同，我国主要通过市场手段，将高储蓄转化为投资，动员内部资金支持工业化进程。中国金融业的稳定繁荣为经济改革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和保障。40余年来，人民币存款从1978年的1155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177.5万亿元，增长了1536倍。信贷增长也是巨大的。人民币各项贷款从1978年的1890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136.27万亿元，增长了720倍。同期，GDP从1978年的3624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90万亿元，增长了247倍；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1132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18.34万亿元，增长了161倍。某种意义上，没有金融业的改革发展，就没有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正是依靠发展，中国金融走出了困境，解决了困扰多年的不良贷款和财务包袱；正是依靠发展，壮大了整体实力和竞争优势，形成了多层次的金融机构和多样性的金融功能，支持社会经济不断前进。
二是，创新是金融改革发展的根本动力，其中制度创新更是激发金融活力的引擎。回顾中国金融业的改革，特别是国有银行改革，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并没有现成的模式、案例可以仿效。改革过程相当艰辛。难的不是产品、服务、技术和管理工具等方面的创新，真正难的是制度创新。面对当时国家财政基础比较薄弱、难以承担国有银行改革巨额成本的现状，创造性运用国家资产负债表、央行资产负债表，利用外汇储备为国有大型银行注资，通过国有大型银行自身核销和市场化剥离相结合的方式处置巨额不良资产，并成功股改上市。大型银行将创新作为驱动转型发展的动力，持续创新体制机制、经营模式、业务市场和产品服务，甩掉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实现了凤凰涅槃。改革的成果，归功于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果断决策和全力推动，这是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取得良好效果的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制度优势和创新保证。
三是，市场化机制的构建贯穿于金融改革整个过程，也是打造现代金融服务体系的必由之路。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真正目的，是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以取代旧有的政府机关式的管理模式；建立风险自担的内控机制，以真正解决风险软约束问题；确立市场导向、利润为主的经营目标，杜绝行政干预下的财政化经营行为。国有银行股改始终围绕重建市场化经营机制这个核心，在完成财务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和公开上市的改革三部曲的同时，集中精力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架构与机制，加强风险管理与内控案防，强化党委的政治核心和领导核心作用，构建了决策科学、执行有力、监督有效、运行稳健的治理机制和模式。
四是，金融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从战略到实施需要各个环节的协同配合和精细推进。中央的决策和改革方案确定之后，能否在实践中得以落实和实现就成为改革的关键。在人民银行、财政部、银监会、证监会、汇金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在广大干部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不良资产剥离和责任追究、机构人员的精简与收缩、人力资源管理改革、引资、定价等艰难任务，为股改上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股改操作的时机、上市地点和上市方式选择等方面也进行了深思熟虑和综合权衡。股改上市后国有银行创造了持续提高资产质量和效益水平、一举由“技术上已经破产”的银行变为国际一流银行的奇迹。
五是，风险管理永远是金融的要义，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是金融改革的底线。习总书记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金融业是经营风险的机构，本身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尽管金融风险与市场环境变化相关，某种意义上具有特殊性和偶然性，但过度扩张、盲目创新，忽视金融运行的基本规律，疏于风险防范才是罪魁祸首。中国国有银行40年的改革发展，成就令人瞩目，但近一半的时间在与不良资产作斗争，教训极为深刻、刻骨铭心。
第三，检验改革成效需要时间，股改后的大型商业银行开启了科学发展的新里程，以优异的成绩向国家和社会交出了一份靓丽的答卷。
中国大型银行通过改革后的发展成果，全部覆盖了改革成本。包括不良资产核销和处置在内的一系列措施，更是“一把钥匙开两把锁”，大大推动了国有企业卸重负、去杠杆和僵尸企业清理。更令人自豪的是，大型商业银行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市场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提升，实现从质量洼地到质量高地、从行政约束到资本约束、从规模导向到盈利导向、从单极支撑到多元驱动、从本土经营到全球拓展、从位居中游到全球领跑的“六个转变”。目前，工农中建四行的资本、盈利规模跃居世界前10强，交通银行资本、盈利规模也位居前20强，工商银行更是连续多年独占鳌头。同时，国有银行股改锤炼锻造出一大批专业的商业银行家，为国内外金融改革提供了一套成功的范例。中国国有银行的改制，没有走前苏联、东欧等国家大规模私有化、外资化的道路，而是在坚持国家控股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市场化改革道路，为国际提供了银行转制和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第四，大型商业银行改革永远在路上，没有终点，需要持续完善公司治理和推动战略转型。
股改上市并不是国有银行改革的终点，它只是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新起点。当前，大型商业银行正处于经济周期、行业周期、科技周期三期叠加的特殊阶段，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改革还任重而道远。大型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需要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独特道路，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三会一层”公司治理架构作用。要高度关注多元经营下的银行公司治理，在做好机构监管、准入监管的同时，突出功能监管、行为监管、协同监管，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深入研究统筹支持实体经济与推动金融创新的关系，坚持实体经济本源，规划和推进创新，增强大型商业银行的国际竞争力。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找准金融服务重点，强化金融服务功能。坚定不移抓好风险管理，加强金融监管，提升监管效率和效能，确保不发生重大的系统性风险；逐步改变重视信贷增量、忽视存量管理的资金管理方式，提升资金配置效率，实现中国金融高质量的转型发展。稳步推进国际化、综合化、信息化改革，深入推进银行业的国际化经营，统筹应用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顺应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化趋势，稳步推进综合化经营；顺应信息科技发展大潮，深入推进数据化银行建设。
总之，这场改革思路之活跃，举措之缜密、成效之良好，完全应载入世界金融业发展和改革的史册。股改的顺利完成，使国有银行获得了凤凰涅磐般的重生，开创了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新篇章。这是中国和世界金融业最精彩的时代。但是，股改成功只是国有银行改革发展的一个新起点。展望未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上，大型商业银行还需作出更大的贡献，而持续推进和深化改革，则是国有银行保持持续发展和良好质量与效益的根本保证。改革发展任重而道远，大型商业银行仍需努力！
本文作者：姜建清/世福资本（中国—中东欧基金）董事长、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
本文来源：中国金融杂志、第一财经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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