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劉敬魯
1
對人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存在者、人的生存究竟由何而定的思考，是海德格爾歷史之思的出發點。從柏拉圖以來的西方傳統形而上學認為，人具有現成的固定的本質，這個本質即是理性，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即在於人有理性。海德格爾認為，西方傳統形而上學的這種對人的思考，是在問“人是什麼”或“人是誰”，這種思路在方向上就是不正確的，因而它關於人的“本質”在於有理性的觀點並未抓住人的根本。
海德格爾提出，人並沒有現成的固定的本質，人的“本質”是在生存中形成的。
這一關於人是一種生存著的存在者的觀點，海德格爾早在1927年發表的開山性著作《存在與時間》中就已明確提出來了。他指出，人這種存在者的“本質”在於它的去存在（Zu-sein）——生存（Existenz），如果人這種存在者談得上“是什麼”的話，那麼這種“是什麼”也必須從他的生存來理解。“此在的‘本質’在於它的生存。所以，可以在這個存在者身上清理出來的各種性質都不是‘看上去’如此這般的現成‘屬性’，而是對它說來總是去存在的種種可能方式，並且僅此而已。”海德格爾指出，只有人具有生存這種方式，這是人和其他存在者的根本區別。由此可見，海德格爾強調的是人的“本質”的生成性、選擇性，把去存在——生存作為人這種特殊存在者的根本規定。
在1946年寫的《關於人本主義的信》中，海德格爾對現代人類歷史特別是現代西方人類歷史進行了第一次集中性的說明。他明確指出，人的身體在根本上不同於動物的機體，這種根本上的不同即在於人的“去生存”（Ek-sistenz），去生存是人所特有的生存方式；傳統形而上學所說的人“是什麼”或人的“本質”，並不在於人有理性，而在於人的去生存；人的“本質”既不是由潛能規定的，也不是由現實規定的，而是由人的去生存規定的。在這裡他把“生存”（Existenz）變成了“去生存”（Ek-sistenz）。
海德格爾在這裡認為，人的這種去生存也即出竅狀態從根本上說並不是由人自身所決定的，而是由“存在本身”所決定的，因為人的去生存即是進入“存在本身的真”。
“人是這樣活動的，即，人是那個此，這就是說，人是存在的澄明。這個此的‘在’，而且只有這個此的在，才有出竅地去生存的基本性質。”也就是說，人的去生存歸根到底是被存在所決定的：“處於其活動中的人只是由於被存在所要求而活動，人只有從這個要求中才‘已經’發現他的活動居於何處。”
問題在於什麼是存在或存在本身。海德格爾在1946年所寫的這封信中所給予的規定是：存在是支配著人的生存、支配著一切存在者的活動過程的既澄明又遮蔽著的到來。應該明確指出，海德格爾對存在的這一規定與他在1935年寫的《形而上學導論》（1953年出版）中對存在的涵義的論述是不同的。在那裡，海德格爾認為，存在是自身湧現著的持續性在場。這也是海德格爾在50年代以後所堅持的關於存在的看法。根據這一看法，存在就是湧現、在場，而沒有支配一切的內涵。相反，在1946年所寫的信中，存在則是支配一切、決定一切的過程。如果存在是指自身湧現著的持續性在場，那麼再用存在來指稱支配一切、決定一切的意義就是不恰當的。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海德格爾在1949年版的《關於人本主義的信》的多個腳註中明確指出，這封信中的存在或存在本身，所表達的是“大行”（Ereignis）的意義，要用大行代替這封信中的存在或存在本身，他在多個腳註中已經這樣做了。而對於大行， 海德格爾指出：“大行是源始的歷史本身。”大行是使一切發生成為可能的自行（Eignen）。因此，海德格爾所說的支配一切的存在或存在本身，實際所指的就是大行。
如果人的去生存是被這種意義上的存在（即大行）所決定的，那麼，這種意義上的存在與人的去生存之間的關係究竟是什麼樣的關係？
