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丰》有云，“月盈则亏，水满则溢”，用今天的话来解释便是物极必反。事实上，所有事物当达到极致之后，只能出现反弹或者是负面效果。比如，即使是一座面积惊人、综合管理和服务能力极强的城市，承载力同样有一个上限，在这个上限来临之前要及时进行调控，否则就会出现“大城市病”。事实上，这个问题或者说哲学思想几乎适用于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城市，不仅仅是中国。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几乎符合以上所有条件——城市面积全国第一，管理服务能力举世无双（尤其是自营商环境优化改革以来，接诉即办到未诉先办，收获了一大波群众好感和支持），可是依然由于人口规模、人口分布的原因，以及产业结构等原因，造成了“大城市病”，从而阻碍了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根据北京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过去十五年的时间中，北京的新增常住人口超过了八百万人，平均年增长常住人口达到了五十四万人！特别是在新千年以后，也就是二零零一年到二零一五年之间，北京新增人口激增，到了二零一五年之后，北京开始通过各种方式调控人口，才避免了新增人口的“失控”，从而加剧“城市病”。比如，根据相关统计数字显示，在二零零八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圆满举办之后，北京连续三年的新增人口均接近一百万人，成为北京人口激增的高峰期。不过，过去也有人拿国外一些同等发达城市如东京与北京对比，认为东京的人口比北京更多，但是东京的“城市病”如交通拥堵压力并没有北京大。或许的确如此，但是这其中也有一些现实的差别。比如，北京人口巨大多数都集中在中心城区，造成中心城区人口密度已经接近极限，甚至已经高于香港。
根据相关统计数字现实，北京中心城区的人口总量大概在一千两百万左右，如果按照总用地（一千三百七十八平方公里）进行估算的话，北京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已经超过了八千五百人每平方公里。而对比香港，在二零一八年，北京的人口密度大概是七千一百人每平方公里。可见，在北京的中心城区，人口密度远高于香港，特别是东城区和西城区，人口密度已经超过了两万人每平方公里，比东京的核心区人口密度还要高（东京核心区的人口密度是一万两千人每平方公里）！为什么北京核心区的人口密度会如此之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早期的城市规划决定的，由于北京的中心城区承载了包括政府、商务、旅游、教育、医疗、购物等多种职能，造成北京居住流、上班流、公务流、旅游流、上学流、购物流、求医流等统统集中在此，因此造成中心城区交通承载压力极大，从而出现中心城区拥挤不堪，周边地区畅通无阻的情况。
而除了从刚性的人口密度来看，北京中心城区已经远高于香港和日本东京，在另外一些方面也存在现实的差别。比如，我们都知道北京的机动车保有量超过六百三十六万，而且出车率比较高，接近百分之七十（二零一八年的数据），换句话说，就是每十辆车，每天出行的就有七辆车！而东京的机动车保有量比北京高，可是出行率却远低于北京。很多人都认为是东京人综合素质比较高，以及绿色交通四通八达。其实并不完全如此，一个核心的原因是东京的驾车成本太高，倒逼人们选择绿色出行。打比方，以停车费为例，东京不同地区的停车收费标准不同，但是停放在路边或者是商场内的费用，一般在每小时六百日元到一千五百日元之间，换算成人民币大概是三十五元到九十元。此外，在一些中心区域，路边停车还是限时的，一般只能停放半小时到一个小时，超过了时限将面临处罚，罚单一般是一万五千元日元，换算成人民币大概是九百元！
那么东京的违停现象是不是就比北京好呢？其实，在过去，东京的违停现象十分严重，再加上东京的道路不像北京这样横平竖直、宽广大方，因此违停造成了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从二零零六年开始，东京政府无奈之下只好发动民间对违规停车现象进行监督，这也就被称之为“职业杀手”的民间监督员，以此弥补了相关执法人员不足的问题。民间监督员两人一组，分别配备记录仪和数码相机，对于违规停车的车辆进行拍照和贴条。可以想象，贴一张不但要罚款九百元人民币（左右），而且还要扣两分，停车成本未免太高，由此大量的东京人选择绿色出行。
由此可见，疏解北京中心城区的人口是重要任务，目前我们也看到，随着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投入使用，以及产业的向外疏解，北京中心城区的交通拥堵指数明显下降。这不但有益于北京的产业结构转型，也有益于北京的精益化管理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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