首先，存在與人的去生存之間的關係是拋與被拋的關係。
在這一關係中，拋者是存在，被拋者是人的去生存。人的去生存是作為被拋而成其本質的。這就是說，人的去生存本身雖然直接是人自己去生存，但從根本上並不是由人自己所決定的，而是由存在的拋所決定的。
其次，一切存在者的活動都是由存在所決定的，人無法決定其他存在者的活動。
“存在者是否顯現以及如何顯現，上帝與諸神、歷史與自然是否進入以及怎樣進入存在的澄明，是否以及怎樣在場與不在場，都是人所不能決定的。存在者的到來在於存在的命運。”也就是說，人不僅不是自己的主人，而且也不是其他存在者的主人。
最後，海德格爾提出，人在對存在的關係中的生存地位是：人是存在的看護者。
他說，存在在本質上比一切存在者更深遠，因為存在就是澄明本身，存在是作為澄明而存在的；存在的澄明保持著通往存在的近處，人作為去生存著的人就居住在這近處之中；人不是存在的主人，而是存在的看護者，人必須按照存在的命運來看護存在的真，人作為去生存著的人的尊嚴就在於被存在本身召喚到存在的真中去。
這就是海德格爾關於人的生存究竟由何而定的思想。顯而易見，海德格爾的這一思想與近代西方人學強調人對世界的主體性的思想是完全相反的。突出強調人對世界（自然與社會）乃至人對人自己的主體性，是近代人學的主導精神。相反，海德格爾則認為，人的生存是被存在所支配的，人的主體性是在被決定這一前提下的主體性，因而海德格爾所強調的是人的活動的被制約性、被限制性，甚至誇大了人的活動的被制約性、被限制性。實際上，海德格爾關於人的生存被存在所決定的思想正是對近代主體性人學的消解或歷史性反向。這既是西方人學自身發展的邏輯——主體性人學發展到極端必然走向非主體性人學，更是當時西方社會時代狀況的反映。
2
“人的去生存作為去生存是歷史的”。由於海德格爾具有深刻的歷史感，所以，他對人的生存的分析就不可能僅僅停留在人的生存是被存在所拋投這樣一種一般性的理論上，而是必定深入到人類特別是現代人類的生存的歷史中去。他對現代人類的歷史性生存進行思考所得出的結論是：現代人已經處於無家可歸狀態（die Heimatlosigkeit）。
海德格爾這裡所說的現代人（或現代人類），主要是指現代西方社會的人們。對於現代人無家可歸狀態的涵義，海德格爾所提供的是一些一般的提示而沒有比較具體的說明，而目前的國內外海德格爾的研究者對此也還未進行深入的分析。我們認為，海德格爾關於現代人處於無家可歸狀態的思想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涵義：
第一，在海德格爾那裡，現代人無家可歸狀態的實質內涵是現代西方人處於（對）存在的遺忘之中。
如前所述，存在是作為澄明而在的，人作為去生存著的人本來就居在存在的近處，居在存在的澄明之中。但是，海德格爾認為，“今天，人已經不能夠特別地體會並承擔這種居了”。海德格爾說，對於這個存在的近處，他在關於荷爾德林的輓歌《還鄉》的演說中（1943）已從對存在遺忘的經驗出發稱之為“家鄉”了。他對“家鄉”這個詞既不是在愛國主義的意義上來思考的，也不是在民族主義的意義上來思考的，而是在一種本質的意義上即在存在的歷史這一意義上來思考的；同時，他用“家鄉的本質”這個名稱就是從存在的歷史來思考現代人的無家可歸狀態的。海德格爾認為，當荷爾德林吟詠《還鄉》的時候，他關心的是他的“同胞們”在還鄉中找到他們的本質，但他絕不意味著從他的民族的利己主義出發來尋找這本質，相反，他是從歸屬到西方的命運中來看待這本質的，他是要他的德國同胞與各民族一道成為世界歷史性的。“這個歷史性地居的家鄉就是通向存在的那個近處”，“還鄉”就是要回到在存在的近處的自覺地居。現代西方人早已遺忘了存在，遺忘了在存在的近處的居就是在他們家中的居，所以現代西方人處於無家可歸狀態，即找不到家的狀態。因此，“無家可歸狀態是存在遺忘的標誌”。
第二，現代西方人無家可歸狀態的直接表現之一是對地球自然根基的破壞。
海德格爾40年代末在分析技術時認為，技術的“框—架”本質對現代人類是一種極大的危險，在70年代答聯邦德國《明鏡》雜誌記者問時說現代技術已經把人類從地球上連根拔起，所表達的都是這個意思。這表明了海德格爾在現代西方人無家可歸狀態問題上的思想的一貫性，也表明了海德格爾直到晚年也總是深深地思考著現代西方人的歷史，思考著現代人類的命運。
第三，現代西方人無家可歸狀態的又一表現是，歐洲思想已經落後於世界命運的本質進程。
世界歷史已經發展到何處？現代世界的命運究竟怎樣？它包含著什麼樣的意義與要求？人類怎樣才能夠把握世界的命運並根據它的要求自覺地行動？在海德格爾看來，歐洲的思想對於這些關係到人類生存的根本性問題並沒有獲得清楚的認識，它已經落後於世界命運所展開的進程。“迄今為止的歐洲越來越清楚地被迫進入的危險也許就在於，首先它的思想——曾經是它的偉大之處——落到了不斷展開著的世界命運的本質進程的後面，儘管這一本質進程在它的本質來源的各根本點上仍然規定為歐洲的。沒有任何一種形而上學，不管它是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還是唯物主義的形而上學，還是基督教的形而上學，在其本質上而不只是在其追求展開自身的各種努力上還能夠趕上這個命運，這意味著：能夠思著趕上並聚集起現在在存在的完整的意義上還在著的東西。”這就是說，在海德格爾看來，歐洲思想落後於世界命運，從根本上就是落後於存在本身的進程，就是沒有認識到存在的真究竟為何。
第四，在海德格爾那裡，現代西方人的無家可歸狀態還在於他認為現代西方人的信仰價值觀發生了動搖。
西方社會人們的信仰主要是基督教。這一宗教的核心是認為，上帝是神聖萬能的，人生來就有罪，人通過懺悔贖罪可以走向上帝而得救。這是西方社會人們的信仰價值觀的基石，是他們生活的精神支柱。然而，20世紀上半葉的殘酷戰爭和不斷爆發的經濟危機卻無情地向他們表明，他們並沒有因信仰基督教而得救，上帝並沒有把他們從黑暗帶向光明。這就尖銳地提出了是否有一個至上萬能的上帝、基督教信仰是否靠得住的問題。也就是說，基督教在人們心目中的絕對神聖的價值地位發生了動搖，人們在精神上處於徘徊彷徨狀態之中。海德格爾對現代西方人的基督教信仰並沒有明確進行這樣的分析，但他所說的一段話卻證明他把基督教信仰的動搖也看作是現代西方人無家可歸狀態的重要表現。他說，要做到在存在的近處歷史性地居的話，就要斷定：“上帝和諸神是否以及如何對人拒斥自身，黑夜是否以及如何停留，神聖的東西的白天是否以及如何破曉，在神聖東西的開端中上帝與諸神的顯現是否以及如何能從新開始。只有神聖的東西才是神性的本質範圍，而反過來，神性本身又只為上帝與諸神保持這個維度；但只有當存在本身事先並在長期的準備中已經澄明自身並在它的真中已經被認識的時候，神聖的東西才能出現。只有這樣才能從存在來開始克服無家可歸狀態——在這個無家可歸狀態中，不僅人們而且連人們的本質都迷失了方向。”毫無疑問，海德格爾所說的這一切都是對20世紀上半葉西方社會精神氛圍的深刻寫照，他的這些思考是深深地植根於那個時代的歷史狀況、精神狀況之中的。
總之，在海德格爾看來，無家可歸已成了現代西方世界的命運，是現代西方人的嚴峻現實。對此，必須進行追根問底的思考：現代西方人無家可歸狀態的根源何在？
海德格爾認為，現代人無家可歸狀態的根源就在於存在的遺忘。“無家可歸狀態是存在遺忘的標誌。由於存在遺忘，存在的真未被思考。”如前所述，存在遺忘的一個表現就是現代西方人乃至從柏拉圖時代以來的西方人總是隻研究和處理存在者。然而，即使如此，他們也不可能不表象存在，所以，他們或者把存在看作是存在者的“最一般的東西”，或者把存在看作是那個無限的存在者（上帝）的創造，或者把存在看作是有限主體（人）的製造品，這樣，他們就只是從存在者看存在，甚至把存在就看作是存在者，因而沒有思考存在本身，沒有就存在而思存在。
既然如此，他們也就沒有思考“存在的真”。什麼是“存在的真”？從海德格爾的整個思想發展過程來看，海德格爾這裡所說的“存在的真”的意思是：存在的無蔽與遮蔽狀態，存在的既澄明又遮蔽的運行狀況。西方人從柏拉圖以來就由於遺忘了存在而沒有思考存在的真，而到現代西方人幾乎完全執著於存在者時，這一問題就突出出來了。在海德格爾看來，現代西方人沒有思考存在的真，因而也就不知道自己究竟處在歷史的何處，究竟處於什麼樣的歷史階段，究竟向什麼方向前進，不知道自己的現在和未來的命運究竟怎樣。當現代西方人突然處於不期而來的戰爭恐怖、經濟動盪、社會制度的變革之中時，他們對自己未來命運捉摸不定、處於到處找不到自己的家的狀態之中就是必然的了。
但是，存在的遺忘僅僅是現代西方人自身的緣故嗎？僅僅是現代西方人自身沒有記住存在的緣故嗎？決不是。海德格爾認為，從根本上說，現代西方人對存在的遺忘並不是由他們自身的記憶力造成的，而是由存在本身的運行造成的，即，存在本身運行到了以遮蔽自身為主導狀態的階段，由此才有西方人、現代西方人對存在的遺忘。“存在作為發送真的命運，是遮蔽的。世界命運在詩中透露出來，但它作為存在的歷史還未成為明顯的。”正是由於存在的歷史還是隱蔽的，現代西方人才不可能深入思考存在的真，因此，西方人對存在的遺忘、現代西方人的無家可歸，說到底是存在本身運行的命運。這就是說，人類歷史從根本上並不是人類自己決定的，而是存在的歷史、存在的真所決定的。
可以看出，海德格爾對現代西方人無家可歸狀態的思考旨在表明，現代西方人的歷史乃至整個人類的歷史都是被存在所決定的，人類從根本上並不能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人類在歷史中的能動性是有限的，人類在歷史中的作用僅僅在於思考、服從那個支配一切的東西——存在本身。這就說明，海德格爾的現代人無家可歸的思想是一種從根本上消解了人類的主體性的歷史觀，這與他的歷史之思的理論出發點（人的生存被存在所拋投）是完全一致的。
3
對現代人無家可歸狀態的思考，是海德格爾的最重要的歷史之思。無疑，海德格爾的這一歷史之思無論在時代根源方面還是在理論本身方面，都既具有合理意義又具有侷限性。
首先，海德格爾的這一歷史之思的實質精神——人的生存及其歷史是被決定的，是他那個時代的特定狀況的反映，因此，必然既有其產生的時代必然性，又有其時代的侷限性。
20世紀上半葉，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動盪不安急劇變化的時代。在這一過程中，不僅發生了多次大的經濟危機，帶來了嚴重的經濟和社會震盪，而且爆發了兩次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極其殘酷的世界大戰，無情地毀滅了億萬個體的生命，給人們的精神和正常的生活秩序造成了巨大的創傷，同時，社會主義制度的出現及其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對立矛盾，又帶來了複雜的新的歷史情況。這些動盪、矛盾、殘酷、複雜的時代內容，一方面，尖銳地突出了個體生存的嚴峻性，個體生存的命運、價值、意義成了個體必須思考的問題，憂慮、恐懼、煩惱、死亡成了個體生存經常面對的情緒體驗，另一方面，也深刻地凸現了人類歷史的必然性問題，人類能否支配自己的歷史，人類歷史的發展究竟是由什麼決定的，成了迫切要求回答的時代問題。因此，海德格爾的人的生存及其歷史被存在（大行）所決定這一實質精神的時代合理性在於，他認識到了歷史必然性對人類生活的制約作用，反映了人類在那個時代（以至在今天）還無法自由地支配自己歷史的狀況，只不過是把歷史必然性命名為存在或大行罷了。
但是同時，正是由於海德格爾的歷史之思的實質精神是對特定的時代狀況的反映，他的思想也就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本身所造成的侷限。也就是說，如果當時以及今天的人類還不能夠充分認識和自由駕馭人類歷史的必然性而處於其盲目的支配之中的話，那麼人類是否永遠處於這樣的必然王國之中？顯然不是。當人類的生產力高度發達、社會制度高度合理、認識能力高度發展時，人類也就能夠比較容易地認識社會和自然的必然性，能夠比較容易地駕馭它們，從而不再是受必然性盲目支配的奴隸，而是成為自由利用和駕馭必然性的主人。在這樣的時代，海德格爾所說的那個支配人類、支配一切的存在本身（大行），就不再是決定性地支配人類歷史的力量。而在海德格爾那裡，存在本身（大行）卻是人類永遠無法征服、無法駕馭的力量，這實際上是把人類在特定時代受必然性盲目支配的狀況看作是永恆的。這正是海德格爾歷史之思之實質精神的侷限所在。這一侷限說到底又是海德格爾所處的那個時代本身的侷限：人類還處於自己歷史的必然王國之中。
其次，海德格爾關於人的“本質”在於去生存的理論，克服了舊的形而上學而又成為一種新的形而上學。
海德格爾批判傳統形而上學關於人是理性動物的觀點，認為這是把人看成了具有固定本質的現成存在物，指出，人沒有固定的現成的本質，人的“本質”是在去生存中形成的。海德格爾的這種關於人的“本質”的生成論，的確打破了西方從柏拉圖哲學以來一直延續發展的人的本質在於理性這樣一種占主導地位的形而上學人學觀點，是關於人的“本質”的理論的重要進展。然而從更深的層面來看，海德格爾又認為人的去生存本身就是存在的澄明，是被存在所拋投的，人的去生存的歷史，歸根到底是由存在運行的命運所決定的。海德格爾的這種觀點實質上又把人看成具有固定本質的存在者：人的去生存被存在所先驗地決定，人類的歷史被存在所先驗地支配。這樣，海德格爾對人的“本質”的理解就陷入了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他試圖破除傳統形而上學對人的“本質”的靜止理解，提出人是一種生成著的存在者，另一方面，他又把人的“本質”的生成看作是被存在所先驗決定的。海德格爾所陷入的這種矛盾，是他的思想的超越性和時代狀況的滯後性之間的矛盾，即，海德格爾力圖超越傳統形而上學對人的“本質”的理解，但時代的狀況卻是人的生存處於歷史規律性必然性的盲目支配之中。因此，如果說，海德格爾關於人的“本質”在於去生存的觀點是對舊的形而上學關於人的靜止理解的克服的話，那麼，他關於人的去生存被存在所決定的觀點則又是一種新的形而上學人學觀，一種既強調人的本質的動態性又強調人的本質的先驗性的形而上學人學觀。正是由於海德格爾的思想包含著這樣的矛盾，所以，後現代主義的德里達等人認為海德格爾對形而上學的解構並不徹底，批判海德格爾的思想還存在著支配一切的中心（存在、大行），就的確抓住了海德格爾思想（包括歷史之思）的要害所在。
最後，海德格爾對現代人無家可歸狀態的分析，確實觸及到了現代西方人生存狀況的本質內容，但又具有把現代西方人無家可歸狀態的根源僅僅歸結為存在本身的抽象性。
本世紀40年代中葉，西方社會的生產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對大自然的破壞問題已經初露端倪，剛剛從殘酷戰爭的動盪不安中解放出來的西方人也還沒有從信仰觀價值觀的彷徨動搖中完全恢復過來，當時西方人的思想也的確沒有具體地把握住世界歷史的必然性進程。海德格爾對現代人無家可歸的分析，抓住了那個時代西方人社會歷史生活的這些深層內容，深刻地反映了那個時代西方人的精神狀況，表明了海德格爾作為思想家所具有的敏銳性和獨到性。但是另一方面，由於海德格爾把現代西方人這種無家可歸狀態的根源僅僅歸結為存在本身，而並未去揭示存在本身的運行過程、具體機制，即，並未去揭示現代人無家可歸得以發生的必然性，並未去揭示當時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因而他就不能夠具體深入地說現代人無家可歸狀態的根源，不能夠具體深入地說明當時西方社會乃至整個人類社會的歷史。這就是說，海德格爾的歷史之思還停留在存在本身這種一般性的層次上。這也正是海德格爾的歷史之思具有抽象性、“神秘性”的原因所在。
原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7年第04期
閱讀更多 乾元國學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